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被排斥在“中制”、“中电”等厂之外的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等人，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于1946年初“复员”回到上海。同年6月，他们会同郑君里、孟君谋等，以战前“联华”同人名义，组织了联华影艺社，并租借战前“联华”徐家汇厂址作为摄影场。
“联华”徐家汇厂址，在抗战期间，曾被日伪霸占，成为伪“华影”的第四厂。胜利后，国民党对其作为敌伪财产加以接收，挂上“中制”牌子。经过交涉与斗争，国民党不得不于1946年5月将它归还原主，于是由吴性裁、陶伯逊、陆洁等出面，改组成立了徐家汇摄影场，而联华影艺社也从中获得一部分摄影棚的租赁权。除联华影艺社外，“文华”、“昆仑”也都使用徐家汇摄影场拍片。
联华影艺社成立后，吸收了摄影师韩仲良、朱今明，美工师李恩杰以及由话剧转电影的徐韬、王为一等人；在演员方面，除邀请白杨、舒绣文、陶金等参加拍片外，还招考了一批新人。经过准备后，于1946年9月，联华影艺社开始拍第一部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接着又拍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八年离乱》）。1947年2月《八千里路云和月》完成上映，轰动了当时中国影坛，为战后进步电影创作树立了榜样。
联华影艺社为使中共领导的这一基本阵地更加巩固和扩大，于1947年5月，同昆仑影业公司合并。昆仑公司由夏云湖、任宗德在战后合资经营。由于缺乏创作人员，除与大业公司合拍一部《迎春曲》外，一直没有出品。夏云湖经营影院业多年，在重庆时支持过进步剧运，是一个倾向进步的民族资本家，因而，同意与进步电影工作者合作。联华影艺社与“昆仑”合并后仍名昆仑影业公司，由夏云湖担任总经理兼厂长，孟君谋任副厂长兼厂务主任。联华影艺社拍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八年离乱》）两片，由昆仑公司发行，并接着拍了下集《天亮前后》。
随着昆仑公司的改组，它进一步充实了创作力量。戏剧界的陈白尘、蓝马、赵明、严恭、沈扬等，从“中电”、“中制”撤出来的沈浮、陈鲤庭、孙瑜、白杨、赵丹、黄宗英等，均先后参加了昆仑公司。还有音乐、美工和录音方面的王云阶、丁辰和郑伯璋、丁伯和等，也参加了“昆仑”工作。可谓人才济济，实力雄厚，使昆仑公司成为战后进步电影创作的中心。
它发扬了左翼时期和抗战时期的电影传统与经验，建立了编导委员会，由阳翰笙、史东山、陈白尘、沈浮、陈鲤庭、郑君里等担任编导委员会委员，由阳翰笙、陈白尘先后担任委员会主任，实行集体领导，坚持严肃的艺术作风，保证了昆仑公司影片创作的质量。
昆仑公司的影片制作，在编导委员会领导下，坚持贯彻了战后进步电影以“暴露”和“暗示”为主的创作方针，发展了左翼电影、抗战电影的现实主义和民族文化传统，继《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后，先后拍摄了《万家灯火》、《关不住的春光》、《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和《乌鸦与麻雀》等九部优秀和比较优秀的影片。这些影片绝大多数是描写抗战时期和战后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生活，揭露了反对派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贫困生活和悲惨命运，并一定程度地表现了各阶层群众的觉醒、转变、团结和斗争，很好地配合了当时的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运动，发挥了暴露、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团结教育广大群众的积极作用。这些影片不仅创造了史诗性的社会正剧、悲剧，而且还创造了现实性的讽剌喜剧；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使影片的革命倾向与艺术的真实性达到了高度统一，使传统的美学技法与现代的电影特性达到了良好结合。总之，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一致，是昆仑公司出品的进步电影的最突出的特点和成就。这些影片在编剧、导演、表演以至摄影、音乐、美工等方面，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较之抗战时期乃至战前时期最好的影片创作，都有所发展和提高。
《八千里路云和月》（原名《胜利前后》）是联华影艺社的第一部出品，也是战后摄制的最早的进步电影之一。由史东山编导，韩仲良摄影，白杨、陶金主演，影片于1947年2月公映，受到广大观众热烈欢迎和进步舆论的一致推崇。
影片的故事内容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爱国青年纷纷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家在江西寄居上海姨母家读大学的江玲玉，不顾姨父、母和表哥劝阻，毅然参加救亡演剧队，他们沿京沪线进行抗日宣传。后江玲玉同本队音乐家高礼彬相爱。他们随演剧队辗转各地，坚持了战地服务。又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重庆。玲玉与礼彬在庆祝日本投降的胜利声中举行了婚礼。后又回到上海，寄住于姨母家。这时玲玉的表哥周家荣靠接收大发胜利财，已是声势显赫人物。后玲玉夫妇得老友夏之原帮助，租得一间阁楼住，经朋友介绍，礼彬在小学教书，玲玉在报馆当记者。不久，礼彬得了肺病，玲玉怀孕。在一个大雨的晚上，玲玉下班回家，要写一篇揭发表哥“劫收”罪行的文章，不幸昏倒街头。礼彬久等妻子不归，便和朋友四处去找。这时由大后方回到上海的演剧队同志也来帮助寻找，最后，大家在医院里见到玲玉时，影片结束，意味深长。
