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当我4月14日在李子坝武汉疗养院同张德明会见之后，张德明被叛徒出卖，于1948年4月17日在北碚被捕了。这个市委副书记、国的上级，在敌人的刑讯下叛变了，供出了国的去向。徐远举从这个叛徒口里得知了刘国的下落，简直欣喜若狂！当即同荣昌匪特通了电话，让荣昌方面做好准备，并亲自同二处特务作了详细、周密的安排，向行动组长漆玉麟作了交代……我是4月16（或17日）日到荣昌的，国比我早去两三天。这是国大姐夫郭家，他大姐比国约长一二十岁，因二伯无后、自幼过继二伯，早年出嫁在郭家，很少同弟兄见面。我们在郭家是做客，国说是陪我回家去见未来的岳父母，因而受到郭家盛宴款待。郭家是当地大财主，人住在县城，乡下有许多土地，还有碉楼之类。我和国商定，只能在县城待两天，然后就说同去乡下玩耍，国借故留在乡下，由我返回县城内来等候与组织联系，过一段时间再看情况是否回重庆。无论是国和我都没料到事情发展得如此迅速，绝没想到冉益智已经被捕而且将我们出卖了。我们还在研究着各种方案、准备下一步的工作。1948年4月19日清晨四五点钟，天还是漆黑的，国已经发觉特务包围了住处，立即跑出郭家后花园，到了城墙的缺口处，试图再次逃脱。但特务们已是层层包围……我躺在床上，听到院内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是众多的跑步声，只听喊道：“快！快！跑了！又跑了！”我这时一动也没有动，只盼望国能跑掉，我是跑不掉也不想跑了。特务随即闯进我的卧室，掀开蚊帐，喝令我起床，拿着照片，不管我回答的什么名字，押着我就往外走。这时，街上没有行人，特务将我押进荣昌县政府，我听到国的声音：“你们凭什么抓人？”进入一间屋子时，我看见国已先到这里，手上戴着手铐。
特务们没有在荣昌停留，当即将国和我押进一辆小轿车。我俩在后座的中间，两边各一个特务，司机旁边还有一个特务。这时，我才注意到马路上有很多持枪的家伙，我们坐的这辆车前后还有吉普车、卡车……车向重庆方向驶去。我在想：究竟是谁叛变了？我仔细地回忆几天来的一点一滴每一个细小情节，可我这天真、幼稚的脑袋，怎么也没有想过国的上级、我的入党监誓人……我是那么真诚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被捕，我感到没有尽到保护国的责任，我难过……当我想着、凝视着他的时候，他是那样镇静、安详，他艰难地伸过戴着手铐的左手，紧紧地握住我的右手，轻声地说道：“小东西！坚强些！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一股巨大的暖流流到我的全身，我笑了。这时，我才感到：他哪怕成了囚犯，也一样给我巨大的力量，幸运的是我还在他身旁。这是我们最后能紧紧地靠在一起的时光，让温暖永远留在我们身上吧。他旁边的一个特务拿出一张照片向我们中间递来，向着国说道：“少爷！你究竟有多少女朋友呢？这个也是吗？”特务用手指着照片，同时奸笑地望着我，我已经看清了照片上是谁，国淡淡地“哼”了一声，向着我深情地一笑，我也领悟地笑了。我们笑着，我们笑得那样香甜，仿佛不是在囚车上……刘国和他的心爱之人就这样一起被特务逮捕了。徐远举兴奋不已，以为可以用他的那套对付共产党的本领，让这位“七少爷”招供，结果刘国又同许建业一样是位铁骨铮铮的对党无比忠诚的革命者，根本没有让特务们获得丝毫有用的东西，反而在监狱里与其他同志一起不断组织革命志士进行各种斗争，令特务们伤透脑筋，这也使得刘国无愧于《红岩》小说中让人难忘的青年英雄——刘思扬的原型人物。
这当然是后话。
我们再回到1948年4月中旬，许建业被抓后的十余天时间里发生在敌我之间的一场场生死博弈吧。
这些日子，特务头目徐远举和他的爪牙们的神经实在是太亢奋了，他们每天都像一头头饿狼在四处寻觅“猎食”——中共地下组织和地下共产党人的蛛丝马迹。显然，抓获许建业这样的地下党重要人物，还有生擒有特殊背景的共产党员刘国等人，特务们已经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了。从已经抓获的“共党”的人数来看，尤其在任达哉这样的“软骨头”配合下，他们便足以到上司面前邀功请赏、把腰包装得鼓鼓的了。但特务头目徐远举则想得更远、更恶毒——“共党”的厉害并不在于人数多少，最关键是他们的组织，只要组织存在，哪怕是还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跟你斗争，最后输的肯定是国民党，这一点效忠了蒋介石国民党近二十年的徐远举体会深切。
“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如果我们想睡安稳觉，光看到抓了那么多共匪人数，绝对不是最后的胜利，如果能把许建业、刘国这些人的嘴给撬开，或者抓到比他们还要大的鱼儿，那才是我们的最后胜利。弟兄们，大家加把力，趁热打铁，乘胜追击，争取将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那个时候，我到毛局长甚至蒋委员长那里给你们要钱、要官！”15日晚，徐远举在自己的办公室，把手下的几个得力部下召到身边，着实鼓动了一番。特务们临散去时又得令：“明后天是关键，我们要内外分头行动，争取有根本性的突破。”徐远举说。
