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3月，共产党领导的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并通过了它的理论纲领。1931年进步力量又共同组织了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各地设有分盟。从此开始了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新时期。
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后，中共即开始关注中国电影问题，并提出了领导电影工作的纲领与措施。这就是1931年9月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通过的《最近行动纲领--在现阶段对于白区戏剧运动的领导纲领》中有关电影的条款。在这个共有六条的纲领中，其中三条是讲电影问题的。纲领指出：“除演剧而外，本联盟目前对于中国电影运动实有兼顾之必要。除产生电影剧本供各影片公司并动员盟员参加各制片公司活动外，应同时筹款自制影片”，“组织电影研究会，吸收进步的演员与技术人才作为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基础”；纲领还强调：“为发动中国电影界的无产阶级电影运动与资产阶级及封建的倾向作斗争，对于现阶段中国电影运动，实有加以批判与清算的必要”。可以说，这是一个旗帜鲜明、内容全面的纲领，为开展左翼电影运动指明了方向。
随着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以夏衍、田汉、阳翰笙、阿英、郑伯奇等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为各公司提供了一批新的电影剧本，使之拍摄出一批题材内容丰富、思想面貌崭新的影片，并推动和影响了整个电影创作的转变与进步。左翼电影，以新的思想、新的题材和新的内容与形式，从不同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特色。因而，它们一扫神怪武侠片之风气，开创了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正如艺术家柯灵所说：“左翼电影运动的影响，与其说在银幕上煽动起了什么危险的革命风暴，毋宁说它开辟了一个时代，拨正中国电影前期混乱的运行方向，使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合流，走到严肃的艺术大道上来。”
夏衍是中国进步电影创作的开拓者和组织者，他又是经验丰富、成就卓著的电影戏剧家。他原名沈端先，浙江余杭县人，生于1900年，早年公费留学日本，在明治专门学校攻读电工技术，但却爱好文学与哲学，参加过当时日本的工人运动与左翼文艺运动。1927年被驱逐回国。同年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秋，他与冯乃超、郑伯奇等发起组织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戏剧团体“上海艺术剧社”，提出了“普列塔利亚戏剧”的口号；还主编了剧社刊物《艺术》和《沙仑》。1930年，按照党的指示，他参加筹备并发起成立了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同年8月，他又发起组织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由于形势的发展，革命的需要，他正式加入明星影片公司担任编剧顾问，后成为党的电影小组的负责人。在这时期，他不仅组织领导了左翼电影运动，同时还刻苦学习、认真写作，为30年代中国影坛先后奉献出《狂流》、《春蚕》等十来部电影剧本。他深知“电影是最富于群众性的、最有力的宣传武器”，其剧本很注意大众化，表现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开放的电影叙事结构。
《狂流》写于1932年，电影摄成于1933年3月，明星公司摄制，导演程步高，编剧丁一之（夏衍化名），摄影董克毅，无声片。它以“九·一八”事变后长江流域发生的空前大水灾为背景，描写了汉口附近的傅庄农民，在小学教员刘铁生带领下，为筑堤防洪与贪污赈灾物资、欺压村民的地主傅柏仁作斗争的故事。其中还穿插了地主女儿秀娟与小学教员相爱，而地主傅柏仁为攀附县长势力、却将女儿许配县长公子李和卿的爱情纠葛。最后，终因暴雨袭来，江水决堤，傅柏仁与李和卿被洪水狂流所吞没……。《狂流》的剧作，结构严谨，叙事完整，情节曲折、动人，人物刻划细致，细节描写真实，语言精练概括，台词富于个性化。
《狂流》是明星公司摄制的第一部左翼电影。它的拍摄，意义重大。由于剧作者世界观的进步，它一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调和思想的影响，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第一次在电影里描写了农村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它以鲜明的主题、深刻的思想以及先进的艺术形象，开辟了我国电影创作的革命现实主义道路，标志着中国电影发展的转变与进步，它是党在电影阵地上揭起的第一面旗帜。
1933年，左翼电影运动兴起，田汉写出了《三个摩登女性》，由联华拍成影片，接着又拍摄了他在1931年写的剧本《母性之光》。这两部电影都接触了社会矛盾，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洋溢着革命的热情。接着，应大力士查瑞龙和彭飞（曾演武侠片）请求，田汉很快写出电影剧本《民族生存》，内容写东北同胞流亡上海后，又遇“一·二八”事变，激起强烈的民族意识，认识到只有坚决抵抗侵略者，才能保卫民族生存，于是拿起武器与敌人斗争。男人参加义勇军，女人参加救护队。剧本很快投入拍摄，由田汉本人导演，查瑞龙、彭飞和洪逗女士主演。
《三个摩登女性》是联华公司所拍的第一部左翼电影，由卜万苍导演，黄绍芬摄影。对这个剧本的创作，田汉在《影事追怀录》中有着生动的说明。现实生活暗示给了他这样一个主题，怎样的女性才算是摩登的？人物的构思也是现实生活提供的。陈若英是从金焰的影迷来信中发现的，虞玉式人物在当时有闲阶级中很多，周叔贞是作者亲眼见到的参加罢工的女接线员，张榆则是金焰的化身。影片的故事正是围绕着一个男性青年电影明星，描写了三个妇女的不同性格和生活道路。青年大学生张榆因抗婚由东北逃往上海，后成了明星，专演无聊的爱情片。“九·一八”后，未婚妻周淑贞与母亲流亡上海，做了电信局的接线员。这时张榆正与南国姑娘虞玉热恋，每天出入歌台舞榭。有一天，张榆突然接到一个劝他改变创作方向的电话，当得知电话是周淑贞打的时，很受启发。“一·二八”战争爆发后，张榆参加了前线工作，这时，一个崇拜他的影迷、痴情少女陈若英来找他，当面表示爱慕之情。后张榆负伤住院，在病房中遇见了参加战地救护的周淑贞，令他十分感动，并向周表示愿恢复婚约。
停战后，已成为富孀的虞玉从香港归来，又找张榆游乐；张对陈若英的一片痴情难酬，便答应与之合作拍一部影片作为纪念。在拍摄女主角自杀一场戏时，陈若英假戏真做而殉情。这时，周淑贞又回到电信局工作，并参加了电信工人的罢工斗争。陈的自杀，周的斗争教育了张榆。使他认识到“只有真能自食其力、最理智、最勇敢、最关心大众利益的，才是当代最摩登的女性”。他拒绝了虞玉的引诱，紧紧握住周淑贞的手。
影片中作者批判了那个追求官能享乐的资产阶级女性虞玉和思想空虚、爱情至上的小资产阶级女性陈若英；肯定和赞扬了热爱劳动、追求进步，并为大众利益而奋斗的女性周淑贞。在周淑贞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美学追求。而张榆虽然在结构上是个中轴人物，贯穿始终，但其思想性格却是个转变人物；影片正是展示了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怎样在抗日民族斗争的时代感召下和在工人阶级的教育下逐渐转变而走向进步道路的，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影片洋溢着剧作者奔放的革命热情。随着世界观的转变，30年代的田汉，在艺术创作上也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在创作方法上，其浪漫主义由消极、幻想已转向积极、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