《话说陶然亭》发表以前，几乎谁也不认为，邓友梅还是一位描绘北京市民生活的能手。这篇小说泄露了作家生活积累、人物库存和语言贮藏的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秘密。人们刮目相看了、觉得需要重新认识邓友梅了。这篇小说是混杂在当时大量“反思文学”作品行列中的，它以天安门事件前后为社会背景，主题的政治色彩明显；可是我们仍能一眼就把它从大批同期的作品中挑出来：它的人物设计是特殊的，情绪是特殊的，语言色彩是特殊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小说借用“公园”这个市民活动的公共场所之一角，精细地描绘了四位“赋闲”老人的行止；而四个人的身世，经历、处境、心绪都与古城变迁、政治风云暗中牵连，于是，由各个人物的素描联缀成了当时北京市民生活的一幅绝妙的世态风景。从这篇小说看来，邓友梅对新、旧北京城的各色人物、掌故、语言相当熟悉，运笔举重若轻，挥洒自如。人们预计，他在这方面还有潜力。
邓友梅的潜力比人们预料的要深厚得多。当他接着把《双猫图》、《寻访画儿韩》、《那五》、《铁笼山一曲谢知音》等作，一件件抖落出来的时候，人们这才看清，他的创作素材的“箱子”比较阔气，里面玩意儿不少，他仿佛不经心地拿出几个人物，几件“行头”，就够耐人咀嚼的。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从《寻访画儿韩》到《那五》的创作。起先，《寻访画儿韩》令人叹绝，可是旋即听说，与它情节相仿的小说同时又有几篇，这多少令人有点儿扫兴。有人以为邓友梅大约也是道听途说，照猫画虎而已。然而，孰料三个月后，邓友梅又把《寻访画儿韩》里一个叫“那五”的不长进的八旗子弟单独“拎”出来，设立专章，写出了中篇小说《那五》，令人倾倒。现在看得明白，他不是那种靠听了几段趣闻轶事就来写小说的，而是胸有全稿，心中有个社会面，有个世态图卷，有个人物班底。否则，故事你编得出，人物基本轮廓你画得出，却断不会有自己独特的“复述生活”的方式和风格，断不会有这种“京味”纯正的语言。
邓友梅本人并非旗人，原籍也不在北京，何以有此手笔呢？看他写出《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们》，看他写出《喜多秀美村》、《万浪桥》，看他当年写出《在悬皇上》、《沂州道上》，人们都容易理解。因为他曾经是新四军中的一员；早先被抓到日本当过“华工”；解放后进过文学讲习所。可是，人们恰恰没有注意到，他在童年少年时期，居留京津地区，解放后又有较长时期留在北京，反右后一直在基层劳动。粉碎“匹人帮”之前，只有很少人知道他的下落。据说他住在陶然亭一带的民房里，过着类乎隐居实则深入民间的生活。人生道路的曲折坎坷，一度的委屈辛酸，长期与劳动群众的同甘共苦，不可能不对作家的创作产生深刻影响。当我们看完了《在悬崖上》再接着读《双猫图》，且不说风格的变异，那对人生的理解真不知深刻了多少倍！
该怎样称呼邓友梅从《话说陶然亭》到《那五》这一组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作品呢？它们与邓友梅的其它作品在人物、题材，语言上遇异其趣，它们与目前创作中可以明确划分题材的作品也大不一样。邓友梅好象在用另一支笔，另一套语言写作，他涉及的是一个独特而又广泛的社会阶层--市民阶层。要在题材上归类还不大好归。这些小说里，有与工业沾点边的人，如《双猫图》中的人物，但要划归所谓“工业题材”则未免可笑。也有与商业沾边的人物，如《寻访画儿韩》中的人物，倘若归入所谓“商业题材”恐怕也勉强。真可谓无类可归。这种“无类可归”，恰恰说明它们触及了一个在今天还没有得到充分描写的题材领域。我们还会突出地感到，这些小说与我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宋元话本、明清拟话本，有着某种取材和艺术表现上的师承关系。那些古典小说，曾经是城市商品经济繁荣的产物，所描写的是城市各阶层中三教九流的人物，大多“为市井细民写心”（鲁迅语）。由此来看，姑且把邓友梅的这一组小说称为“市井小说”，或“民俗小说”，倒也容易意会。