“长官放心！保证收获！效忠党国！”特务们在主子面前一个个竞相表现。读者自然还记得那个同刘国一起被李忠良招供的在银行里工作的余永安吧！他一被捕后，在老虎凳上没有多少工夫，就把自己的直接联系人、上级“老张”给招了出来，但余不知道“老张”住在何处。
“这是真的？”特务咬住余永安不放。“是真的，有半点假的你拿我全家人的性命抵押。”这时的余永安在怕丢性命面前，倒是对敌人显然特别“忠诚”，他说这样的硬话还真让特务们相信了他。“那无论如何你得把‘老张’给我们引出来。否则，我们无法相信你说过的话……”“那一定。”余永安又一次低下头。
4月16日，余永安的“运气”来了，他老婆从家里给他打电话——这也是特务们设下的圈套之一：你既然被捕并供认了，为了避免地下党组织和“同党”发现，或者看你若不“老实”，就拿你家人的性命来办你，所以抓你不抓你家人是徐远举在对付共产党时自己发明的招数，他徐远举对此曾颇为得意地总结成“经验”。“‘老张’今天约你到北碚接头……”余永安的老婆悄悄打电话过来。余永安立即将这一情况向特务们报告。“‘老张’知不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你有没有告诉他我已经……已经被捕了？”余永安按照特务们的要求又给老婆回了一个电话，询问道。“没有。我啥都没说嘛！只说你到一个乡下的亲戚家去了。”老婆说，“可‘老张’好像很着急，说无论如何明天一定要与他见面。”“知道了。”余永安说。特务们觉得没有破绽，当晚便押着余永安到了北碚。
1948年4月17日，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然而对中共重庆地下党来说，这是极其黑暗的一天。
这一天，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一位正书记、一位副书记同时成了可耻的叛徒，彻底导致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的瘫痪和一大批地下党员落入敌人魔掌的悲剧……发生在同一天的这两个主要领导的叛变，让特务们欣喜若狂，而我们的革命同志则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我们先说那个叫余永安的是如何带着特务抓到那个化名“老张”，实为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的丑恶表现吧——17日，重庆北碚。余永安若无其事地像以往一样在街头转悠，不同的是一大批便衣特务在四周早已埋伏。“老张”出现了。“老张”立即被特务们一拥而上逮住了。“你们想干什么？”“老张”想反抗，但没有力气，几个特务挟着他，使他动弹不得。
还有，那个站在特务一边的余永安红着脸躲在一旁，使“老张”异常愤怒地意识到自己被这个“龟儿子”出卖了。
“老张”被特务们押到附近的一家旅店。领头的特务上前朝“老张”脸上“噼啪”两记耳光，二话不说，找来几支筷子，又捉住“老张”的手指，动上了“夹竹筷”的小刑具。“哎呀呀——！”“老张”痛得哇哇大叫。
特务一见苗头不对，他们怕惊动四周，便上来两个人将“老张”一下推倒在床上，然而拉过枕头、被子，死死地捂住他的头。
“嗯！嗯——”“老张”顿时感到气短胸闷，头脑昏沉，死亡的恐惧仿佛一下子笼罩全身。“老张”立即意识到必须在生与死的面前“选择”了——他不禁浑身颤抖，两手慌乱地摇摆，拼尽最后一口气喊叫道：“不要……我……说……全部说！”
特务一听大喜，松开手，把“老张”拖起来扔在地上，又一脚踩在他的脖子上，厉声喝道：“老实交代！不然就踩断你的小颈子！”
“饶命！几个大爷饶命！我交代！我交代！”“老张”再次摆手求饶，特务才让他坐在地上，喘息几口。
“老张”定了定神后，似乎又有些犹豫，“我，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路过北碚，顺便看看余永安。你们不要听他余永安瞎说……”
“他瞎说？我看是你在说瞎话呢！”特务一拥而上，几条腿从四面八方朝“老张”踢去。“哎呀呀！我说！我说嘛！”“老张”又服软了，这回是彻底的服软。接着他真的“清醒”
了——他的“清醒”令特务们大吃一惊过后大喜不已，原来“老张”交代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委工委副书记，名叫冉益智。
“你——？共匪重庆市委副书记？”特务中有人不太相信。“这个不假，我拿性命保证！”冉益智这回立即来了官气：“‘老张’是我的化名。重庆地下党的情况我一清二楚……”
