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中华民国”的“医师法”，是一部要不得的“医师法”！
这部“医师法”，本是一种乱拼杂凑的法律，它形成于十九年前（1943年）的9月22日。五年以后（1948年）的12月28日，做过一次修正，可是只改了三个字，其他一切照样施行、照样贻害社会！
最近，听说“立法院”又要修改“医师法”了，站在小百姓的立场，我们不能不关心修改的情况，因为今天从事修改的人，正是六年七个月前通过议案，请政府设立“中医学校”和“中国医药研究机构”的人！他们为历史留下的那次违背时代潮流的记录，在我们小百姓脑袋里还记忆犹新，我们怎么能不关心他们在修改“医师法”时，会不会又闹一次笑话？
为了了解现在的“医师法”如何要不得，我们不得不追溯一下“医师法”是怎么来的。
“医师法”的历史背景:中国人对于疾病的观念本来就是充满迷信色彩的，他们认为生病是神仙赐的，所以若要病好，非得求神问卜不可，而求神问卜的法子则莫过于祷告。所以周武王病了，他的弟弟周公要祷告一阵；孔夫子病了，他的学生子路要祷告一阵。换句话说，能祷告就等于能治病，祷告是“巫”的责任；治病是“医”的专职，“巫医”连称，向来是不分家的。
历史上传说神农、黄帝对于医药的贡献，根本全是鬼话。中国医术比较可考的起源是在殷朝，值得称为鼻祖的是巫彭和巫咸。（《楚辞》中七次提到他们，后来的儒者如王逸、颜师古都以为巫咸是一个人，完全错了！）从这个人开始，算是为中国医术奠定了千古不拔的基础—— 一个巫医不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几千年来，中国医术就一直走不上科学的正路。至多只有医术，根本称不上医“学”。
但是，有一件妙事，中国历代都有披着“革新医术”的外衣的人出现，这种人总觉得他能振衰起敝，刷新一代医术，给病人带来光芒。
从殷朝的皇帝祖甲开始，这种“中医救星”就来临了。祖甲表面上好像取消了卜疾的迷信，但是他所信奉的药物却又完全被玄学笼罩着，根本还在迷信圈里讨生活。后来的扁鹊又是救星式的人物，他宣称“信巫不信医不治”，可是他所信的“医”是什么？还不是诪张为幻的玄谈！
从扁鹊以来，中国历史上代有名医，如淳于意、张机、华佗、王叔和、皇甫谧、葛洪、褚澄、陶弘景、徐之才、巢元方、孙思邈、钱乙、张元素、罗知悌、戴思恭、张介宾、喻昌、陆懋修……这些历朝各代的“岐伯”“雷公”都曾成为中国病人们的偶像，他们的所谓“岐黄妙术”也占据了每一个病人的心房。直到洋鬼子的洋船出现，病人们才开始矛盾起来。
第一个开始矛盾的大名人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他在位的第三十二年（1693年），突然害了疟疾。当时伺候他的黄种御医们人人束手，最后请来了法国鬼子刘应（Mgr Claudus de Visdelou），服下了来自印度的奎宁，才算圣体康复，皆大欢喜。
这件被人忽略的往事，在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给了西方医学一个最有力的声援。在这个声援下，一百六十三年（咸丰六年，1856年）以后，一个默默无闻的老广在广州上了岸，他的名字叫黄宽，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得到医学博士的中国人。
此后的局面是，中西医的对立不再是中国“儒医”与外国“教士医”的争执了，而是黄色皮肤下“国医”与“西医”的斗法了！
一个单凭“祖传秘方”“五运”“六气”“寸关尺”的原始医术，在严格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的面前，不能有丝毫抗衡的能力，这是显然可见的。所以，很快，西方医学便走上了一个反客为主的道路。
清朝道光十五年（1835年），外国人已在中国创办了第一所西医“学校”（Peter Parker的广州基督教医院）。三十年后（同治四年，1965年），中国人创办了自己的第一所西医“学校”（北京“同文馆”特设科学系）。但是很快，在中医的势力逐渐式微的时候，“和平共存”的法子就被想了出来。一些聪明人想出了中西合璧的医学教育，他们最辉煌的试验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由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添设的医学实业馆，招来几十个学生，合授中西医学。可是这个好梦却没做多久，民国以后，中国医术在正派的高等教育里，终于被赶出了大门。
“医师法”与中医：
1913年9月11日，汪大燮做了教育总长。他这任总长虽只不过做了五个月零九天，但是他却主张德政——废去中医。那是民国三年1月间，所谓京师医学会的代表们捅进教育部，请求为他们的“北京（中医）医学会”立案。汪大燮态度强硬，回答他们说：“我决定今后把中医废除，中药也不用。你们请求立案，我办不到。”这下子中医们着慌了，乃纠合各地同业，组成了所谓“（中医）医药救亡请愿团”，由余德埙率领，浩浩荡荡直奔国务院。他们向国务院及各部告状，希望保存中医中药，可是国务院告诉他们说：
……前此（教育）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
这等于明明白白地说，你们中医要怎么样，政府不管你们，可是你们若要想在高等教育里来个中西“兼采”，这是行不通的。
这件旧事现在回想起来，已经快半个世纪了。我们试想半个世纪以前的政教当局，竟有这种眼光、这种气派，我们实在应该称赞他们。
此后是中医一连串倒霉的日子，1923年政府有取缔中医施行细则；1925年又有不许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法令；到了1928年北伐完成后，更在中央卫生会议中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由余岩倡议，主张对中医停止登记、禁设学校、不准宣传、改称中医院为医室、改称中医学校为传习所并禁止招生。余岩在这个提案里大声疾呼：
