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启蒙运动是一脉相承的，现代性产生于以启蒙运动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但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从根本上颠覆了人性与价值的二元伦理观。现代性是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产生的，是对现代社会工具理性主义的理论反映。随着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启蒙主义逐渐暴露出自身的缺点，于是现代性就成为哲学家们十分关注的理论问题。[1]卡夫卡《城堡》就颠覆了现代性中对人性的一贯看法。在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中，现代小说首次以象征方式发出了人类所面临困境的信号，具体的小说符号表层到底有什么深刻的寓意或者说到底象征着什么，我们读完小说后，很难说清楚。正是在对现代性解释的疑惑中，现代寓言批评开始兴起。
现代批评引申出了寓言的这种多重指涉性和复义性，认为寓言的方式与现代世界的分裂型是一致的。寓言构成了“那种事物与意义、精神和人类的真实存在相割裂的世界的表现方式”[2]。如果说，“象征”对应着一部理想的整体性的历史，那么“寓言”则对应着颓败与破碎的历史，不再有整体性。[3]
一
现代文学艺术正是在对生活的解读中找到了自我。可以说，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是自我和世界关系的一个对话。
汉娜·阿伦特认为有三次伟大的事件出现在现代的门槛并塑造了其性格：美洲的发现和对整个地球的探险活动；宗教改革运动，剥夺了上帝的存在和僧侣的财产，这个过程是双重性的，是对个人的放逐和社会对财富的不断积累；显微镜的发明和新科学的诞生，把对地球的本质看法从宇宙中疏离出来。这些如果都算不上现代性事件的话，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尽管不能通过一系列的随意性对之进行阐释，因为没有任何事件能说得清楚，但这些现代性的事件仍然发生在没有打断的连续性中，在这连续性中，先例已经存在，先辈们都对之加以命名。但是没有一位先辈能展示这种爆炸的潜流之下的特殊性格，他们在黑暗中聚集力量，突然喷发了。这些先辈的名字与我们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是伽利略和马丁·路德，此外还有伟大的航海家、探险者和发现时代的冒险者，他们都属于前现代。此外，不可思议的小说的逻辑推理，几乎打破了17世纪以来伟大的作家、科学家和哲学家们的内在的一致性，因为他们看到了他们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想到了他们以前从没有想到的思想，这在他们中从来就没有发现过，甚至伽利略本人也没有发现过。这些拓荒者并不是革命者，他们的动机和意图仍然植根于传统。[4]
但是人造卫星的发明，使得我们与我们这个地球的距离越来越远，从而使得人们与这个星球产生了疏离感。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这种疏离感不仅产生在马丁·路德和卡尔文的时代，而且在当前还越来越严重，其结局是无法预言的。现代人缺乏信仰和安全感，即使我们承认现代是突然产生的，它产生之后必然产生无法言说的未来，是传统继承性的丧失，继而信仰的丧失，毫无先兆地将人抛到了虚无的世界之中。甚至造成现代哲学和现代文学都不再关注人类和自我，疏离了大众以及人的灵魂，和人本身。马克斯·韦伯最为杰出的发现就是资本主义只关心财富本身，而根本不关心生活和享乐本身。相反，却造成了世界的陌生化，而不是人的自我异化，成为现代性最为显著的特征。[5]
卡夫卡的研究者有相当一部分反对把《城堡》看成一个寓言，这是从传统的修辞学立场出发，认为寓言是一种小儿科的文体。而实际上，现代寓言批评就是一种严肃的诗学批评，它拒斥单一模式，本身就属于一种“复调性”。
汉娜·阿伦特认为，以语言为材料的诗也许是最人化的和最世界性的艺术，一种最终产品最接近于激发它的思想的艺术。……在诗中，记忆，Mnēmosynē，缪斯之母，直接转化成了回忆，而诗人赢得这种转化的手段就是节律，通过节律，诗就几乎自己固定在了回忆当中。正是这种同活生生的回忆的联系，让诗歌得以在印刷或书写的书页之外保持它的持存性，而且尽管诗的“品质”要取决于很多不同标准，但它的“可记忆性”不可避免地决定着它的持存性，决定着它没有可能永远保留在人类的记忆当中。……不过诗最终还是被“造”出来的，也就是被写下来的，并转化为众多事物中的一个有形之物，不管它曾经如何长久地作为活的口头言说，留在吟游诗人和听众的记忆中。因为记忆以及回忆的馈赠需要有形之物来唤起它们，否则它们就会自行消亡。[6]这也就意味着文学必须以人性为主题，反映人文的东西。文学只有在变成了一个关于人性的话题之后，才能持续地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生存，比由死者不断变易的生命和行动更长久。
