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轩后来从白公馆被转入贵州的息烽监狱。在这座臭名昭著的集中营的院子里，有一棵核桃树上刻有“先忧后乐”四个大字，那便是许晓轩的杰作。他那刚劲有力的刀法，不仅显示了他的雕刻艺术才能，更展示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许晓轩在狱中威信很高，难友们都十分尊敬他。他是个异常爱学习的人，每天早上天刚亮，便开始学习外文。晚上，他利用走道上透进来的微弱光线读书，天天如此。狱中两三年下来，许晓轩不仅能翻译一般的俄文，而且还能用英文读《孙子兵法》。有难友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连这样的书都看？”许说：“既然敌人把我们关在监狱里出不去，那么就既来之，则安之，要充分利用时间学习，为将来有一天出去更好工作打基础。”
1946年7月，军统息烽监狱撤销，许晓轩和罗世文、车耀先、谭沈明等“要犯”重新回到白公馆后，他与共产党员谭沈明、韩子栋等同志组成临时支部，许晓轩任支部书记。在许晓轩的领导下，他们一直在策划狱中的革命志士们的越狱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考察和分析，许晓轩认为韩子栋有机会逃走，因韩当时在狱中小卖部和伙食团干些杂活，有机会逃出魔掌。“能越狱一个人，就走一个人。”这是临时党支部的决定。越狱计划开始了：先由韩子栋利用跟监狱看守一起出去干活的机会，画一张道路、壕沟、岗哨、四周环境的简图回来，再由狱中支部的同志们详尽商量。1947年8月18日，在许晓轩的亲自指挥下，韩子栋利用与看守一起到磁器口街上买菜的机会，趁特务们在茶馆打牌之时，终于逃脱，并历尽艰辛到达延安。解放后，韩子栋担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红岩》中的“疯子”就是根据韩子栋的传奇经历塑造的人物，给广大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此次韩子栋的越狱成功，让特务们一下提高了警惕，他们要许晓轩带头保证不越狱逃跑。许晓轩断然拒绝，因此被罚戴重镣和在烈日下做苦工。然而，敌人的阴谋无法消磨许晓轩的革命意志。
有一天，狱中发生一件意外事：一位无辜的青年难友遭到敌人毒打。“快说，这纸条上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写的？”特务们一边用鞭子抽打这位青年难友，一边逼着他“交代”。
“住手！那纸条是我写的！”突然，一个洪钟般的声音从楼下一室牢房传出。“又……又是你啊！许晓轩，你给我出来！”特务又气又恼地吼道。牢门开了，许晓轩昂首挺胸地走出牢房，坦然地说：“有什么事可以问我。”“这纸条的字是你写的吗？消息从哪里来的？”特务问。许晓轩轻蔑地看了一眼特务手中的那张纸条，说：“消息是你们提供的……”“不可能！”特务叫了起来。“那可不！”许晓轩镇静地解释道，“有次放风的时候，我看见你们的办公室的门开着，我便进去从你们的报纸上看到了这消息。”“你，你敢！”特务听后气得快跳起来。当罪恶的皮鞭正要落到许晓轩身上时，整个监狱响起了“不准打人”的怒号。这声音让特务们胆战心惊，只好当即宣布：“算了算了，今天停止放风。”
许晓轩表现出的这种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高贵品质，使监狱里的难友们异常感动和敬佩。
有难友在放风时问过许晓轩：“如果有一天敌人要枪毙我们的时候，你老许有什么要求？”
许晓轩拢了拢尖尖的下巴，笑笑，说：“真如果在我临死的时候，敌人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就说要看当天的《新华日报》。看完后我死无遗憾了。”
“许晓轩！出来！”这是1949年11月27日夜晚白公馆内特务的叫喊声。这一天，被狱中难友称为“许大哥”的许晓轩将被特务们拉出去枪毙。此刻，许晓轩没能实现他最后想看一份当天《新华日报》的愿望，然而他却以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名义，向有可能留下生命的同志转达他用十年牢狱之苦铸炼出的一个带血的心愿：“……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希望组织上务必经常注意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
