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巨卿鸡黍死生交》讲述了范巨卿与张元伯之间超越生死的情谊信义。汝南张元伯在应举途中结识了山阳范巨卿，二人一见如故，遂结为兄弟。分别之际，范巨卿许诺来年重阳时到张元伯家中登堂拜会。然而范巨卿回家之后，“为妻子口腹之累，溺身商贾中”，忘记了约定，直到重阳那天才想起。为了能赶上约期，范巨卿自刎身亡，鬼魂日行千里，终于在重阳夜里赶到汝南，见到张元伯。张元伯听闻鬼魂诉说，哭至昏死。翌日张元伯拜别母亲和弟弟，前往山阳见范巨卿尸身。范巨卿身死已过“二七”，理应下葬，但棺木却在坟前停住不动，任凭拖拽也不前行。正在此时，张元伯赶到，大哭“兄为弟亡，岂能独生耶”，亦自刎而死，死前请求范妻将自己与范巨卿合葬。
这个故事并不是冯梦龙独创的，其题材出自于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独行列传》中记载“操行俱绝”的范巨卿重情重义，与张劭、陈平子、孔嵩三人交往的经历。后西晋干宝著《搜神记》，单取范、张二人之间的故事，陈平子和孔嵩便渐渐地被人们忽视了。元代，宫天挺创作杂剧《死生交范张鸡黍》又对这个故事加以改编。《清平山堂话本》中有同名话本《死生交范张鸡黍》，后被冯梦龙收入“三言”中（即本篇），歌颂了二人之间的友情，提倡一诺千金、肝胆相照的精神，把“士为知己者死”作为朋友相处的最高准则。
这篇小说相对于本事，对范、张的故事改动还是比较大的。首先主角范巨卿的身份就发生了变化。《独行列传》中说：“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也，一名氾。少游太学，为诸生，与汝南张劭为友。”而在《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中，范巨卿“世本商贾，幼亡父母，有妻小。近弃商贾，来洛阳应举”。从“少游太学”到“世本商贾”，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身份的变化，这和明清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商业经济的繁荣，城市的兴旺，促使市民阶层迅速扩大，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文人士子逐渐改变不屑与商贾为伍的清高态度，缙绅士大夫弃儒经商也屡见不鲜了。范巨卿摇身一变，成了商人，体现出明清时期商人地位提高的时代风貌。但重农抑商的思想在中国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所以范巨卿仍是要弃商贾而从仕，前去应举。
应举的途中，范巨卿投宿客店，身染恶疾，病笃将死。张元伯倾情相助，不仅请大夫为范巨卿诊治，还亲自熬汤喂药，救了范巨卿一命。张元伯因此耽误了科举考试，这让范巨卿感到自责不安，张元伯却说：“大丈夫以义气为重，功名富贵，乃微末耳。已有分定，何误之有？”小说创设了这样一个二人结交的缘由与情境，为之后叙写二人情深义重的种种举动埋下了伏笔。正因为有着这样不同寻常的开端，才会有之后震撼世人的结局。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终于到了分别之时，范、张二人定下鸡黍之约。唐代孟浩然有诗《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鸡黍，指的就是张元伯杀鸡煮黍招待范巨卿一事。“范张鸡黍”一词现在也成为固定成语，用于比喻朋友间的情深义重。鸡黍之约，约期既到，这就涉及小说作者笔下的第二个巨大变动。
在《独行列传》中，约期到来之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饮，尽欢而别”；元杂剧《死生交范张鸡黍》中，范巨卿也是如约到达，感动了张元伯一家；然而在小说《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中，范巨卿却忘记约定了。范巨卿是一信士，信士理应遵守承诺。小说作者为了凸现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对文本加以改造，让范巨卿先是忘约，再为弥补几乎失约之错付出更大的代价。因为听说鬼魂能日行千里，范巨卿于是自杀，让鬼魂代为实现自己对朋友的承诺，最终得以如期赴约。范巨卿以生命的巨大代价来证明朋友之间的情谊和信义。这样，在艺术效果上，小说中“失约”的范巨卿显然要比以往作品中“守约”的范巨卿更令人感动。再者，商人自古被看作是轻信义寡情谊的人，“无商不奸”、“见利忘义”等等词语让世人对商人产生固有的偏见。范巨卿是一个商人，虽其忘记约期是无心之失，但这也体现出一种商人薄信的倾向。小说中有诗：“风吹落月夜三更，千里幽魂叙旧盟。只恨世人多负约，故将一死见平生。”随着明清时期经济的发展，时人为利益而轻信义也是一种常态，范巨卿以死亡来彰明信义的行为，对于当时多负约的世人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令其羞愧难当。
第三个巨大的改动，就是张元伯之死。以往的作品中，是张元伯染病身亡后托梦给范巨卿，请求范巨卿前来见自己尸身一面。在范巨卿尚未赶到之时，张元伯的棺木不肯进穴，直至范巨卿“号哭而来”，再“执绋而引，柩于是乃前”。而小说中，冯梦龙运用大挪移的手法，将二人之事进行了转换。冯梦龙写范巨卿因失约自刎，鬼魂日行千里来见张元伯，恳请张元伯前往见自己尸身一面。在张元伯未到之时，范巨卿的棺木亦是拖拽不动。待张元伯赶到，并于棺木之前自刎后，方能将二人下葬。范巨卿以生命的代价去遵守承诺的对象不是薄情寡义之人，同样也是将信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信士。“岂为友朋轻骨肉？只因信义迫中肠”，信义自在心中，所以可以不要富贵功名，可以拜母辞弟，可以用生命来谱写友谊之歌。范、张二人的信义之举是一种相互的重情重义，而非单方的。以诚待人，则人亦以诚回馈之。只有两个都是重情谊、讲信义的人，才能结为生死至交，才能互为对方而死；如果只是一人有信，而另一方无义，必定不能有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故事流传下来。
范张鸡黍的故事从东汉流传至明代，在这篇小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者运用小说的艺术手法，将故事变得更加生动、曲折，两个为情谊、信义而生的艺术形象跃然纸上，感动了无数人。
（卓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