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路遥以三年准备三年笔耕的韧劲投入《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中时，他肯定没有汲汲于能否获奖的问题，而只有倾吐他对时代生活的巨大激情的冲动；可是，《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却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这部小说发表和播讲以后，接到过几千封感奋的读者来信，尤其在农村、工矿、基层单位的青年中激起了波澜，形成了文学的社会反应相对沉寂时期里的一个少见的高潮。这就不能不使人重新思量：这部面貌质朴，手法较为传统，甚至题目也颇为平易的作品，何以拥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和生命力。在时间的流水面前，人们发现，这部100多万字的小说，并不是以长度的吓人，或者大事记式的框架显示分量，而是以它的时代内蕴的深度，形象的扎实和情感的凝重，以它的社会历史主题与人物命运主题的巧妙融合，特别是以它对平凡众生心灵世界的开掘所产生的内在力量，来打动人心，并站稳了脚跟的，它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宏大和厚重。
有人曾称这部小说是“农村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也许有失过誉，但是，真正走进这个平凡的世界，我们确实要为它的纷繁、复杂、广阔而感到惊异，小说的时空背景是1975-1985年的十年间。虽然它以双水村里的孙、田、金三个家族各种人物的命运为结构基础，但随着主要人物的足迹涟漪般展开的，却是公社、县城、地市、乃至煤矿和省城里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场景。这里有乡村的动荡，城市的喧嚣，煤矿的风云；这里有各种身份性格的人物之间的各式各样的冲突；这里出现的是不止城乡的多种多样矛盾的交叉、钩连和相互渗透，于是它们交织成一幅广阔而又恢宏的当代生活画卷。它是全景性的，又是整体性的。这其实是路遥自己的艺术追求。他说：“为了使当代社会发展中某些重要动向在作品里得到充分的艺术表述，应该竭力从整体上的各个方面去掌握生活，通过塑造人物（典型），把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的、道德的和心理的矛盾交织成一个艺术统一体。”
不能说路遥已经十分圆满地达到了他的艺术目标。在究竟是血肉交凝的整体还是支离纷披的堆积上，小说并非处处达到化境。但是，作家毕竟抓住了两种最基本的结构力量，那就是史与诗：纵向的史的骨架与横面的诗的情致的融合，对社会历史走向的宏观把握与对人物命运、心灵的微观透视的融合。没有史的骨架作品无以宏大，没有诗的情感作品难以厚重。总的说来，《平凡的世界》是通过人物命运的历史化和历史进程的命运化，力图概括我们当代生活中的最重大的思潮和某些本质方面。
的确，《平凡的世界》是一幅巨型的、动态的图画，一切都在或急遽或缓慢地转动着。应当说，小说截取1975-1985年这个时段是很有眼力的。这是一个历史大转折的年代，一个对于我们民族生活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的时期。它密集着多少重大事件啊，“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三位国家领袖人物的相继逝世、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冤假错案、农村经济改革以至全面的经济改革……纷至沓来的大变动猛烈地摇撼着和革新着我们的社会生活。这个时期我们所经历的，其实是伟大的转移，从极左路线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投入开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时段大约会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热衷研究的材料吧。在小说中，这个过程及其重大事件都有所交代并作为背景浮现着。然而，对于文学来说，罗列史实，铺排事件，或者只是描述历史与人的简单联系，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作家的任务不是为历史或现实编制目录。问题的全部意义在于，能否真正揭示出时代渗透于人的深度，能否从人物的命运和选择中析出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看到、小说中也有这样一些一般化的描写，例如省委书记乔伯年如何立志除旧布新，具体到亲自挤公共汽车解决乘车难问题；原西县委内部田福军与冯世宽的一场又场争论--实事求是与弄虚作假的斗争；还有生产责任制推行之初，队、社、县、地区引起的连锁震荡，所谓“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些顶门杠”的种种情形。不是说这些描不真实，不生动，而是说，它们缺乏心理深度，过于停留在表象层也过于缺乏想象力了。这不是这部小说中诗与史的最佳融合，也不是路遥的真正优势所在。
真正体现出路遥的优势的，乃是与作家生活体验和一贯审美特色密切联系的，对于农村普通人物心灵世界和精神矛盾的出色描绘。在这样的描绘中，往往包含着深长的历史意味。路遥的审美观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认为愈是挖掘普通人的精神底蕴就愈是能够表现时代生活的深层流动，小说中常常冒出这样的句子：“在最平常的事情中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伟大来，”或以不满的口吻说：“人们啊，宁可去关心一个蹩脚演员的琐事，也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的汹涌心潮。”还借人物之口说：“这黄土地养育出来的人，尽管穿戴土俗，但精人能人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稠密，在这个世界里，自有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另一种哲学的深奥。”这些话其实可以看作理解全书的引言的。小说题名“平凡的世界”，也是在强调表现作家的独特审美追求。小说把双水村这么一个闭塞的角隅作为一部大书的描写基点，似在时时提醒人们：隐藏在黄土高原深处的一个村庄尚且处在剧烈变动中，那么社会变革的规模、深度和意义也就可以想见了。
在这里，一切必须以命运史、性格史、心灵史的形式出现。就以双水村大队书记田福堂来说吧，他虽不是小说最重要的人物，却也是个颇见性格光彩和历史深度的角色。此人可说是个乡土政治家，村子里的“强人”。他习惯于在“左”的政治氛围中活动，处事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他既自信又自嘲地想过，无论世事如何变化，“书记只能由这家伙来当”，不是没有道理的。长期政治生活的磨练，使他于貌似随意中即可杀出一串“妙棋”。比如，女儿润叶苦恋着泥腿子孙少安，扰乱了他通过联姻提高政治经济地位的算盘。他很恼火，又不便与女儿正面冲突，就一面派人尽快逼成女儿与县革委会主任之子李向前的婚事，一面巧妙“泄露”孙少安给社员扩大猪饲料地的秘密，找到“让后生下不来台的好茬口”，弄得少安遭受批判还一时不知祸从何来，这个人文化不高，对权力却有高度敏感和警惕，初闻少安要搞责任制的消息，他“耳朵里爆响一声炸雷”，直接反应是“无法无天”，“造社会主义的反”，还想到“公安局的法绳”之类。直觉告诉他，“必须坚决制止”。他的反对并非完全出自个人的狭隘动机，实为某种思想和历史的惯性使然；他的失利也非个人才智的不济，乃个人在历史大潮面前的无能为力。他不是用来反证历史进程的思想符号，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复杂性格：作为一个意志顽强、工于心计的硬汉，他仍在进行悲壮的挣扎。人格的强硬和思想的僵化造成他的悲剧，而他的精神悲剧所折射的历史内容，又非几句话可以讲完。其实，处在命运转捩点上的何止一个田福堂呢？像影子一样追随在田福堂左右的、被戏称为“职业革命家”的孙玉亭，是个“心爱的空忙”着的带几分滑稽意味的角色。但他自己是决不以为滑稽的。他的热衷于张罗会议、搞形式上的轰轰烈烈，欣欣然于抛头露面，惯会见风使舵，乃是畸形政治生活的一个沉重遗产，待到生活转入商品经济，转向务实，他成为一筹莫展的“失业者”，也就毫不足怪。问题是，他那一眼即可望穿的浅薄，并不使人厌憎，反倒引起了我们深深的同情，可见这个人物的社会底蕴也就并不浅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