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正在迫切等待答复的时刻，由于麻痹疏忽，发生了一件意外的重大事故。这年9月间，我曾经在唐家沱宋笠家中避居过一段时间，因宋家的住宅突然被市政府收回，他们全家迁居市区捍卫路的新居，我当然不能随往。仓促间无法找到住处，只得通过关系在江北县龙兴场租到一间房子，化名佯称养病暂时住下了。搬去后约一月，一天刚天黑，场上的警察所派人来搜查我的住屋，然后把我和王大昭押往场上，囚禁在该所牢房里，在狱中的一周里，从迹象判断，我们的真实姓名与政治面貌并未被发觉，是因嫌疑被捕的。后来才知道其原因是我们手边有一本俄文苏联日历，不慎被房东的一个当县参议的亲戚看到了，他向警所告了密。囚禁了一周以后，警所派了一名警长和两名警察把我和王大昭押往大竹林江北县警局。我们分析当时的处境，估计县里弄不出结果必定往上送到重庆，到那时一碰上叛徒就糟了。因此，应当尽一切可能力争在途中逃脱。碰巧押送的两名警察中，有一名是可能争取的。因为在牢里时，我们与他有接触，了解到他当时才十六七岁，对警所的黑暗腐朽不满，并认识育才学校的一两个学生，向往育才，渴望摆脱伪警生涯。于是，利用押解途中步行三十里与途经市区留宿朝天门一家旅馆的机会，先说服了他同意与我们一道出走，接着以接洽借钱为名由王大昭与张遐君、李诗秾接上了头，约定了联络办法。当夜通过这个青年警察，以给予一笔款子为条件争取到另一名中年警察同意放走我们。这样，第二天一早，四人合谋骗过了那个警长，借口押解取款，前往约定的小什字一家茶馆。到达时，李诗秾、向洛新、李诗强已分头守候在那里。王大昭从他们手中接过钱，交给那个中年警察，我们就分几路离开那里，得以脱险（那个青年警察解放后加入了党组织）。
脱险以后，向洛新、张亚滨先告诉我：香港的那位老友已有回音，说朱语今要我速赴香港。我们像长久与父母失散的孩子将重新见到母亲一样，为即将与党的领导机关恢复联系而无比庆幸，产生了一种漫漫寒夜已接近尽头的感觉。到香港后，我向组织汇报了重庆地下党和学运组织的情况后，上级代表对我说：本来你既已暴露，按常规是不宜再回重庆去的，但是，由于特支与当地党的领导还没有接上关系，更由于需要通过你去向那里的领导同志传达上级指示，所以经过郑重考虑，仍决定你立即返回重庆。他接着向我布置了具体的任务：第一，设法尽快与邓照明见面，接上关系后特支即由他联系，但万一找不到他，则暂时由香港直接联系；第二，通知邓：在他自己和萧两人中，要确定一人迅速来港接头；第三，向邓传达领导机关关于形势和川东农村工作任务的意见。为了执行最后这项任务，他交给我一份题为《目前形势和川东党的任务》的文件，并对这份文件的基本观点和主要精神作了解释，嘱咐我认真领会和背诵，回去后凭记忆向邓照明转述，不允许带回片纸只字……回到重庆已是12月份了。我很快把带回的信息传递给了邓照明，随即由他约定了会晤的时间、地点。记得那是在一天傍晚，我和邓在化龙桥一家茶馆相见了，我们原不相识，是由向洛新和那位进步朋友分别陪同，从中介绍的。略事寒暄后，他们先行离去，邓照明领我步行去到一所学校（后来才知道那是适存高商），在一间像是教职工宿舍的房子里，开始正式交谈。那一晚，彼此的心情都很兴奋。从我来说，率领一支小小的队伍，孤军苦斗八个月之后，终于与当地党的领导机关接上了关系，真像是乱离后亲人相聚，一颗久久悬着的心放下了，那种无依无靠的感觉也消失了……1949年3月，邓照明传达领导机关的决定，要我前往香港，转道进解放区。经与他商定，特支书记由向洛新继任。这个月中旬，我办好移交后就乘飞机离开重庆，到达香港后才知道是指派我去出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回顾这一段历程，我相信每一个走过来的同志都是难以忘怀的。它将激励我们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坚定不移地相信党，百折不回地跟党走到底的革命朝气。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这就是像吴斌这样的共产党员在血雨腥风中的选择。在这段亲身经历中，我们感受到了那段特殊岁月里的惊心动魄，感受到了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党、百折不回地跟党走到底”的大忠诚！
吴斌的这份资料弥足珍贵，它让我们看到了重庆地下党另一个未被破坏的“特支”的党员们前赴后继、独立斗争的历史场面。
我们再把镜头摇到1948年重庆地下党负责人连连叛变后的严峻形势下的残酷斗争——1948年4月17日这一天，中共重庆市委可以说被两个败类丢尽了一个政党的全部尊严，因为就在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将自己的部属、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出卖的同一时间，市委书记刘国定则在向国民党特务分子叶翔之与徐远举出卖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更大的情报。