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四重奏式的，可以循环往复地演奏下去，也可以在某一旋律上突然停住，而昆德拉对存在的无穷追问是没有终点的。
昆德拉的小说研究的主题是存在问题。这是西方存在主义兴起之后最为主要的一种文学思潮。虽然昆德拉的小说或许不能完全用存在主义来解读，但是他对存在主义的思想却可以被纳入存在主义的大传统中去。昆德拉对“存在”有着自己的独家理解，他认为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东西，存在是人可能存在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就是发现人类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昆德拉认为，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对一个活人的模拟，而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人物，是一个实验性的自我。既然人们的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人能永劫回归，人都是要死的，这恰恰是人的存在获得意义的先决条件。
二
现代性造成人的异化的第一个阶段是以其残酷性为本质特征的，生活和处境的悲惨以及物质资料的缺乏意味着要不断增加劳动力的供应，但是这种对自我的疏离剥夺了家庭财产的双重保护，也即是说家庭在这个世界上的私有份额，直到现代已经封闭了个人的生活过程，劳动活动附属于其必要性。第二个阶段因为社会成为新的生活过程的主题而到来了。社会阶层中的所有成员代替了从前由家庭提供的对其成员的保护，社会孤独感成为一种主宰一切的孤独感，并且越来越成为具有效率的替代物。此外，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生活过程本身的集团性主体，一点也融不进整体之中，共产主义小说成为持阶级观点的经济学家的需要，正如家庭单位曾经为私人拥有的部分世界的代表，其财产、社会都与集团不可触摸的那种集团性拥有了相同的属性，民族国家的版图概念在20世纪已经严重衰落了，在这个民族国家内所有阶层都成为私有的家庭的代名词，而贫穷的阶层则被剥夺了一切拥有。[7]
在此，我们没有时间和篇幅，也没有必要去重复列奥·施特劳斯、保罗·李科尔、海登·怀特、米歇尔·德·舍陶，尤其是最近谢尔顿·波拉克与保罗·科恩诸家的众多论述。这些学者指出，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时间性的经验是以各种不同的叙事或非叙事的方式来记录的，如文学、神话、谱系、艺术、仪式、语言，等等。因此，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历史和文化在文本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对过去以及未来进行阐释的阐释学。
现代性的产生是与帝国和霸权相伴而产生的，是以它消灭了一切弱小民族存在的现代的神话，成为一个个帝国主宰下的殖民地。但是伴随着帝国的瓦解，民族独立运动打碎了帝国的梦想。而不断发展的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将人性压缩在卡夫卡小说中形象的“地窖中的穴鸟”。
现代性以数学作为科学的基础，将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这种极端理性的统治下，理性成为它唯一的口号，正是在这种所谓理性的主宰下，“现代的国家”压抑着人的个性和自由。在所谓理性的专制下，非理性成为失语的一方，被永远打入了地狱。西方启蒙现代性的历史，正是以理性对非理性的胜利而载入了启蒙的历史。现代性这种片面追求功利和享乐主义的方式，武断地剥夺了人们对生活的多种理解和实践，归根结底是线性时间观念的左右所造成的结果。
现代性所面临的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哲学割据必须在对自己的挞伐中才能解放自己，才能重新获得自由。而要获得自由，必须重新研究哲学和文学的人性主题。现代人的时间观念使得自己成为被束缚的动物，但是在佛家哲学的关照下，王维的诗“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就是取消了时间的空间的感受。