说完这句话，许晓轩轻轻地将身上的一件棉衣脱下，然后深情地披在一位难友肩上：“亲爱的同志穿上吧，它会对你有用的。”随即他大步跨出牢房。
刑场上，许晓轩一双蔑视的目光像两把利剑，刺向对他举枪的敌人：“你们这些狗东西也活不了几天，人民必将审判你们！”“中国共产党万岁——！”
面对这样的共产党人，刽子手们的双手在发抖。“哒哒，哒……”子弹穿过英雄的身躯，打在手铐和铁镣上的子弹“当当”乱响，溅出斑斑火星……又一个倒下了。又一批倒下了……“宣灏！”
“文泽！”
……“现在轮到你们啦！快出来吧！”满身沾着烈士鲜血的刽子手们回到白公馆，又开始新一轮的屠杀。
“你这个瞎子，问你一句：还有什么要求？说来我们听听……”特务走到四室牢房，问一向走路都看不清的高度近视者宣灏。
不想，弱不禁风的宣灏淡淡地瞥了一眼刽子手们，微微一笑。“死到临头了，还笑得出来？”刽子手们感到不可思议。宣灏心想，当然要笑嘛！你们不是问我最后的要求吗？我的“最后的要求”是个秘密，只能向狱中的党组织讲，而且我已经在前些日子完成了这项使命。“你们不是想知道我的要求吗？”突然，宣灏愤怒地对几个刽子手大声说道，“那我现在告诉你们——我的最后要求是：我们的生命，是国民党反动派，在人民解放军就要到临的前夕，穷凶极恶地杀害了的！你们既然敢犯罪，你们就应当自己负起责任来！不管你们这些杀人犯逃到天涯海角，都不能放过！当人民法庭审判你们的时候，更不能为你们的甜言蜜语或卑贱的哀恳所哄过！‘以血还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相信我的同志们一定会以同志般的忠诚来满足我——一个追求共产主义的革命者的愿望！”
“妈的，临死了你竟敢还在胡言乱语！”刽子手一听，一拥而上，将宣灏的嘴堵上，然后连推带搡地将他押出牢房。
“文泽！你呢，你在牢里也算是个老资格了，怎么样，也想最后交代几句？”刽子手将凶残的目光盯向另一位“犯人”，他就是已有8年“狱龄”的共产党员文泽。
“算你猜对了。我确实有几句话要说……”文泽是监狱里有名的诗人，早在参加革命前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十三四岁在重庆巴蜀印刷社当学徒时就开始文学创作，常在报上发表诗作。他是新四军部队里一位颇有影响的“战士诗人”，“皖南事变”后被捕，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江西上饶、贵州息烽监狱，后来与许晓轩等一起被押到重庆白公馆。8年牢狱，文泽没有中断过写作，他的《刽子手》一诗曾在难友中广为流传：
……啊，他，他们就是这样的一批——恶棍、流氓、窃贼，可是，这还只是他落寞的时候，很快，他高升坐了办公室，会拍着桌子叫你签字，会替难友找“前程”，运气来了，很快当上了奴才们的头领，“领袖”的耳目，保镖头儿，警犬。失踪、捕杀、关监，搜索到床底，叫声……每一群人里都有他的小狗钻进来窃听，每一个百姓家里都被他的喽啰所暗探。
“你的老伙计许晓轩在外面等着你呢，劝你识相一点！”特务这样威胁文泽。“老许？是啊，你们把老许弄哪儿去了？”文泽一听不由怒从心起。许晓轩和文泽差不多时间被捕，而且又同在贵州息烽监狱待过数年，之后又是白公馆的同室难友，两人情意笃深。其实，就在刚才提走许晓轩的时候，文泽便预感到敌人的屠刀马上会在自己的头顶上落下，现在一切都变成了现实。“同志们，再见了！”“战士诗人”在跨出牢房的一瞬间，突然扬起头颅，一边与留在狱中的难友们挥手告别，一边高声诵道——……呵，兄弟，不用告别，每一颗心都已知道！
呵，快天亮了，这些强盗狗种都已颤栗、恐慌，他们要泄愤、报复，灭掉行凶的见证，他们要抓本钱，然后逃掉。但是你听着：狗们不能被饶恕。血仇要用血来报——！
几分钟后，文泽倒在了他的狱友许晓轩身边。他的这首《天快亮的行凶》的诗稿，就是在他牺牲之前眼见一批批难友被押走杀害时怀着满腔怒火急就而成的。诗稿写成后，交给了同室的一位难友，后来这位难友侥幸脱险时将文泽的诗稿藏在鞋内，今天我们才有可能读到这异常珍贵的英烈诗作。
文泽、宣灏等人是特务们预先计划的白公馆在押“要犯”中最后一批被枪杀的。这场白公馆大屠杀从下午四时左右，一直延续到晚上八九点钟，共杀害28人。其中，谭谟在中三枪后未死，醒来后从尸体堆里逃出来得以还生。
当时监狱里尚有罗广斌等19人是属于徐远举亲手处理的各种“关系”人物，到底如何处理这些人，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仍在犹豫不决。就在这时，特务头目雷天元接到二处徐远举的电话指令，告知他“特区”里的国民党警卫部队天明前将撤离。