《八千里路云和月》以抗战开始至抗战胜利初期为背景，以抗敌演剧队的生活为依据，通过江玲玉、高礼彬为代表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历尽艰辛、服务抗战和战后的不幸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时和战后国民党统治区的真实生活，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战时消极逃跑、胜利后“劫收”发财的事实，有着鲜明的思想性和艺术的真实性。抗战时期，史东山曾在戏剧战线战斗过，他了解演剧队生活和斗争的甘苦；胜利后，他回到上海目睹广大戏剧工作者的失业、贫困以及他自己也被排斥在“中制”之外的境遇，使他深深地感受到生活的不公、社会的黑暗。《八千里路云和月》正是他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概括，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和人民愿望。
《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八年离乱》、下集《天亮前后）》）由蔡楚生、郑君里联合编导，朱今明摄影，白杨、陶金、舒绣文主演。
影片编导之一的蔡楚生，于1937年离开上海去香港，积极开展抗战电影运动。1941年底香港陷落，蔡楚生回到桂林，带病坚持创作。1944年底辗转到达重庆。1945年2月他进“中电”
，担任编导委员会委员。在重庆期间，他目睹这个所谓“大后方抗战中心”的光怪陆离的现象，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真面目。与此同时，他又从周恩来同志处听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这些使他的思想产生了新的变化。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1月冲破重重阻力到达上海，6月，会同郑君里、孟君谋等组建联华影艺社。1947年合并为昆仑影业公司。继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后，于1947年10月，蔡楚生完成了和郑君里联合编导的包括上下集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一部史诗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蔡楚生电影创作的新高峰。影片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和突出的艺术成就，赢得了国内外观众的热烈欢迎，轰动了当时的中国影坛，至今艺术生命不衰。
影片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概括地反映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后这一历史时期的真实生活。上集写：上海某纱厂女工素芬在夜校读书认识了教师张忠良，不久，忠良与素芬结婚，一年后生一儿子取名“抗生”。“八·一三”抗战爆发，忠良参加救护队，奉命撤离上海，素芬和婆婆、孩子回家乡农村居住。在抗战开始的第三年，一家人都历尽战乱之苦。素芬不堪忍受日寇统治，又携婆婆孩子逃回上海，过着辛酸的日子。与此同时，张忠良逃出日寇魔掌，辗转来到重庆。在浪迹街头、生活无着下，他便去找战前认识、现成为著名交际花的王丽珍。王丽珍接纳了他，并为他在其干爸庞浩公开设的大兴贸易公司谋得一职。在王丽珍别有用心地拉拢和腐蚀下，张忠良对公司的种种恶习适应起来，且还做了王丽珍的俘虏。与此同时，素芬在上海的一个残破的晒台楼中，在狂风暴雨之夜，经受着苦难的煎熬，盼望着天亮。
下集写：张忠良与王丽珍同居后，做了庞浩公的私人秘书，周旋于商人掮客之间，成为追慕虚荣的市侩。张忠良回到上海后，住在王丽珍表姐何文艳家里，何的丈夫温经理因附逆被关进牢里，张忠良又与何文艳相勾搭，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这时，素芬久等丈夫不归，生活困苦到断炊地步，只好让儿子到街头卖报，自己受雇温公馆作女佣。不久，王丽珍也来到上海，温公馆举行国庆盛宴。在宾客云集的大厅中，送饮料的女佣素芬，竟碰见了她日夜思念的丈夫张忠良，震惊之下，手中杯盘落地，四座哗然。素芬万分痛苦，在混乱中逃出温家，又遇宵禁被阻街头。王丽珍逼张忠良与素芬离婚。张母在得知实情后遂携儿媳和孙子来温家教训忠良，诉说了素芬八年所受的苦、所尽的孝，劝诫儿子不能抛弃她。但在王丽珍的淫威之下，张忠良又不敢表态。素芬受尽侮辱后，在绝望中偷跑出来，投江自杀！
作者通过这样一个曲折动人的家庭悲剧，反映了战时和战后的社会生活面貌。在影片中有三条情节线索：一条是乡村小学教师张忠良、婉华，投奔山区游击队，战后留解放区工作，尽管表现得薄弱和隐晦，但已能使观众体会到作者借此来暗示当时中国的光明面；一条是素芬公婆和母子所经历的苦难生活，真实地表现了抗战时期沦陷区和国统区人民的贫困与痛苦，有着强烈的控诉作用；与此相对比的第三条是张忠良由一个抗日爱国青年如何走向堕落，混入腐败的上层社会的过程。作者围绕着张忠良还写了庞浩公、王丽珍、温经理、何文艳等人物，这条线索有力地暴露了国民党官僚统治集团不顾民族危机和人民痛苦，大发其国难财和劫收财的罪恶，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影片由三条情节线索的交织发展和对比描写，构成了抗战时期和胜利后中国社会历史的一幅真实的画卷，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