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越此跋之所以钤有“中书省印”，乃是因为《王著千文》之后收藏于崇文院的秘阁之中，而崇文院在制度上则归中书省管辖，故此卷之上不但钤有收藏地的“上阁图书”印，更钤有其管理机构的官印。
周越此跋上所钤的“中书省印”，不但是世界仅存的北宋三省官印，更是宋朝存世最早的三省官印，此印珍贵处，自不待多言。
忠孝之家：
周越跋文最左下角钤有一方“忠孝之家”方印，方3.5厘米，文作九叠，布局匀称丰满，乃是宋代流行的风格。经作者考证，“忠孝之家”印之使用始自北宋钱氏家族的钱惟演，钱氏一族以忠孝承家闻名于世，但钱惟演“忠孝之家”印的原型乃是圆钱状，故作者认为此周越跋文上的“忠孝之家”方印可能是钱氏家族后代所钤。
此“忠孝之家”方印，亦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镇宫之宝——范宽《谿山行旅图》之左下角，但此印因画作本身昏暗而不易分辨印文，以致“故宫”所出版的各种解说出现两种版本，有时将此印释作“忠孝之家”，有时却释作“御□之印”，两者不可不谓相距甚远。但如今通过周越跋文上完整而清晰的“忠孝之家”方印之协助，此一悬宕多年的公案如今真相大明，《谿山行旅图》左下角的不明印确实为“忠孝之家”。这个发现不但为范宽此画之断代增加了更有力的证据，也填补了其长达四百年之久的收藏空白，成为更加流传有绪的世界级名画。
四、结论存世唯一周越真迹，今日所见最早的蜀素作品，保存了最早的宋代皇室收藏印和宋朝三省官印，从这几个“唯”及“最早”的记录，便可以充分感受到周越此跋的珍贵。一件法书在书法、材质及钤印方面都有如此傲人的记录，放眼中国古代书画，周越《王著千文跋》可说是绝无仅有之例。
而借由此跋，破解了范宽《谿山行旅图》的公案，也使得研究黄庭坚书法者，得以一窥其著名“波撇”之师出何处。除此之外，作者在对此跋文上所钤收藏印鉴的研究过程中，也连带解决了几个中国书画史上难解的谜团。
如对宋朝官印的考证，证明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上的“永兴军节度使之印”，确实为南宋奸相韩侂胄所钤。而此印钤者的确定，得以考证出《阅古堂帖》的摹刻时间，并洗刷了另一奸臣贾似道的“恶名”。此外，美国两大博物馆所收藏的中国名画——（传）李成《晴峦萧寺图》和（传）巨然《溪山兰若图》，两幅画右上角的“尚书省印”，二十年前被书画史专家何惠鉴考证为北宋官印，此结论一直被学者们所普遍接受，并借以作为判断此画绘制时间的依据之一，所以这两方“尚书省印”对画作本身的鉴定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但经作者进一步考证，却发现这两方“尚书省印”根本是南宋官印，而非北宋官印！可能比何惠鉴所推测的时间晚了一百年至二百年，亦即这两幅画的断代，如今似乎有加以重新检讨的必要性（尤其是《谿山兰若图》更有可能晚至南宋初年）。
而对“忠孝之家”方印的研究，除了使《谿山行旅图》的“身世”更加明确外，亦使众说纷纭的宋朝《越州石氏帖》，得以借此考证出其摹刻者及摹刻时间。此外，米芾《蜀素帖》卷尾以及存世数幅法书名画上所钤的一方“忠孝之家”印，至今皆无人知晓此印之所有者究为何许人，清宫专家以为是项子京之印，《明清画家印鉴》一书又归之于乾隆名下，而今日“故宫专家”更荒谬地认为此印为宋人之印。如今真相大白，此印乃是清朝初年奸诈狡猾的收藏家——高士奇之印，而作者更考证出此印刻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底，距今正好三百年，岂不巧合？
附录五 周越墨迹研究（王裕民）：
《王著千文跋》乃北宋初年著名书法家周越的存世唯一真迹，对此国之重宝，台湾历史学家李敖已撰一文探讨之。此文乃古今中外第一篇对周越其人其书进行深入研究的相关论文。由于此文，使得中国书法史上久被忽略的周越重新跃上历史舞台，并还其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既为“第一”，其开创之功自当不可磨灭；但相对的，也必有疏失遗漏之处以待来者纠正补充之。故作者此文便是进行此一工作，俾使周越其人其书之研究更加尽善尽美，亦使后人对其能有一番更深入与较正确的认识。
一、《周越跋文》之上呈对象《周越跋王著千文》末署“臣越题”三字，由此三字仅可确知此跋书于御前，至于究竟书于何位宋朝皇帝之前，以及此时周越之职位，则不可知。对于前者，“李文”认为“所以周越这一墨迹‘臣越题’的称臣对象，应是宋真宗，而非宋仁宗”。而后者则未有讨论。对于“李文”之猜测，作者并不认同，且认为要探讨前者之前，必先论及后者。由周越平生之仕宦情形着手，再由此判断周越此跋作于何时以及其称臣对象。此外，《周越跋文》上的“上阁图书”印亦是考证此跋上呈对象的线索之一。