事情是这样的，自抓获许建业后，特别是从徐远举听取各路手下汇报的情况看，那位自称只是许建业才发展两个月的“新党员”——“老黄”很可疑，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共地下党被捕，中共重庆市委组织似乎也快浮出水面了。一旦中共重庆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都抓在手，那该是何等的局面！想到这里，徐远举向上司作了汇报，请示加强他的“剿共”力量，尤其是17日白天刚刚得知他们又抓获了一条“大鱼”，并且这条“大鱼”已经投诚于他们国民党特务机关。于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长官朱绍良立即派了国防部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配合徐远举，在这一天两人一起连夜再次提审了许建业和刘国定。由于许建业依然拒不交代任何问题，两个大特务只得转过头来集中精力全力对付刘国定。
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从外表上看不像是有什么能耐的刘国定，之所以最初特务并不把他当回事，确实与他的长相和那种“没有官派”的言行有关。刘国定被扔在渣滓洞十来天后，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这对于一个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惯于收集各种信息加以分析得出判断，从而把握局势发展的人来说，简直就如正常人突然瞎了双眼：眼睛睁得大大的，眼前却漆黑一片。在这一片黑暗中，刘国定感到茫然、恐惧，他始终想不明白：“这革命正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么多年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可这次总觉得不对劲，难道真要在小阴沟翻船？许建业的地点是非常机密的，特务怎么知道的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许建业出事了！而特务到现在还把自己当小人物看待，说明许建业并没有对特务说什么情况。许建业加自己，中共重庆市委委员一下子栽了两个！冉益智呢？我不说，还有谁知道他在哪里呢？李忠良和余天怎么样？千万千万不要被特务逮到，他们要是被逮住了，我就算真的拒不交代，以后在党内我说得清楚吗？我的前途呢？这次特务会对我怎么样呢？会不会一直关下去？一直关下去对他们有什么用呢？老婆快生小孩了，这几天怎么样了？肯定急坏了，千万不要动了胎气！汉利药房的那笔生意做得怎么样了？这段时间物价飞涨，还是该晚点出手才有赚头！前段时间王璞来过问药房的生意，什么意思嘛，信不过我？哼，他王璞上次就曾告发我有经济问题，好在没成功，妈的，以后有机会一定整治整治他王璞，别不知天高地厚，我老刘是谁？大小也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这口恶气不出，以后还怎么把控整个重庆全市的地下党组织？可是，这么多天了，特务也没来过问一句，到底放不放我呢？要放，肯定是要写悔过书的，我写还是不写呢？”
就这样，刘国定整天在渣滓洞监狱里胡思乱想。现在，终于等来押到二处问话的命令。是福是祸，一路上刘国定的心里一直在打鼓……到了特务机关的审讯室，刘国定忍不住抬头打量了一下正面桌子后边坐着的两个扛着少将军衔的军官，在他们两边站着几个凶神恶煞的粗壮汉子。刘国定顿时心头一颤：妈的，今晚凶多吉少啊！再看看这两个国民党少将，其中有一个他认识，在地下党收集的重庆敌特重要头目照片中见到过，是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另一个不认识。如此两个少将来亲自审问他一个“小人物”，刘国定想到这里心头直呼不妙。
“坐下！”这时，押送的特务将刘国定猛推一把，顺势将他按在凳子上坐下。等刘国定再抬起头时，审讯室内一双双凶狠的目光齐刷刷地在死盯着他……刘国定脸上的肌肉顿时抽动起来，露出一副哭不像哭、笑不像笑的难看表情。他赶紧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见刘国定如此反应，大特务徐远举和叶翔之相视会心一笑。叶翔之站起身来，背着手，走到刘国定身边，盯着刘国定转了几圈，不时哼哼地冷笑几声。