……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学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
在“科学新医”的基础上，他举出四条废止中医的理由：
一、今旧医所用者，阴阳五行六脏腑经脉，皆凭空结撰，全非事实，此宜废止，一也。
二、其临症独持挠动脉，妄分一部分之血管为寸、关、尺三部，以支配脏腑，穿凿附会，自欺欺人。其源出于纬候之学，与天文分野，同属无稽，此宜废止，二也。
三、根本不明，诊断无法，举凡调查死因，勘定病类，预防疠疫，无一能胜其任，强种优生之道，更无闻焉。是其对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完全不能为行政上之利用，此宜废止，三也。
四、人类文化之演进，以绝地天通为最大关键，考之历史，彰彰可按。可谓绝地天通者，抗天德而崇人事，黜虚玄而尚实际也。（北伐后）政府方以破除迷信，废毁偶像，以谋民众思想之科学化，而旧医乃日持其巫祝谶纬之道以惑民众；政府方以清洁消毒训导社会，使人知微虫细菌疾病之源，而旧医乃日持其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必痎疾等说以教病象。提倡地天通，阻遏科学化，此宜废止，四也。
他的结论是：
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以（废止旧医），此乃国家大计，非区区主奴之见也！
上面这个明智的议案是民国十八年2月提出的。到了3月17日，中医们开始发难了，他们奔走呼号，向政府请愿取消中央卫生委员会的这个提案，并且把这天定为“国医节”。
中医在1914年和1929年遭了两次大“劫”以后，霉运开始好转，好转的重要因素是获得了党国要人陈果夫的支持。1931年4月7日，堂而皇之的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正式开锣，同时在海外及各省设立分馆，在各县设立支馆，声势之显赫，由两年后居然检举卫生署的行动可以想见！而该馆的理事长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医护法大师陈果夫！
无疑，中医在教育上的抬头，必然是在法律上得志的信号。相反的，中医想保持它的地位，必须借助于法律的力量不可。在法律上站住了脚，然后才能进一步在教育上抢地盘，防止颓势或“重振声威”。
中医和中医的卫道者们看准了这一点，所以经之营之，一心以取得中西医在法律上的平等待遇为目标。他们已在正规教育里吃了瘪，绝不甘心再在明文法律上被歧视，于是他们便联合在一起，闹，闹，闹。直到1943年，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由老头子参议员孔庚带头，硬把四十条的“医师法”凑出来为止，才算出了这口气。
“医师法”是怎样凑成的？
我说“医师法”是“凑”成的，绝非夸大其词。凡是有点法制史知识的，都会明白我的话。
原来“医师法”的降生，其孕育过程与宪法、民法、刑法等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的宪法、民法、刑法等的降生可说先天很足，不但有中国传统的法系可循，还可以大量迻译外国的条文，再加上衮衮诸公与明法之士皆集中兴趣于此，故成果之丰硕辉煌，自不消说。可是转过头来看“医师法”，我们就不能不暗叫一声惭愧！追溯“医师法”的背景，我们一点也没有“传统”可循。“传统”所能告诉我们的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不讲究卫生的民族；中华的“医师”只不过是一群江湖术士；文明古国简直没有医药卫生的法律，有的也只不过是“庸医杀人”则“不许行医”或“斩监候”之类，御厨使食物不洁则“杖八十”之类，根本可说是一片空白。到了民国成立，算是在内务部里有了卫生司，但是卫生司是没有实质的，更没有法律规定来做后盾的，事实上的卫生事务是由警察老爷来做。警察厅有分成三科的卫生处，管理防疫保健、医术化验和马路水沟。
所以卫生司等于虚悬，而医药卫生事务在各省市里，都一一变成了地方警务的单行法：北京有它的《京师警察厅取缔医生章程规定》；江苏有它的《检定中医暂行条例》；山西也有它的《不得妄称神方及用其他俗传方药》的明文规定。一般说来，这些单行法订得并不算太坏，至少就那些地方上的狗头师爷来说，已经勉为其难了。例如在广东省的《警察厅取缔医生章程》里，就有未立案医生“不得擅挂西医生招牌行医”“不得开设西医院”“不得开设西医药房自行配制药剂”等规定。其开明进步的程度，即使在今天也无与伦比。在这些地方单行法里，发扬皇汉医术的一群“汉医”显然并未得到什么优待。到了1934年6月，江西省政府独得天下风气之先，设立了专管卫生的机关——卫生处，使中国地方政制在医药卫生方面迈向了现代化，中医的声势自然更受打击。中央政府方面，只见卫生衙门由“司”变“部”、由“部”变“署”，也未看到在实际的立法上对中医有任何帮助。中央卫生机构颁布的法令，以民国十一年3月9日内务部公布的最为具体。内务部公布的法令有两种：
一、《管理医师暂行规则》二十八条。
二、《管理医士暂行规则》二十七条。
前者施用于西医，后者专行于中医。虽然是两全的法令，但对中医的“藐视”却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中国“医士”的合格条件之一，是要“曾经在该地方警察厅考试及格”，这是多么值得玩味的事！而当时的西医并不需要考试，更不要说是由“警察厅”来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