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孝文的转变，得到狱中革命者和党组织的认可。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在那份向组织提交的《报告》中这样评价涂孝文：到底是经过党多年培养的，所以临到最恐慌的被捕初期涂交了“川东一部分组织而已，其他是稳住了”。他知道的比刘国定多，刘向徐远举也是这样报告的，因此涂经历的考验也十分严酷，两次到杨家山被强迫参加研究工作，他拒绝了。后来连草纸也不发给他用，生活很艰苦，但没有出事，加上一般难友不知道他还“坚守”“最后防线”，对他的态度也很使他难堪。在两重压迫下，王朴、刘国等最担心他是否能坚持住。三出三进白公馆的涂，在最后的时刻，态度很明确，他认识到是自己不坚强，犯了错误，而且过失太大，组织上无法原谅，前途是没有的了，所以除了愿意接受处分外，自己仍愿意尽力从事些建设工作。这时，白公馆的朋友对他比较了解，安慰他，在生活上也照顾、接济他，他也很冷静，经常读书，不大说话。《报告》中，罗广斌还向组织郑重地转达了王朴、陈然、刘国等革命同志的意见：以涂的素质来讲，是很不够、很不彻底的，之所以有后来的坚持，完全是由于党的长期教育、长期培养的结果。从涂的叛变过程看，我们希望组织上对提拔干部、审查干部、培养干部一定要更进一步谨慎和严格。
革命者对党的这份忠诚昭日可见！这样的意见，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被全党所重视、所接受。
对涂孝文的问题，敌人方面则觉得此人已“无可救药”了，恼怒之下，徐远举在签发1949年10月28日的一批屠杀革命者的名单上也将涂孝文一起列了进去，这样，涂孝文和陈然、王朴等10人被一同公开“审判”，并押至大坪刑场公开枪杀。据目击者回忆，枪杀前，10人都高唱《国际歌》，高喊“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其中当然也包括涂孝文。一个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危害的共产党的叛徒，在临死前却高喊“共产党万岁”，我们既感叹叛徒人性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又无比钦佩狱中革命者对反面人物的感召力和转化能力。
需要特别感叹的是：当一名忠诚于党的战士，何等不易啊！其实在第一章里，笔者曾经提到过在1949年10月28日的那一次所谓的“公审”中，除了涂孝文外，还有一名也是身份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叛徒蒲华辅。这个蒲华辅，被捕前任川康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在组织系统上是与川东临委平行的地下党组织，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难友多为川东临委组织系统的，所以一般都不熟悉蒲华辅。蒲华辅被捕后，特务同时抓捕了他的妻子，连同两个小孩，一家人一起被关押在白公馆，未与其他难友同室关押过，其他难友只有在放风时间有可能与他接触。据《红岩》作者罗广斌回忆，难友们与蒲华辅性情上不是很投缘，觉得他“不大说话”，“态度一直很矜持”，接触很少，所以我们掌握的关于蒲华辅言论、思想情况的材料很少。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存有一份1950年制的蒲华辅《被难人士登记表》（档案号：B674），上面记载了关于他的零星信息：
姓名：濮正应，化名：蒲华辅；男，36岁；铜梁人，上海中国公学肄业。1926年弃旧学入铜梁县中肄业，1927年加入中共，积极活动，被开除，后入上海中国公学，一年后返铜梁县中任教，领导该县土桥事件。1930年于渝被捕，囚3年余。1937年返县任教，1939年任江北县委书记，1940年在万县工作，下半年又去泸县整理组织，1941年起工作于成都7年之久。中共川康工作委员会书记。著作不少，精于地理，被国特搜刮一空。