这些小说的题材和人物，确实处于与多方面生活和人物衔接的“边缘”状态。这是一个有着特定的历史沿革、风俗习尚的题材领域。旧北京城，乃帝都皇城，封建社会给它的大街小巷播下过许多趣闻秘事，也造就过一代又一代的各色市井人物，这里，历史的沉淀物比较厚重，陈旧的意识和生活方式，至今还有最后的地盘。但是，北京又是新中国的首都，革命发祥地之一，对新事物格外敏感，新思想、新人物的力量更为强大。于是，新旧交错，人事沧桑，使这块地面堪称一面时代的镜子，足以折射出丰富的历史生活的色彩，足以折射出社会的演进，人情世态的变迁，风俗习尚的移易。已故人民艺术家老舍，便是一位制作北京风俗画的巨匠。他善于通过三教九流人物生活的变迁，再现社会生括的巨大变迁。他的方法，则往往是“侧面地透露一些政治的消息”。（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邓友梅的这些小说，不但注意继承古典小说的传统技巧，而且受到老舍现实主义作风的显著影响，他确实也主要采用“侧面透露”的方法。
“侧面透露”不是唯一的艺术手法，却是一种符合小说艺术规律的高明方法。处理得好，同样能和那种正面描写政治斗争的作品一样，网罗宽广的社会生活，取得甚大的容量。试看《话说陶然亭》，它所“透露”的“政治消息”还少么？小说开头，对“公园”里从“开园”到“静园”游客随时间更替，有规律的变化情况的精细观察描写，就暗暗透露着那个窒息时期的社会气氛。接下去，妙趣横生，写“老管”想找个清静地方练功而不可得的苦恼：你走进树林刚要作深呼吸，来了几个二十上下的小伙子。左边一个喊“谢谢妈！”右边一个唱“几天来摸敌情收获不小”，后边忽然冲你脑勺大叫一声“我辟着地雷啦……”当年在清晨到过陶然亭的人，绝对承认作者描写的真实。简洁几笔便叫人啼笑皆非，用不着“渲染”、“形容”已可深感那年月折腾得让人没法安生。再接下去，越发奇怪，四个练功老人，朝朝相遇，却互相不通姓名，仅以“茶镜”，“胡子”之类代称，处得十分亲热，“一块溜早二三年了，谁也没打听过谁的姓名住址”。读到这四个人“闻鼻烟”，打喷嚏，念书，拐弯抹角地发议论，我们已完全沉浸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氛围之中了。这开篇不久的三个转折，真可称为绝妙的“三重奏”。这几位老人似乎在尽力逃避现实，逃避政治，好象隐姓埋名的“商山四暗”；其实，他们无不以曲折的方式关心政治，评论政事，表达愤懑。“人民的意志”以奇特的形式由他们深刻地转达出来。当公园外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公园内则是一粟（即‘胡子’）挂画（即那幅在天安门广场挂过的画）、子良（即‘茶镜’）弄箫（即在广场吹奏过的调子）、老管献酒、将军显形，人民的心曲在这公园的角隅得到淋漓尽致的抒发。这是一篇以轻松的形态蕴藏激烈的主题的作品。
《双猫图》同样力透纸背。它照样是在“侧面透露”，在貌似闲适的、轻松的形式下，透过人物的苦笑，微笑，直到纵声大笑发掘深刻的社会内容。它和《话说陶然亭》一样，也是有一股压抑不住的激情潜藏在人物的心底。不过《话说陶然亭》主要表现为一种披带枷锁的愤懑和向往，而《双猫图》则主要表现抛掉精神枷锁后的兴奋和献身的决心。前者是对“四害”的反抗之歌，后者是对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深沉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