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桥市韩五卖春情》这篇小说所述内容大致如下：临安府新桥开丝绵铺的富户吴防御的儿子吴山，结识了一个私娼韩金奴（韩五）。起初，韩五卖弄风情，强行搬进吴家店铺的空房子里，勾引吴山，与吴山做了露水夫妻。后来，迫于乡邻的压力，韩五不得不搬到别处，但与吴山依旧藕断丝连。韩五好不容易傍上个大款，能轻易断交么？吴山也是色迷心窍，仍然惦记着韩五，许诺以后常去看她。又正时值六月，夏日炎炎，暑气加上纵欲过度，吴山身陷重病。病中梦见冤魂追索，方醒悟自己病因色起。后经做道场，拣回性命。从此改过前非，再不与韩五往来。本故事没有复杂的情节、人物关系，但是从这短短的文章之中，却可窥见当时娼妓的生存状态以及普通市民的心态。
吴山这桩祸事的发生其实是有许多缘由的：吴山贪婪放纵、毫无节制的情色欲望，且不注意养生之道……而韩五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但是对于生活在封建社会底层的韩五来说，她所受到的谴责远远比吴山等人要来得多。这种谴责在于社会对韩五的身份排斥和身份歧视。
南宋洪巽《旸谷漫录》中记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甫长成，则随其资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拾娱侍，名目不一。”这不仅仅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士大夫的社会地位，还可以看出当时整个社会的市民心态。女子依附男性而存在，这已经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认同。
女性出卖色相在当时社会是一种传统民间生计方式，在没有整体社会保障、社会伦理道德与人的生活信念缺失的情况下，女性依赖色相生存便成为一种不可否认的捷径。平民处在生存重压的环境之下，因此产生了一种心照不宣式的默契，并造就了“笑贫不笑娼”的民俗逻辑，形成了“东方不亮西方亮”和来日方长的生存信念与低端的宽容。
明清市民经济发展，歌儿舞女们的身份以及社会处境发生变化，虽然妓女依然被排除于社会公共道德的范畴之外，但是，却出现了一种吊诡的社会认同感——允许“私窠子”，即《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韩五一家三代所从事的职业的存在。她们的营生，隐退了父权这一家庭权威的存在，凸显出隐形的社会权威——即金钱。相比于那些跳出父权制度圈定的人生轨迹，并获得一定的把握自身命运能力的所谓名妓，“私窠子”的出卖色相，更多仅是为生活所迫的无奈，为了生存的需要。她们几乎没有借以换取生存资本的技能，不如那些名妓们几乎个个都长袖善舞，能言善歌，她们追求的仅是一个可以依靠的金主而已。
韩五在失去了父权的庇护之后，只得以色相换取生存的权利。她的道德底线完全屈服于隐性权威。在生存与金钱面前，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是一种生存的本能体现，也是最低下的需求。当生命中最基本的需求都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再与之谈道德、谈尊严，就显得矫情了。这样的女性是值得同情的，没有传统女性的节操观，亦无贞烈观。人高贵的精神需求在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理所当然地泯灭。对于这种地位低下的弱势女性，男性对她们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随意买卖、自由往来，按常理她们不会构成对男子一方的任何威胁。但是，对于小说中吴山的悲剧，世人多将矛头指向韩五。社会忽视了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没有给她们安排一个好的出路，甚至于还一再地苛求这群不幸的女人们。
文中，作者的眼光以及道德判断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对吴山与韩五的交往，作者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方面，他并不反对两人之间的肉欲关系，甚至认为这是男性理所当然的生理需求，从男性的角度来考虑，对吴山的态度是十分宽容的；而另一方面，作品显然想以男主人公吴山因贪图女色而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来警戒世人，立身须谨慎，小节不可轻忽。作者在一开篇就用历史上人人皆知的例子，即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隋炀帝宠萧妃而开汴河，唐明皇专宠杨贵妃而引来“安史之乱”，作为引子来评价本故事，一开始就给人以一种感觉：以下要写的女子就是一个“害人精”，留她不得。作者要世人警戒色欲，认为红颜祸水，对妓女的批评态度何其明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主张情欲、张扬个性的同时，又挣不开根深蒂固的士人的优越感，对妓女出卖色相的行为从骨子里透出一种轻视。
当吴山再次去找韩五时，作者用了这样的四句诗：“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在作者眼里，韩五俨然成为吸食人精髓的“白骨精”了。我们再来看看“三言”中其他以“女祸”为主题的小说中所谓“祸水”的女子，如《计押番金鳗产祸》的庆奴、《乔彦杰一妾破家》的周氏、《蒋淑真刎颈鸳鸯会》的蒋淑真，相较之下，我们所看到的《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的女主人公韩五显得平凡而普通，她并没有蒋淑真不顾一切追求爱欲的强势，没有《赫大卿遗恨鸳鸯绦》中尼姑空照和静真的放荡、胆大妄为……甚至发现，韩五个性还算温顺柔和，心地也颇善良。听说吴山病了，她也很着急，于是“当日金奴与母亲商议，教八老买两个猪肚磨净，把糯米、莲肉灌在里面，安排烂熟”，这就是她慰问吴山的礼物。虽然我们知道这其中有她功利的一面，但是这也不能否认韩五的善良。
当然，作品流露的“女人祸水”观，显示了古代社会女性地位的低下，反映出古代女性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这一立论，今天看来是应该批判的，但在当时，这可能是一个有效诠释，至少它让众看官们意识到男女的纵情放任会给社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除了这样一些借鉴与宣泄的功能之外，韩五的命运还被有意无意地背景化，因为作者需要她作为一个邪恶的符号而存在。在当时，女性在父权社会下地位卑微，这使得她们的话语权被剥夺，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她面临困境时的种种心理活动就无法被正面释放，以致社会舆论对这样一位个性被遮蔽的女性形成了绝对的强势批判，这多少是有些不公正的。
（蓝燕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