“既然这样，你说我们写……”特务们高兴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知道吗？抓住中共重庆地下党头目，奖赏是多少吗？哈哈，还能升迁官职呢！这样的好事居然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说，你们记……”冉益智果然有一副“领导”气派。他首先摆起自己的资格：生于1910年，1938年加入共产党。“老党员了……”他说完此话，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态，还竟然冲特务们笑了笑。
一个地方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如此嘴脸，接下去就不会再考虑他这么做会给组织和自己曾经的同志的命运带来什么结果了。这就是厚颜无耻！这就是党的领导干部变质要比普通党员变质的破坏程度不知要严重多少倍！
当场，冉益智又供出了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这是叛徒向敌人献上的第一份“厚礼”，因为胡有猷，又名胡笳，其实早已是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了，只是不知道他就是共产党而一直不好抓。现在由他们的“市委副书记”亲自确认其共产党员身份，抓这样一位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难道不是一份“厚礼”吗？
特务们认为冉益智确实是从共产主义的理想道路上“回心转意”了。趁着特务们得意之时，我们借此来认识一下中共重庆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
胡有猷，1911年9月1日出生于贵州省凤岗县城一个商人家庭。凤岗地处云贵高原东北的大娄山脉，是一个所谓“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穷山区。父亲胡怀中，经营黄丝、盐巴生意，早年，不幸在山洪暴发中死去。胡有猷有一个哥哥、两个妹妹。自幼个性倔强的胡有猷，妹妹总喜欢叫他“牛哥”。他六岁入私塾，十四岁入县立高级小学读书，天资聪慧，学习勤奋，是县里出类拔萃的学生，学校每次考试张榜，总是名列前茅。1929年，胡有猷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省立贵阳师范学校。在校六年，成绩特佳，深得老师的器重，他不仅认真学习课文，而且喜欢阅读文艺作品和进步书刊。在进步教师的影响和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他同情劳动人民，不满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官僚对贵州人民的荼毒，立志要打碎万恶的旧社会，为劳苦大众服务。1935年，他在贵阳师范毕业时，正值红军长征路过贵州。红军强渡乌江、飞越娄山、攻克遵义，都发生在他家乡附近。红军的胜利，鼓舞了苦难的贵州各族群众，也激起了胡有猷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1936年，他在贵阳中苏文化协会工作时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考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与同乡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创办《滇黔月刊》，宣传革命思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有猷返回贵阳入私立大夏大学读书。他与生活书店联系，以“读书座谈会”和“战时科学座谈会”名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读《新华日报》，讨论时事，探讨抗日救国大计。同年8月13日，由于他积极参加和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及出版《民先导报》，被当局逮捕。在狱中半月，毫不屈服，每天同被捕的“民先”队员一起唱“民先队歌”，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了民主解放奋斗，这次斗争增加了不少经验教训，应该保持优良传统，继续努力迈进。”经亲友保释出狱后，他在贵阳师范附属小学教书，创办《小学教育周刊》，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同时，在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俄文专修学校贵阳分校学俄文，为今后赴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和建设本领做充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