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是人类最早的乐器。从埃及到亚述、从印度到波斯，到处都有鼓的存在。
世界各文化区，鼓的出现是不谋而合的。像西欧、英国那样，连鼓的出现都要仰仗外来的那种情形，实在少有。西欧、英国的鼓，是罗马传过去的。
中国的鼓，远在有文字以前就出现了。随着文化的进步，鼓的演变，也愈来愈复杂。开始有管鼓、教打鼓的官，叫“鼓人”，以八面“雷鼓”祀天神，以六面“灵鼓”助社祭，以四面“路鼓”享宗庙，以及打仗有“鼖鼓”、做工有“鼛鼓”，前者声音又大又快，可助军威；后者声音又小又慢，有工慢慢做，因为“用民之力，宜缓不宜急”。所以这种鼓，是种磨洋工的鼓。在日食、月食的时候，要用“王鼓”，中国古人认为，日食、月食都是“阳为阴所胜”，必须由皇帝亲自出马，“鼓以救之”。这时候，鼓官看皇帝打，他休息。照这个标准看，鼓官平时只是代皇帝劳而已，紧要关头，鼓手就是皇帝。鼓声本是一种强烈意愿的传达，这种意愿，当然当权者最多。所以，最早的鼓声都是替当权者表达意愿的。五代时候，儿皇帝石敬瑭请一个老道来讲经，老道叫张荐明，石敬瑭拜他为师。那时候，已是10世纪，鼓声已经用来表示几点钟了。老道听了鼓声，向石敬瑭说，鼓声虽然只是一种声音，但把许多声音统一起来的，就是它。“夫一，万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这就是出家人逢迎儿皇帝的鼓声哲学。
鼓对当权者而言，既然这么密不可分，那它就成为一种权威的象征。汉光武皇帝抓起韩歆，“置鼓下，将斩之”。杀人为什么要放在鼓下面？鼓声响起和人头落地，是此起彼落的关系啊！
鼓的作用这么大，所以，什么时候击鼓，什么时候不该击，学问很多。传说大禹治水，叫他太太即涂山氏大小姐送饭，约定一听鼓声，就送来。于是大禹化做一头熊，开始做工。挖石头的时候，不小心一块石头击中了鼓面，涂家大小姐以为打鼓了，送饭过来，见到丈夫竟是熊，一扭头就走了。到了嵩山之下，她变成石头，生了大禹的儿子夏启。夏启是中国君主世袭制的老大，是家天下的祸首，追根究底，天下为公的让贤传统被断送，原来是因为那块可恶的石头敲在那张可恶的鼓皮上。
这个是不该击而击，击出了祸，还有该击而不击，也出了祸的。春秋宋国、楚国作战，楚军渡河时，人劝宋襄公迎击，他不肯；等楚军登陆了，人又劝他迎击，他还不肯；直等到楚军上岸后，把阵势摆好，他才下令打，结果大败，受伤而死。死前还大讲原则，说：“君子打仗，不打受了伤的，不捉头发白的。古人用兵，不占地利险阻便宜。就是亡了国，我也不向没摆好阵势的敌人鸣鼓而攻。”中国历史上，有个最能把握击鼓时机的记录：鲁国、齐国之战，齐军一到，鲁庄公就要击鼓，曹刿说别忙。等到齐军击了三次鼓以后，鲁军才击第一次鼓，最后把齐军打败。曹刿的理论是：“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齐军已经衰竭时，鲁军才开始一鼓作气，可以占便宜。
在战场上，鼓有鼓舞士气的作用，人人都相信。鼓舞不起来，就表示有了别的毛病。汉朝时候，李陵打匈奴，发现鼓不灵了，他奇怪“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他判断部队中有了女人。大搜之下，证明判断正确。笑话中女人能使老和尚、小和尚纷纷打鼓，却使李陵的军人“鼓”不起来，真是颠倒众生了。难怪女人亲自出马打鼓，仗一打就赢——宋朝韩世忠夫人前京口妓女梁红玉是也。
鼓的用途，除了前面说的祭祀、示威、作战、督工、报时等以外，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就是传达“下面的声音”。
