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重新恢复了英国殖民统治，战时完全停顿的电影业开始恢复，拍摄国语片和粤语片的大小公司纷纷成立，先后拍片。
国语片方面，规模较大的是大中华影业公司。它成立于1946年，主要投资人除战时在西南经营戏院业的蒋伯英外，还有战前“艺华”主持人严幼祥，后又有凤昔醉、邵村人、张石川、周剑云等人加入。“大中华”在上海设厂未成，就租用邵村人的南洋公司摄影场拍片，出品对象主要是国内观众和南洋华侨。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负责影片和发行业务。但“大中华”一开始就走上商业化道路，作品水准不高，观众不多，以致经济困难，于1948年6月结束。该公司共拍三十四部国语片和九部粤语片。除“大中华”外，香港还先后成立了十家拍国语片的小公司。如王引创办的“良友”、任彭年创办的“新时代”以及“东方”、“联星”、“时代”、“建华”、“益华”等公司。这些小公司资本短缺，出品极少，除“良友”、“新时代”各拍三部影片外，其余都是一片公司，总共也不过二十来部。国语片出品的增加，是战后香港电影界显著变化之一。
粤语片方面，除“大中华”也拍少数粤语片外，较有规模的是大观声片公司。它是战前“联华”的分厂，后脱离“联华”独立经营，改成大观声片公司后，由赵树任总经理，罗明佑仍担任董事长。其他小公司有“光明”、“友侨”、“四达”、“彩虹”
、“南联”等公司。有几家是影院老板和南洋片商投资的，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赚钱。
战后香港电影业虽然恢复生产，但在最初两年中，由于各公司都是为了赚钱，又缺乏优秀的创作人员，其出品一片混乱，水准普遍不高，直到1948年，大批进步电影工作者由内地陆续转移香港后，情况才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时期出品的影片，不论国语片还是粤语片，除少数是写战时和战后生活，有一定积极意义外，绝大多数是内容不好或落后的商业片。比较好的有：何非光编导的《芦花翻白燕子飞》，写一对青年男女经不住时代考验，女的嫁给汉奸，男的在“接收”中贪污，各落得个悲惨下场，揭露了战时和战后社会的混乱。朱石麟编导的《同病不相怜》，描述上海沦陷时一座公寓中各色人物之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关系，但大家又都是社会中的可怜虫，日寇刺刀下的呻呤者。程步高编导的《乱世儿女》，表现沦陷区知识青年有的抗日、有的当汉奸的不同道路，也不无意义。谭新风导演的《南岛相思曲》，写一抗战青年与马来西亚少女恋爱，因父亲的门第观念造成悲剧。曹雪松编剧、岳枫导演的《三女性》，表现了向上、懦弱和堕落的三种女性的不同生活。还有吴祖光编导的《风雪夜归人》等。内容不好或落后的商业片，有写抗日间谍的，如《间谍忠魂》、《76号女间谍》等，将故事背景改为香港沦陷时期，内容是颂扬国民党特务，都是《天字第一号》影片的仿制品。有表现神怪、凶杀、变态心理的，如《相思债》、《新天方夜谭》和《梦游天国》、《天网恢恢》和《千钧一发》等。
不是描写恐怖杀人，便是模仿美国的阿拉伯神话。有武侠打斗的，如《一代枭雄》、《蛇龙》、《儿女英雄》、《大侠复仇记》和《女罗宾汉》等。还有表现男女爱情和家庭伦理的，如《桃花依旧笑春风》、《龙凤呈祥》、《莫负青春》、《春之梦》等。这些影片，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色彩。
为迎接全国解放、避免反动派迫害，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进步文化工作者除留下一部分坚持工作外，大部分先全撤离上海南下香港，待机转往解放区。电影界的阳翰笙、蔡楚生、欧阳予倩、于伶、史东山、张骏祥、白杨、柯灵、舒绣文、张瑞芳、王为一等，都先后到达香港，会同原来在港的倾向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一起开展了进步电影活动。争取倾向进步的资方合作，于1948年下半年，先后成立了“大光明”、“南群”、“大江”和“民生”影业公司，进行国语片的创作，同时还支持成立了以拍粤语片为主的“南国”公司，进行粤语片的创作。这样，先后摄制出由以群编剧、欧阳予倩导演的写一女艺人不幸遭遇与觉醒，揭示战时“旧的死亡，新的起来”主题的《野火春风》；瞿白音编剧、顾而已导演的表现海边渔村的渔民生活和斗争的《水上人家》；夏衍、葛琴编剧、章泯导演的讽刺地主在临解放时向解放军家属攀龙附凤的《结亲》和章泯编导的反映农民与地主斗争迎接解放的《冬去春来》等国语片。同时还拍摄了优秀粤语片《珠江泪》和《羊城恨史》。这些电影的创作，是解放前夕进步电影的新收获，发扬了30年代左翼现实主义传统，表现了阶级压迫与阶级斗争的主题，反映了电影工作者的革命热情，为新中国成立后香港进步电影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水上人家》由瞿白音编剧，顾而已导演，完成于1949年，是“大光明”第二部出品。影片表现解放前夕海边渔村的生活和斗争。渔行老板麦太公垄断渔市，盘剥渔民；欲逼渔家女阿珠以人抵债，这激起与阿珠相爱的余晋华和其他渔民的愤怒和阻拦。有人提议大家结队到解放了的邻村去生活，唯余伯不同意，这时阿珠被麦太公抢走了，余伯觉醒，决定和大家同走。行前，麦志清、阿宝救出阿珠，并送她到海边。随之麦家管事和爪牙也追来海边，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斗，阿宝为保护余晋华而牺牲，余晋华也将杀死阿宝的管事击落岩下。最后船队向邻村开去。