现代主义艺术家普遍认识到了人类生存的“困境”问题。“困境意识”不仅是作为艺术家对人类生存内省的一种理论凝练，作为进入人类生活内部的思想指引，而且作为历史的自我主体意识，这是人类生存不屈的自觉表达，人类已经在几千年中忍辱负重地前行，正是通过不断的苦难历练，人类才意识到作为自己的类存在，“苦难意识”是人类生存不断深化的确证，因而也是人类生存不可超越的真实依据。人类心灵的救赎对生存的超越恰恰是人类在“苦难意识”下所达到的永恒境界。
现代艺术家首先意识到了人类整个文明所面临的危机。人类到底从哪里来？要做什么？最终要到哪里去？这是现代文化必须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危机，人类无法救赎并拯救自己，因为人类的苦难由来已久，并且罪孽深重，而现代艺术家更是陷入悲观的境地不能自拔，在这种境遇下，“绝望”成为向希望之乡进发的源泉。
正是对人类悲剧性命运意识的深刻反省，艾略特才展现了《荒原》的精神深度，因为他把基督教衰落看成西方文明的精神荒原，而人类的原罪无疑是造成人类文明衰败的根源。艾略特在《荒原》中揭示了人类的苦难处境，在绝望中寻找人类的出路。而卡夫卡可能是现代艺术家中对人类生存境遇体验最深并且最能以个人化的形式进行存在式表达的小说家。卡夫卡由于个人特殊的经历和孤独感，体现了对人类的苦难意识的理解。卡夫卡使得我们认识到了一种总的世界观，一种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但又不能融合于其中的方式。他的“存在”就是无，是空虚感，是一种无法扎根于其间的真实的痛苦。作为存在主义的伟大作家，萨特和加缪也意识到了人类存在苦难的根源以及逃避的路径。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的这一概念，把人抛入了无休止的生存苦难之中，选择人的自由本质不过是空洞的存在中塞入苦难历史的无偿劳作而已。
现代主义追求超越此在的存在，而“超越性”经常变成对不可知的“彼岸世界”的期待，永恒性的“超越”因获得不可测定的深度性——神秘的伸越进向。“神秘”在现代主义那里成为替代宗教意识的某种观念性意向，这是基督教失落以后，寻找精神归宿的现代艺术最后残留的永远不可企及的希望之乡。
叶芝在《驶向拜占庭》里，把异教思想与人世永恒的苦难混杂在一起，神话经过来世学说的改造变成类似信仰的超越性观念，叶芝在寻找瞬间向永恒转化的神秘的存在意向。瓦雷里的《海滨墓园》是关于时间的永恒性的诗性思考，生与死被推到时间的神秘变化的边界，瓦雷里关于“转化”的思想无疑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设想。当然，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流派都染上了神秘主义的病魔，神秘主义在他们那里不过经常充当不可知的精神归宿。梅特林克的“寂静”是全部存在的疆域，是生命潜流的源泉。只有寻找颤抖的手指去叩开“寂静”的深渊之门，才能倾听到上帝的神秘圣歌，灵魂和上帝的不祥沉默，永恒存在于天边的低语。总之，对于梅特林克来说，存在只有在神秘的“寂静”中才能真正敞开。[8]
要摆脱现代性的危机，必须像英国诗人多恩那样，研究人性的所有方面，对爱情的渴望，对不完美和罪恶的捐弃，必须理解历史和文化的意义，必须诉诸宗教的崇高。多恩的诗歌运用逻辑和智慧的议论，有时在理性的边缘，有时出现在神圣的诗体中。因为他的诗歌表面上是对上帝的倾诉，实际上也是一种痛苦的表白，在他的诗歌中提出了阐释学的疑难问题。在他的《当前是世界的末日吗？》一诗中，说话者反躬自思，剖析自己的心灵，审视基督的画像，试图能画得更为准确一些。诗歌的最后六行，他面向基督虔诚地对话，表达了对上帝即刻说的知心话：
在我虔诚的对上帝的礼拜中
诉说莫名的烦恼，
美貌、智慧、虔诚
皆是朝气的表征：我愿意向你诉衷肠，
罪恶的魂灵是您派来的恐怖的影像
姣好的容颜是虔诚者的魂灵
正是在对自然的关照中，在文学关于人性的关切下，人们才能摆脱自己狭隘的空间和自闭的心灵，获得生活的圆满。现代文学只有恢复人性的主题，才能获得人类自身的解放和自由。
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生活在别处》的第一部《诗人的诞生》中写道：“丈夫的身体，这被裹在套装里或睡衣里的身体，隐蔽而且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的身体已经离她越来越远了，甚至日渐陌生，而儿子的身体时时刻刻依靠着她，当然，她已经不需要给他喂奶了……她带着种奇怪的满足看着儿子徒劳的反抗和最终的投降，看着他违心地一口口吞咽，然后细细的脖子随着吞咽的节奏一起一伏。……”[9]显然作者在这里运用了隐喻的写法，写意识与肉体的矛盾，实际上是借喻意识形态对人性的戕害和作弄，虽然表面上政治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真正的人性还在放出耀眼的光辉。又如，另一处写道：“……而他们在吹口哨，争相发言回击他。轮到雅罗米尔起身，他的眼前一阵发黑，而人群就在他的身后；他说只有革命是现代的，情色令人堕落……”[10]昆德拉采用反讽的手法，描写了政治和历史的可笑，只有人们的沉默和不言自明的人性才是作者歌颂的对象，诗人歌颂的是伟大而崇高的生活，在崇高的生活面前，一切政治都是可笑而蹩脚的。