“估计共军这一两天就要进城了，务必在明天拂晓前处理完毕渣滓洞的囚犯和白公馆里剩下的囚犯。”电话那头的徐远举异常沮丧地说道。
“这么快啊？”雷天元惊恐地反问了一声，抽动着脸上的横肉，道：“放心处座，就是共军明天进城，我们也绝不会让手上的那些共党分子有一个活到天亮的！”
“好，马上行动！动作要快，要利索！”徐远举作最后的交代。“是！”
“丁零零——”雷天元的电话又是一阵暴响。“雷长官，我这里近200号犯人要处理，照我现在的人手，估计明天上午都处理不完啦！能派点人支援我们吗？”电话是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打来的，他在向雷天元求援。
“那这样吧：我把白公馆这边的人手给你调过去。”雷想了想，说。“要得嘛！”渣滓洞那边说完便挂了电话。“警卫连的人，你们马上集合！”雷天元命令在白公馆外面的警卫连武装人员。“集合啦！”特务们忙排成队，提了枪和其他杀人武器，在雷天元的带领下，直奔渣滓洞方向。
此后渣滓洞发生的一场血腥的大屠杀我们暂且放一放。回头再来看看此时的白公馆将要发生的事——此时的白公馆像个垂死的老人，方才还是里外三层警戒森严，口号声、辱骂声、恐怖的枪声交织在一起，如一座杀人魔穴。这会儿特务头目雷天元将警卫部队一拉走，惊恐万状的监狱内一下就消停了下来，顿时整个白公馆显得空落落又阴森森。
此刻谁最惊恐、最紧张？不是别人，正是杀人魔鬼、刚才还穷凶极恶、疯狂杀人的看守长杨进兴。他不觉有些心慌意乱，刚才那些被他枪杀的革命者临死前说的“你必将会受到人民的惩罚”之类的话，像山谷里的回声一样在耳边回荡，震得脑袋嗡嗡的。是啊，共军就要打到重庆了，现在形势紧急而混乱，大官们一个个都在跑，自己一个小人物，万一跑慢了被解放军抓住，那可惨透了嘛！再看看这时的歌乐山下，黑糊糊的一片，自己的武装警卫部队也撤了，万一有共产党的游击队摸过来……想到这里，杀人如麻的杨进兴心里一阵阵发虚。
“陆长官啊，我这边任务完成了，弟兄们要求撤离。”杨进兴打电话给上司陆景清报告道。
“既然完成了任务，那就撤吧。”陆景清一听，便同意了。随即，杨进兴命令手下将二处寄押的本来分散在白公馆楼上楼下几间牢房的16个男囚犯全部集中到楼下二室。楼上还剩下郭德贤和她的两个孩子。
“撤！马上撤！”杨进兴向他的一群如惊弓之鸟的手下一挥手，离开了白公馆，自己比谁都跑得快。这时，看守杨钦典和杂工李育生寻机转到楼下二室，杨钦典把这些情况都给罗广斌他们讲了。
杨钦典1920年出生于河南郾城县，自幼家贫，只念过一年多私塾，为求生计，18岁即入伍当兵，靠吃苦肯干混到上士班长的位置，1946年被抽调到白公馆监狱任看守，巴望着能由此更上一层楼，再弄个一官半职，因此也卖力地在长官差遣下做过不少坏事，如参加杀害杨虎城、“小萝卜头”的行动等。此人长期混迹军旅，身上既有服从、效忠的军人习性，也有北方人的豪爽、倔犟的性情，却不太会逢迎巴结，做人的良心未完全泯灭，混了多年也没受到重用，只是个上士，在监狱当中被调东遣西，倒霉受气跑不掉，升官发财却没份，所以，日常不免流露出一些不满情绪。这一切，都被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敏锐观察力的狱中革命者注意到了。
“尽力做好杨钦典的策反工作，以备同志们实施越狱计划时所用。”这是狱中党组织定下的一项特殊任务。在监狱所有革命者的生命攸关时刻，党组织的这项决定便成了特别重要的任务。狱中的同志一致认为：策反杨钦典这样一个人，比党组织企图通过内外接应实施营救计划更实际，也更容易实现。
革命者在狱中一直注意琢磨狱方看守人员的情况，平日很注意观察看守人员的一举一动，伺机进行策反工作，以争取其在关键时刻能提供帮助。狱中策反是狱中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与公开的对敌斗争相比，它更需要讲究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看守们长期受到当局的洗脑、教育，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怀有本能的敌对情绪，没有经过水滴石穿、铁杵成针的艰难过程，是达不到目的的。在对敌策反过程中，稍有不慎，即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牺牲，这方面是有着惨痛而深刻的教训的，如许建业烈士被捕后，看守陈远德的欺骗手段给地下党组织造成的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