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进一步看看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两大人物谱系的内在冲突。继第一阶段在传统制约中的发现之后，作为对民族灵魂探索的深化，在这两个人物领域和其它人物领域中，表现出更加繁复、错综、深刻的灵魂搏斗的情势。我曾说过，前一阶段的文学往往未能进入民族灵魂本身，尤其未能写出灵魂的内在深刻冲突。这该怎么理解？就拿农民来说，难道李顺大抚着隐隐作疼的胸口，王老大背负着精神重担毅然踏进深山，陈奂生在分到粮食后有泪如倾，不是灵魂的冲突吗？是的，在发现阿Q的幽灵不散上，它们是深刻的；但是我们看，包括陈奂生在内，不论是演出照相喜剧的黑娃，大吼一声以为就此轻松了的冯么爸，在卖驴的喜剧中始受惊吓终归放心了的孙三……哪一个不是经情直遂地拥护着农村改革呢？他们似乎没有什么精神上的不安，他们是那么顺利地、心甘情愿地汇入了改革的洪流，农民被描写成为这场历史大变革中的主动角色。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肤浅的乐观，也正是没有真正进入民族灵魂的表现！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许多作家没有意识到作为小生产意识的主要承担者的中国农民与商品经济及其意识是尖锐冲突着的。由于看到跟前实行而拥护变革固然也是一种真实，但它能够掩饰灵魂深处的痛苦这个更高的真实吗！我们都曾热烈祝赞过农民的人的觉醒，但是，现在看来，农民的真正觉醒和解放，还要跋涉怎样的长途啊！面对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时代性转折，对中国农民的灵魂来说，将不啻是面对着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啊！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对几位青年作家的发现给予较高评价。在矫健的《老霜的苦闷》、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张炜的《一谭清水》、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品中，它们的主要人物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仁爱”、“忠恕”、“信义”的情感准则，全都碰上了巨大障碍，渔佬儿福奎在黄昏的河面上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凄和怅惘，老木匠被“不仁不义”的行径气坏了，他们共同感到几千年安身立命的基础正在动摇。老木匠把招睥砸了，老霜扒在墙头怒视着正在发财的茂奎，渔佬儿则把最后一条最大的鲥鱼抛到地上不顾。总之，他们全都愤怒了，这种愤怒是比冯么爸的愤怒更成其为愤怒的愤怒--灵魂底层暴发的愤怒。当然，各个作家怎样评价这种“愤怒”，都各有价值尺度，和道德尺度，有的表现出缺乏充分现代意识的困惑和局面。但不可不看到，这是向民族灵魂的更深掘进，它们已经触及到诸如“仁学结构”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方面了。
由于从相对静态的考察转入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中的动态考察，文学对农民灵魂的探索，相继涌现了更多更新的发现。在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张贤亭的《河的子孙》，郑义的《远村》、张炜的《秋天的愤怒》中，对农民中某一类人的灵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文学透视。野心勃勃、权欲熏心、机诈多变的田家祥，似乎打破了农民的传统的“被动型”形象，让我们对农民血液中狂放燥热的因素刮目相视；主权思想，人治观念，家长专制，闭关自守等封建宗法传统如毒蛇般纠缠他的灵魂。“半个鬼”魏天贵同样打破了我们对农民的传统看法，他是较少中原文化的挟制在西部旷野中诞生的精灵，却又带着一种豪放的民族“自净”能力。“远村”是封闭的，但在历史与审美、道德与审美、自然与审美的矛盾中，显现的是重压下的民族灵魂的苦难而又伟大的延展力。
那么，农民中的强者呢？人的觉醒所必然渴求的强者精神是以什么方式在农民形象中肯定的呢？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了从陕北高原走来的高加林自相矛盾的朦陇形象。高加林是农民母体经历长期的内部骚动后分娩的第一个“逆子”，他是别一个灵魂，向着传统的农民灵魂，向着自己的母体，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灵魂。当然，他并不具有成熟的现代叛逆意识，他的不成熟既是作者的不成熟，也是史史条件的不成熟。一个问题也许随之而来：难道土改中的赵玉林、郭全海（《暴风骤雨》）、合作化中的粱生宝（《创业史》）都不算觉醒者，唯独高加林才是觉醒者吗？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说“人的觉醒、人的发现”的真正含义了。这里所说的觉醒和发现，是指人的主体的解放程度，人的自我实现和人的本质力量实现的程度，它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思想相联系。所以，赵玉林、梁生宝的出现虽也是农民内部的分化，但那是社会政治史意义上的分化，而高加林的出现显示的分化则是思想史意义上的分化。高加林对父辈说：“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作为一个血统农民的儿子又是村民办教师的高加林，以个人奋斗的形式，摆脱土地的努力，试图改变自己--其实是中国农民的历史地位和传统性格，企图改换“农民”二字的原有含义。他的努力暂时失败了。有人拿他和于连索墨尔比较，不是没有道理。他们处于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条件，但用人类思想史和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确乎是同胞弟兄。他自身的冲突和他与巧珍的爱情冲突，究其实质乃是商品经济与小农经济、自由竞争与人身依附、朦胧的现代城市意识与中世纪残存的田园牧歌的冲突。这些宝贵的思想固然象萌芽般隐蔽在作品中，高加林固然也只有农民血统而无农民的职业，但是，依我看，这正是新时期文学在农民形象中所要期待和肯定的强者精神的实质。农村经济变革激起的大震荡给文学提供了广阔空间，新时期文学在这方面的成就相当突出。由于我们主要从思潮的意义上进行探讨，不可能对于贾平凹、周克芹、张炜、矫健、张一弓等大批作家及其作品在探索农民灵魂上的不同贡献展开分析。但要指出，他们同时又都还没有完全挣脱传统观念的绳索。高加林回归土地时小说中的谴责声，其实是作者审美把握上的惶惑不定；贾平凹笔下的禾禾、王才们的改革成功似乎非得要以县委书记的表扬，表态、合影留念才能肯定下来，也说明了人物尚未真正“自立”达到“自为”，说明了生活自身和作家的不彻底性。我认为，它还典型地反映出文学本身的两重性困境。问题又回到前面分析改革者形象时的情绪，要超越它，只能寻求更高更深刻的观照点了。
比较起来，这般人的发现、觉醒、解放的浩浩潮流在知识分子中激起的变化，其层次之复杂、走向之歧异、哲学思想之多端，都远远超过了农民。但是，不管知识分子多么敏感和多变，在“民族灵魂”面前，他们与其它民族成员必有同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