传说在唐尧时候，就设置了“敢谏之鼓”。《路史》上记：
帝尧陶唐氏置敢谏之鼓。
这种敢谏之鼓，表示大臣如果对皇帝有所谏诤，皇帝欢迎。为什么欢迎呢？王起《谏鼓赋》里说：
先王惧五谏之或替，恐四聪之有蔽，爰立鼓于朝，得为邦之制，臣之击也。
这说出了立敢谏之鼓的目的，就在于怕皇帝听不到该听的声音，而变得听觉有遮蔽了。白居易在《敢谏鼓赋》里，把用鼓的原因做了进一步说明：
大矣哉！唐尧之为盛！鼓者，乐之器；谏者，君之命。鼓因谏设，发为治世之音；谏以鼓来，悬作经邦之柄。
“得为邦之制”，“经邦之柄”，都说明了这种谏鼓的重要。白居易认为，谏鼓是上下交通的一种管道，它的好处是：
用之于朝，朝无面从之患；行之于国，国无居下之讪。洋洋盈耳，幽赞逆耳之言；坎坎动心，明启沃心之谏。
有了它，大家就可以有话直说，皇帝可以听到逆耳之言，臣下背后的讪谤，也就没有必要了。
唐尧时代到底有没有设置谏鼓，不可确知。但这种设置谏鼓的记录，在古书中倒也经常出现：
《大戴礼》保傅：“于是有进善之旌，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管子》桓公问：“禹立谏鼓于朝。”《吕览》自知：“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邓析子》转辞：“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铭。”《路史》：“禹……立谏幡，陈建鼓。”《汉书·贾谊传》：“太子既冠，成人，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淮南子·主术训》：“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后汉书·杨震传》：“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晋书·元帝本纪》：“太兴元年六月戊戌，初置谏鼓谤木。”这些古书中的记载，都证明谏鼓是臣下向皇帝进逆耳之言时的一种道具。所以，谏鼓本身有一种象征作用，象征皇帝给臣下一种“劝他”的机会。有了这些忠臣劝他，他就不会“四聪之有蔽”，就可以推行好的政治。所以白居易说：“鼓因谏设，发为治世之音。”鼓之为用大矣哉！
中国人用鼓来传达“下面的声音”，除了谏鼓以外，另一种是“登闻鼓”。
谏鼓是给做官的劝皇上用的；登闻鼓是给小百姓喊冤用的，两者虽然都传达“下面的声音”，作用却不一样。登闻鼓可算是一种非常上诉。
中国古代小百姓，有了冤，要想法使上面知道；让其知道的方法，是写状子；一写状子，就参加了文书政治；一参加了文书政治，就有被归档的危险，石沉大海。何况，小百姓大都是文盲，不会写状子。所以，直接的办法是喊出自己的冤枉，叫“喊冤”，叫“青天大老爷，小的有冤上诉”。
由于官官相护，小百姓的冤喊不上去。“冤”字在中国文字里，是象形文字，上面是个罩子，下面是个兔子，把兔子罩住，兔子被困其中，当然无辜，正好叫做“冤”。如今小百姓变成兔子，无法免脱，又喊不上去，统治者“天下无冤民”“民自以不冤”的美梦自然就大打折扣了，殊非统治者所愿。
于是，聪明人出来，发明了一种人权道具，就是“登闻鼓”。
登闻鼓是皇宫外面摆设的一种大鼓，鼓一敲，理论上，皇帝可以直接听到，要想官官相护，也护不住。这种敲鼓请皇帝注意的法子，传说出自唐尧时代。但最初敲鼓是大臣劝皇帝用的，不是小百姓喊冤用的。小百姓喊冤，还得等四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