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堂春落难逢夫》见于话本小说《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是冯梦龙根据当时社会新闻记事编纂而成的。目前关于玉堂春故事原型，一般倾向于两种说法：一是正德年间礼部尚书王琼之子事，史书不传；一是万历年间王三善事，《明史》有传。后一种说法被普遍认同。
记载此故事的，有《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情史》卷二《玉堂春》、《青楼小名录》卷六《玉堂春》和话本小说《警世通言》卷二十四《玉堂春落难逢夫》等。前三者的内容同出一源，并且文字多有因袭；而《玉堂春落难逢夫》在开头便言道“不似旧刻《王公子奋志记》”，据此可知还有《王公子奋志记》，但是已经散佚。玉堂春故事在文学史上经历了四次演变：第一次演变是由公案到《王公子奋志记》，第二次是经由《王公子奋志记》到《玉堂春落难逢夫》，从小说到弹词本是第三次演变，最后一次则是改编成传奇京剧。冯梦龙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了富有戏剧性的文学加工，使其成为一篇富有艺术魅力的文本。
《玉堂春落难逢夫》讲述的是尚书之子王景隆与青楼女子玉堂春相识、相知、相离而后相聚的爱情故事。故事内容似乎没有多少的新颖之处，然而玉堂春的名字却广泛深入民心，为人熟知，成为“红粉文化”的代称。这之间最直接的原因便在于作者对玉堂春形象的成功塑造。
玉堂春本是大户人家出身，可能迫于生计，被卖到娼门，但她并没有就此消沉，沦落成一般的风尘女子，而是始终渴望这种境况能有个根本的改变。在她“未见其人先闻其名”的开场序幕中就可以看到，公子王景隆要见玉堂春，先是老鸨派了翠红去请，被她以身体不适直接拒绝，她以为此时来的只是一般客人。老鸨自去叫时，仍是“低头不语”，及至老鸨说道公子“年纪不上十六七岁，囊中广有金银”时，她动了心，“即时打扮，来见公子”。一声“知道了”包含了千言万语，都是聪明人，心领神会。她运用聪明才智和颠倒众生的美貌，在众人面前与老鸨对骂，要求老鸨立下“文书执照”，用民众舆论的压力，争取自身利益。身处社会最底层的花街柳巷，玉堂春所经历的都是虚假、奉承、逢场作戏和冷漠的人情，种种的一切，使她看清了当时的世道。当王景隆为了图得和她的一时之欢而散漫使钱时，她苦劝公子“‘人无千日好，花有几日红？’你一日无钱，他翻了脸来就不认得你”，可谓一语点破世道人心。因为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她自然内心对爱情有着浓郁的渴求。她与公子一见钟情，在此后的时日里，无论是“本司院”里的挨打受骂，被骗走、二人强行分开后的泣涕涟涟，还是洪洞大堂上的刑讯逼供，她都忍了下来。被“盗卖”至洪洞，可以说是玉堂春人生的一大转折，也是全书的一个关键点。如若玉堂春甘于做小，只求片瓦栖身也就罢了，但她却容不得自己背叛与公子相别的誓言。就这样，一个美貌善良、历经世故而不世故、对爱情矢志不渝的女子活生生地站在了我们的面前。
玉堂春有胆有识、不畏强权的勇敢性格，使她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虽然一度被老鸨骗卖，但她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为心上人王景隆坚守贞节。这种内在自我意识的抉择力量，是外在恶劣环境无法动摇的。她突破了人们对女子固有的审美观念，即女性敢于夺回自己本该有的爱的权利，追求自由生活，从获得为肉体到精神的全面解放而战，故她成为了“红粉文化”的代称。她身为红粉佳人，出身青楼，本无需受限于礼教束缚，三从四德、七出之条也不是悬在头上的皮鞭。可玉堂春这只本该自由的鸟儿，却始终摆脱不了礼教樊笼之困。与同是内心拥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杜十娘以悲剧收场相比，玉堂春最后终与公子成了“从小”的儿女夫妻，正如有诗叹云：“郑氏元和已著名，三官嫖院是新闻。风流子弟知多少，夫贵妻荣有几人？”但在这完美的结局中，却蕴含着封建礼教对玉堂春的束缚与要求，也恰是她严守了社会对女子的道德束缚与要求，力使自己成为被社会主流接受的人妻者，她才得以获取婚姻的权利。
首先严守贞操。所谓“三从四德”出嫁从夫，不仅仅是对丈夫的顺从、听从，同时还有对丈夫的忠诚不贰与严守贞操。玉堂春与王公子虽未成亲拜堂，却已是事实夫妻。在与王景隆相遇之前，玉堂春仍是完璧之身。王景隆自然以妻之礼相待，待为之千金散尽后，老鸨赶王三公子出门，玉堂春说“我与你是从小的儿妇夫妻”。由此可见，从玉堂春的角度看，她已视王景隆为自己的夫婿，即便与他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玉堂春用计为自己赎了身后，又再次上老鸨的当，被卖与沈洪，但是她依然坚守贞操，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
其次相夫教子。“相夫教子”是封建社会赋予女性的权利与义务。作为一个女人，无论美丽还是丑陋，无论才华横溢还是目不识丁，无论出身高贵还是卑贱，只要能够做到“相夫教子”，帮助男人成就功名，便会被社会所接纳，反之只能不融于社会而惨遭抛弃。玉堂春学李亚仙劝夫君求取功名，“今番作急回家，再休惹闲花野草，见了二亲，用意功书”。最后公子考中功名，玉堂春也因“为教夫婿觅封侯”而获得了婚姻的权利。
最后尊卑有序。在婚姻关系中，本应是先来后到，但实际上却是以尊卑定妻妾身份，这是传统礼教下“父母之命”、“门当户对”所必须遵循的。当王公子带玉堂春回南京老家见亲，玉堂春一见王景隆正妻刘氏即称拜“奶奶”，刘氏说：“姐姐怎说这话？奴在后。”玉堂春说：“奶奶是名门宦家之子，奴是烟花，出身微贱。”敢于夺回自己本该有的爱的权利、憧憬自由生活的“红粉佳人”，却自愿遵循封建礼教对自己的束缚与身份的限制，主动向封建礼教妥协。
玉堂春这样一个内心独立的女性，最终只能在遵循礼教对女性的道德规范的框架下才能获得幸福，原因就在于她身处于男权社会中。男权意识和男权话语的高涨及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使得女性只是男人的附庸，女性想要获得幸福，必须以丧失自我为前提，必须遵循社会立法，必须依照男性的价值观行事。这只拥有强烈自我意识的“自由鸟”，依旧逃脱不了封建礼教强加在女子身上的道德牢笼。
（郑冰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