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时有人问：加入省作协，就是作家了？我无言；又问：加入中国作协，该是作家了吧？我点头，想想，还是摇头；又问：协会主席、副主席，该是作家了吧？我认真思索了一下，还是把头摇了又摇。如果没有威严的领导在旁，我还会冒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那，到底怎样才算作家呢？在被反复追问之后，我提出：您的作品发表之后，某个陌生人偶尔听到您的名字，会“哦”地一声：“您就是某某某呀！”您就是作家；您的大作出版后，素不相识的人会从自己口袋里掏出钱来买下您的一本书，您，也就是作家了。这道理就像种地的叫做农民，做工的叫做工人，讨海的叫做渔民一样简单朴素，而农民和渔民并无协会，因而也无主席；工人倒有工会，而工会主席绝大多数不是工人，反倒有可能是工贼啊！
读了雷景静的小说《下跪》，我想这回不必多费口舌了：他就是作家--他写作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党员，但他的党性原则是很强的。在小说中，雷景静描述的下跪是有选择的：一次是给有钱人和有钱人养的狗下跪，一次是给警察的情人下跪。主人公没有给警察下跪，因为警察是人民子弟兵、人民公仆啊；没有给教师下跪，因为教师是灵魂工程师、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
只能让他们给人民下跪，不能让人民给他们下跪！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也是作家的良知和底线。
说话是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最重要的事，语言的数量决定了人的地位的高低。因此之故，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我当初看完这本书还没想明白他的意思，等他获奖后才悟出这点道理。当然还是现实教会了我读书：很多场合人们都抢着说，不管别人听不听，自己只管说；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有摄像机在场，更是抢得不可开交；上级发信息给下属：“赶紧说！”结果是您说您的，我说我的。有钱人租宾馆搭高台，披红戴绿、张灯结彩地大说特说，没钱人只好在寒冬里沉默不语……全世界都是这个理--日本人唱道：“家兄酷似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我的同事诗人杨雪帆就很少说话。不是没话说，而是说不上。诗人和作家其实都爱说话，不然哪来的抒情长诗和长篇小说。文学，其实也是一种说话。诗人和作家拐了一个弯，还是说话，而且努力说出与人不同的话--这就是文学存在的价值。
《我在吴厝的时候》，莆田作家张旗借东庄这个传奇小镇作背景，替一对当保姆骑摩托车的穷夫妻说话，说的是穷人和富人、老人和青年、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不一样；《青口往事》，福州作家卓惠玉在省城显然是很难说上话，遂传到莆田来，也是替小镇的教师说一通寂寞、惆怅、迷惘的话，当然故事是很好看的，说是富有生活气息和主旋律也不为过。《鲁肃之死》替一千多年前被罗贯中冤枉的古人说话，作家唐宝洪是龙岩市文化局的。《莆田文学》在市外的影响不错，我们感谢外地的作家朋友长年赐稿，提高本刊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