在剥离了一切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对人强加的道德评判之后，作者实际上在歌颂着一种真正的人的存在性，那便是对自由、人性和生活的崇高的赞颂，这是一切脱离了压抑和被扭曲的真实的生活。昆德拉的小说通过对所谓的社会结构的颠覆，呼唤着一种真实的人性和崇高的生活。
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不断有诗人反对西方工业革命及科技革命的恶果，诗人和自然的刽子手不能共治，因为西方工业革命污染了诗人的家园：田野、晴朗的天空、怡人的乡村风光。而这样的风光只有在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才有这种优美的自然神灵。在中国，恐怕这样的风光只有在唐代诗人的笔下才会有。如唐代著名的诗人罗邺《秋蝶二首》：“秦楼花发时，秦女笑相随。及到秋风日，飞来欲问谁。似厌栖寒菊，翩翩占晚阳。愁人如见此，应下泪千行。”他的另外一首《秋别》：“别路垂杨柳，秋风凄管弦。青楼君去后，明月为谁圆。”《共友人看花》：“愁将万里身，来伴看花人。何事独惆怅，故园还又春。”《凤州北楼》：“城上层楼北望时，闲云远水自相宜。人人尽道堪图画，枉遣山翁醉习池。”《赠僧》：“繁华举世皆如梦，今古何人肯暂闲。唯有东林学禅客，白头闲坐对青山。”[11]
只有在中国诗人的笔下，人间、人和大自然构成了和谐整体，宗教，甚至自然也可成为一种超自然的神灵，因为他们信仰宗教，所以自然也是他们的神灵和心灵的慰藉。
正如陈晓明所说的，“我们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以及‘纯文学’的追寻者，发现自己处在绝路上：背后是‘后现代主义’，前面是商业主义，这条中间的道路当然无力挽救文学失败的命运，在这文化溃败的时代，它不过给文化未亡人——‘哭丧的人’提供一个观望的或是自我救赎的最后领地。……”[12]
可以说，后现代的哲学家，德里达、福柯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将西方所谓的启蒙理性像拆房子一样彻底破解，还原其真相，非理性获得了同理性一样平等的地位。而人类的感情领域内的诗歌创作更是心灵原始的呼唤，所以一旦理性被拆解，必然再次将心灵的呐喊公之于众，人们在获得自身解放的同时，再次拥抱了人性的文学。如艾米丽·迪金森的《奇妙的书》一诗所歌唱的：
没有一艘快速的战舰
能像一册图书
把我们载到遥远的国土。
也没有任何奔驰的骏马
能像一张飞翔的诗页
让我们进入心旷神怡的境地。
即使你赤贫如洗
也没有任何关卡能阻拦
你在书中遨游的步履。
多么廉价物美的战车啊！
你却装满了
人类灵活的珍贵和美丽。[13]
真正能治疗现代性的疾病甚至是生态危机的唯有现代的文学和诗歌，因为后者是站在前者的对立面的，就像科技永远不可能取代人文科学的警示牌一样，现代性离不开人们对它的反省。只有树立人性的文学思想，才能拯救现代性的危机。
注释
[1]李淑梅、马俊峰：《哈贝马斯以兴趣为导向的认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8—379页。
[2]吴晓东：《漫读经典》，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页。
[3]吴晓东：《漫读经典》，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0页。
[4]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pp.248-249.
[5][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170页。
[6][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170页。
[7]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p.256.
[8]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页。
[9][捷克]昆德拉：《生活在别处》，袁筱一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页。
[10][捷克]昆德拉：《生活在别处》，袁筱一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1页。
[11]《全唐诗》卷六五四，第7586—7587页。
[12]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13]黄新渠译：《英美抒情诗选粹》，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