周越之生卒年不详，且关于其人的史料并不多，整部《宋史》除了《艺文志》言其著有《古今法书苑》十卷之外，只有在其兄周起本传中顺带提及“起能书，弟超（越字之误）亦能书，集古今人书并所更体法，为《书苑》十卷，累官主客郎中”，短短二十九字而已。而正史之外，有关周越之事迹只见于少数宋朝笔记小说和私人文集，以及后世研究书法作品之书，但多抄袭前人之言，因此并无太多参考之处。既然有关周越之史料不多，我们有必要从其兄周起身上寻找一些线索，以弥补周越史料之不足。
“李文”说：“他（周起）的生卒不可考，大约与宋真宗、寇准相近。”此言有误。按周起卒于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五月辛亥，此事载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中；而周起卒后数年，其子延隽曾请托王安石为其撰写神道碑，碑文中云周起“春秋年五十九”。故由此推之，可知周起生于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卒于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年五十九。而既然周越为周起之弟，故由此亦可推知周越的生年必晚于公元970年。
周起、周越兄弟皆以能书为世所称，故“每书辄为人取去”。但就历史地位而言，周起在政治上的功名远超过在书法方面，而其弟周越在宋朝政坛虽未曾居高位，但却成为宋初著名的书法大家。周起是真宗咸平元年（998年）进士，累官著作郎、礼部侍郎、枢密副使、户部侍郎、太常少卿等。卒赠礼部尚书，谧安惠。至于周越在宋朝官场上的仕宦经历，目前可考最早者为三门发运判官。据与周越同时之人尹洙（1001—1046年）《书禹庙碑阴》记载：
唐刘公修禹庙碑，题云：“补阙崔巨撰，段季展书。”巨他文犹见五，季展无闻者焉。刘公领财赋有大功，其所与皆天下善士，巨、季展必当时之知名者。
今膳部员外郎周君越，尝为三门发运判官，始以墨本传京师。周君以书名于世，故季展书大为人爱重，四方竞购之，传本既多，字浸缺落。今发运判官屯田员外郎左君瑾，命工楷刻于佗石，且构宇以置旧碑，又扃固焉。左君尝谓予言：“忠州之功、巨之文、季展之书，皆当永其传，不独其书为可宝也。”予嘉左君真好事者，录其言附之新碑之末。宝元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记。
由上文可知，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时，周越官居膳部员外郎，之前曾做过三门发运判官。至于周越何时升任膳部员外郎，此事有史可考。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一十九云：
（景祐三年，1036）冬十月乙巳朔，国子博士周越为膳部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越上所纂集古今人书，并所更体法，名曰《书苑》，凡二十九卷，特除之。越，起弟也。
膳部为官署名，属礼部，掌管酒膳、食料之政，膳部员外郎为次官。但北宋初期的膳部员外郎为六品寄禄官，并不预司务。由上文可知，周越在三门发运判官之后，尚曾担任国子博士，而在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升任膳部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而直到宝元二年（1039年），周越仍位居此职。在膳部员外郎之后，周越又于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改任司勋员外郎，知怀州，旋又改知台州，至于由知怀州改知台州的原因，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五，庆历三年十一月条云：
改新知怀州司勋员外郎周越知台州。河北都转运按察使言越素贪浊，而怀州路当冲要，宜择人以代之也。
周越原本担任司勋员外郎，知怀州，却因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指称其为人“素贪浊”，而改为知台州。