在整个“红岩”故事中出现的几个叛徒中，蒲华辅的年龄最大，党龄最长，党内职务最高。他的叛变经历类似涂孝文，也属于“先软后硬型”。他被捕叛变后，交出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特务在成都等地逮捕了数十名地下党员，其中韩子重、齐亮、马秀英、张学云、韩秉炀等被送押重庆并杀害。
蒲华辅被捕，是由于刘国定和冉益智共同出卖而造成的。刘国定叛变不久，就向特务交代认识川康特委负责人，外号叫“郑眼镜”，住在成都，但不知道“郑眼镜”的真实姓名和住址。当时特务先忙于破坏重庆地下党组织及镇压华蓥山武装起义，没有立即追查这条线索。到了1948年11月，特务认为重庆地下党组织已经被打垮了，决定把破坏活动向川西推进，但苦于找不到进一步深入的线索。一天，特务雷天元与冉益智闲聊时，说到刘国定出卖的“郑眼镜”的情况，冉益智马上说：“这个人呀，我认识，我们还一起工作过！”“郑眼镜”真名叫蒲华辅，本名叫蒲文昶，是铜梁人。特务雷天元一听眼睛就放光了，因为雷天元也是铜梁人，他早就认识原来叫蒲文昶的蒲华辅，雷天元和蒲华辅还是铜梁县中学的校友。
真是无巧不成书。有这么个线索，使徐远举兴奋不已，他当即飞到成都亲自摸底，然后成立了一个“川西特侦组”，并任命刘国定为组长，雷天元为副组长，同时任命另一位叛徒骆安靖为书记员，到成都具体执行破坏川西地下党组织的任务。徐远举的这项特别任命，让雷天元感到不舒服，因为他根本不把刘国定放在眼里，而且有事都是直接向徐远举报告，所以实际上雷天元才是“特侦组”真正领导。刘国定解放后交代说：“12月20日前后，徐远举由渝来成都，决定派雷天元（二处专员）、骆安靖（叛徒）来成都与我共三人建立一个小组，准备设法破坏成都地下党。1949年1月2日，雷天元、骆安靖二人来成都，正式成立川西特侦组，名义上我是组长，雷天元是副组长，骆安靖是书记，实际上雷天元又代表徐远举处理一切，怕我不积极，故弄个组长来压在头上。”
雷天元到成都后，找到成都的驻地特务机关，请求协助。成都的一个特务与雷天元是同乡，也认识蒲华辅，还在街上碰见过，只是过去不知道蒲华辅的身份。特务们一商量，决定采取大海捞针的办法，天天上街转，大街小巷搜寻。特务知道蒲华辅是条“大鱼”，抓到他后会立功受奖，就不辞辛劳，每天上街。直到1949年1月13日，成都一个认识蒲华辅的特务在一个茶馆里把蒲华辅抓到了。蒲华辅在成都叛变后被押到重庆。据难友们观察，他后来“逐渐镇静”，没有再进一步出卖组织，而且还拒绝了徐远举让他参加特务组织的要求。
蒲华辅是罗广斌《红岩》中的“甫志高”的主要原型人物之一。其实，蒲华辅是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与其他叛徒还有所不同，相对而言，他是属于党内的知识分子那一类人，他们在投身革命时或者在革命工作中，一直充满激情和理想，而且蒲还是个理论方面很有专长的人。他的个人生活上也有很浓重的知识分子色彩，清高、自命不凡，遇事头脑易发热。一方面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容易被激发革命热情，另一方面真碰上敌人严刑拷打时又经受不住皮肉之苦，而当他“痛定思过”后，又表现出坚强不屈的精神来。他与家人一起被关在白公馆10个多月中，受到其他地下党人的影响，后来一直没有向敌人屈膝投降。不过，他总是以“党的高级干部”和有知识、有修养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难怪大家都看不惯他。
1949年10月28日，蒲华辅和涂孝文与陈然、王朴等一起被押到大坪刑场公开枪杀。在赴刑场的整个过程中，据目击群众讲，蒲华辅与其他烈士的英勇慷慨就义没有什么不同，表现得“非常共产党”。
蒲华辅十分可悲：这样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如果他也能在敌人的严刑面前咬紧牙头，不吐一个字，那么，他不也就是另一个“许云峰”了吗？然而，蒲华辅不是，他在最关键的原则立场问题上，叛变了党和同志们，他的名字因此不能刻在红岩“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只能在党的史书中被标上两个永远耻辱的字：叛徒！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同样的结论：无论你以怎样的理由，只要你成为背叛者，你就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