刘国定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随着叶翔之转圈圈，转得头昏昏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一股股凉气从五脏六腑透出来，浑身微微颤抖，腮帮子发紧。他极力想阻止身体颤抖，不想让自己在特务面前表现得太懦弱，就用四处张望来分散注意力，一抬头正好与徐远举的目光相对，只见徐远举舒适地靠在椅背上，一只手放在桌子上，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双目微眯，两道寒光直射过来，刘国定脖子一缩，赶紧又低下头。
“市委书记——刘国定！”沉寂中，叶翔之猛地喊了一声。“我……”刘国定本能地站起来。“完了！”他脑袋嗡的一响，随即无力地坐回到凳子上，张着嘴巴呆呆地望着叶翔之。
“很好！”叶翔之脸带笑容地拍拍刘国定的肩膀，“希望你成为我们的朋友。”“不是！我不是！”刘国定突然像是从地狱里回过神来，狂躁地摇头摆手，仿佛要将刚才的失态抹个干净，可又陷入跳进黄河洗不清的极度尴尬之中。“嘭！”徐远举今天是唱黑脸来的。只见他一掌击在桌上，向旁边的几个大汉歪了一下头。顿时，几个大汉三下五除二就把刘国定绑吊在刑架上，拿起皮鞭就往他的身上抽去……“哎哟哟……别别！我，我……”刘国定痛得大叫。特务们好像并不在乎这个共产党市委书记此刻会有什么反应，一门心思地进行着他们对付共产党人的“规定动作”——鞭抽一阵后再搬来火盆，把烧红的烙铁猛地往刘国定的身上烙去……“求求各位！不要，不要烫了……我交代！我招！”
刘国定，是中共川东临委的“第三把手”，又是重庆市委的最高领导，他的变节，便意味着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同时整个重庆地区和四川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被推到了最危险的境地……根据后来查明，刘国定向特务交出了：重庆及四川地区地下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川康特委负责人华健及其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彭咏梧领导的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的情况，丰都、石柱、云阳、巫溪、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人事的情况，中共阆中县委郑伯克调去云南工作的情况，中共重庆及四川地下党组织与长江局（南方局）的联系情况，地下党在广安开展统战工作的情况等等。还出卖了重庆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辉以及王璞、罗广斌、江竹筠、刘国等人，出卖了上川东工委书记骆安靖（后叛变）。刘国定对特务最大的“功劳”，就是最直接地帮助了特务破获《挺进报》特支及“电台”支部，抓捕了陈然、成善谋等人，使徐远举完成了国民党重庆行辕下达的限期破获《挺进报》的任务，徐远举因此而加官晋爵，成为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当然，刘国定的出卖行为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毕竟，“官场”上的事，他这样职务的人，知道不少。所以在经过叛变初期的惊恐后，刘国定很快制定了自己下一步行动原则，这就是：自己手上掌握的地下党情况不但是保命的资源，而且也是重新规划自己人生的资源，不能白白地提供给特务，还要以此与特务做利益交换。因此，刘国定这个叛徒再后来就不只是可耻了，更是无耻了！他拿着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这张王牌，竟然敢对徐远举提出，“愿意参加特务工作掉转枪口打击共产党，但自己原来在共产党方面是省委级干部，现在我若到了你们国民政府，至少地位和待遇上不能太低了，起码是处长级，否则大家都不玩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双方以刘国定任保密局西南特区中校专员成交。这正是刘国定最无耻的一幕，让所有共产党人感到丢脸的是：这样的流氓恶棍，怎么会曾经是中共重庆市委的书记？
更令人发指的是，刘国定在叛变后，除了不断地出卖重庆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外，还挖空心思找新的“卖点”与“副书记”冉益智等叛徒进行相互间的招供“竞争”。当他得知冉益智带特务到万县破坏了下川东地下党组织，涂孝文也叛变后，又抢先出卖了上川东地下党组织，致使骆安靖等人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