周越在北宋历史上活动的时间，可考之最晚者为庆历六年（1046年），此乃根据清人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书，其卷一百零四收有“种放会真诗题后世二则”，后录有周越一跋，云：
斯书冠世入妙，千古亡对，所谓尽善尽美邪？庆历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越题。
《宋史·周起传》中称周越“累官主客郎中”。成书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的朱长文《墨池编》亦言，周越“仕历三门发运判官，以司勋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迁主客郎中以卒”。可见周越平生仕宦之途至“主客郎中”而终止。唯不知其卒于何年，而在司勋员外郎及主客郎中之间，周越又曾担任何官职，亦不得确知。
综合以上诸书之记载，可以大略得知周越累官三门发运判官、国子博士、膳部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司勋员外郎知怀州、台州，至主客郎中以卒。卒年不详，但可确定在庆历六年（1046年）之后。此外，我们亦可发现一个事实，即周越在宋朝政坛的活跃年代几乎皆属于仁宗时期。因此，作者据此判断，《周越跋王著千文》的年代应为仁宗在位之时；而周越于景祐三年（1036年）之后担任膳部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所以如果我们进一步推测此跋书写的确切年代，作者认为应不出于此时期才是。
除了从周越生平仕宦情形推断《周越跋王著千文》的称臣对象和书写时代之外，此跋前后所钤的两方“上阁图书”收藏印，亦是考证的一项重要依据。据米芾《书史》云：
我太宗秘阁图书之印，不满二寸，圈文皆细，上阁图书字印亦然。仁宗后，印经院赐经，用上阁图书，字大印粗文，若施于书画，占纸素字画，多有损于书帖。近三馆秘阁之印，文虽细，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损书画也。
古籍中有关“上阁图书”印之记载唯见于米芾此书。按米芾之母为宣仁后之乳娘，故芾幼时长于皇宫之内；长大后又曾担任书学博士，故得以遍观内府所收藏的古今法帖名画，因此他才能如此清楚宋朝内府收藏印的情形，并加以比较之。
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五月，在崇文院中建秘阁，以用来收藏原藏于三馆的真本书籍、内府书画真迹和天文方术书籍。秘阁和三馆常合称“四馆”或“馆阁”，皆建于崇文院中，等于是宋代的国家图书馆。既然是藏书之处，则必然亦有各自的“藏书章”，以利辨别馆藏之处。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四月，荣王宫失火，延及崇文院和秘阁，“秘阁三馆图籍一时俱尽”。又至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破开封，三馆、秘阁的藏本书画佚失，“馆阁之储，荡然靡遗”。经过北宋这两次大浩劫，及千百年来的历史更迭，北宋初期官府的数万藏书早已一本不存，甚至在南宋之时也难觅。因而使后人对三馆、秘阁图书的收藏管理情形并不能完全厘清。
但通过米芾《书史》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三馆和秘阁在其藏书上钤有藏书印，而北宋最早的皇家内府收藏印，乃是宋太宗的“秘阁图书”印和“上阁图书”印。
《王著千文》在周越作跋后置于秘阁，逃过荣王宫大火之劫，之后又在金兵入开封前流出宫廷，再次逃过一劫，但却逃不过千年后的满洲“小白楼事件”！
《王著千文》已毁于伪满卫兵之手，其后的历代题跋则只剩周越之跋与乾隆的前隔水题诗，亦是不幸中的大幸矣！
《周越跋文》上前后各钤有一“上阁图书”印，此印为朱文方印，每边长4.7厘米。我们若仔细观察此跋之上的二十五方历代收藏印，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除两方“上阁图书”之外的其他二十三方收藏印，如“中书省印”“秋壑图书”及“忠孝之家”等印，皆钤于此跋前后空白之处，但却唯有两方“上阁图书”印，前一印钤于《周越跋文》开头二字“王著”墨迹之上，而后一印则不偏不倚地钤于跋文末署“臣越题”三字之上，由此便可看出此印的特殊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