影片正面揭示了压迫与反压迫斗争的主题。通过对麦太公的描写，揭露了船主恶霸盘剥渔民，强占少女等罪恶；通过对余晋华形象的刻画，颂扬了青年渔民反抗剥削与压迫的斗争。影片还体现了作者为全国胜利而欢欣和对解放区的向往。影片对几个主要人物的描写，都是鲜明的，像麦太公的阴险残暴，余晋华的敢于反抗，七叔的善良，阿珠的聪慧以及余伯的转变等，都比较真实、生动。
《恋爱之道》由夏衍编剧，欧阳予倩导演。完成于1949年5月，南群公司出品。影片故事是倒叙展开的，在圣诞节之夜，由女儿宣布订婚引起父母回顾他们是怎样结合的。20年代初，周家浩和钱兰英是一对恋人。不久家浩离开上海去广州，接着随军北伐。兰英在母亲主持下被迫与世交阔少张鸿昌订婚。后大革命失败，家浩回到上海，兰英不顾母亲反对，坚决与家浩结婚，并随他远走南方。一年后生下女儿元珍，母亲得知予以谅解，他们又回到上海家住。家浩在纱厂工作，不料厂主正是张鸿昌，他已与省长女儿结婚，俨然是个新贵，家浩愤然辞职。抗战爆发后，家浩夫妇带女儿流亡后方，在黔桂铁路某小站上当代理站长。老工人王健很敬佩家浩的耿直为人，其儿子友琛与元珍也相处甚好。后桂林大撤退，难民数十万。张鸿昌也来到此站，以私货冒充军品向家浩要车，家浩不予置理。这时女儿突发肺炎，兰英为救女去找张鸿昌要药，而他要以运走其私货为条件，家浩坚决拒绝。后张鸿昌恼羞成怒，指使随从硬抢车皮开走，老工人在与他们搏斗中牺牲了。抗战胜利后，家浩一家回到上海。最后，家浩望着妻子女儿赞叹地说：“她像她妈，在人生开始的第一步，她就挑选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
影片通过父母回忆他们的恋爱道路，反映了北伐战争前后与八年抗战的一个生活侧面，刻画了两个正直、坚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他们追求婚姻自由与真正的人生，反对不合理的社会，抵制恶势力的压迫。他们的恋爱之道，正是他们的人生之道。他们走了一条艰苦的人生之路，而且女儿又接着走下去，表现了坚定的生活信念。
影片的表演是成功的，几个主要演员都体现了角色的性格特点，洋溢着生活的气息。导演处理也很好，通过优美的摄影、流畅的剪辑体现了剧本的清新朴素、含蓄隽永的艺术风格。
由于进步电影工作者的推动，粤语片也发生了变化。像1948年11月出品的由卢敦编导的《此恨绵绵无绝期》，1949年初出品的由秦剑编导的《满江红》等片，都是有着严肃主题的片子，显示了粤语片的新面貌和新水平。1948年底，以拍摄粤语片为主的南国影业公司的成立，更推动了粤语片的生产。它在进步电影工作者和原在港从事粤语片创作人员的支持和参与下，摄制了《珠江泪》等影片。
《珠江泪》于1949年夏完成。陈残云编剧、王为一导演。创作过程中曾得到蔡楚生的诸多帮助。影片描写战后珠江岸边一个农村，汉奸恶霸官仔贵买通省派国民党专员，摇身一变成为“清乡大队长”。他毒打控告他的农民张九，勒逼大牛子和阿鸡交租纳粮。官仔贵看中漂亮的牛嫂，便施计将大牛子和阿鸡抽了壮丁。他俩逃往广州做了苦力，后被国民党抓去当兵。
在农村，乡长向牛嫂追讨壮丁费，官仔贵乘人之危，买下牛家房屋作抵押，企图污辱牛嫂。
牛嫂也被逼逃往广州表婶家。后被鸨母肥婆三骗去做女佣，企图逼她为娼。官仔贵害怕游击队的活动也逃来广州，一天他到肥婆三家遇见牛嫂，并污辱了她。这时，大牛子和阿鸡溃逃广州，得悉家乡解放。大牛子打听到妻子的去处，牛嫂在妓女阿梅帮助下逃出肥家，辗转与丈夫相见。最后，这群历尽艰辛、苦难的农民，打跑追来的官仔贵后，乘船向解放了的家乡驶去！
影片通过对大牛子夫妇的血泪生活以及重返家乡的描写，表现了解放前夕国统区农村的阶级矛盾和斗争。通过写官仔贵这个人物的作恶多端，暴露了封建势力对农民的残酷压迫。作者写官仔贵的作恶同国民党专员的支持相联系，更深化了影片的主题，揭示了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实质。影片洋溢着作者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
《珠江泪》的导演“不矜才、不使气，让戏和演员凝结在一起，而把导演深藏在观众看不见的地方”。导演很重视对环境气氛的渲染，像横街、窄巷、小食担、盲歌女以及江面渡船等，都表现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增添了生活的真实感。影片公映时受到香港和内地观众的热烈欢迎。评论认为它是“现实主义的粤语片的一个正确的、坚实的、全新的起点”，它“已替未来粤语电影的创作铺开一条道路”；是“粤语片里面一个革命性的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