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里的每一个革命烈士的故事，都证明了一个真理：党的事业成与败，在于所有党员同志的忠诚与背叛。
一个光绪末年出生的“富有家庭出身的妇道人家”，在她暮年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称自己的儿子是她“解放道路上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老师”。
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之间的较量，其实就是忠诚与背叛这两种精神意志的较量。而信仰的力量和个人价值观的取向，常常是决定一个革命者与一个反革命者最终选择高尚与可耻的两种不同人生命运的分水岭。
在所有“红岩”故事中，对革命事业破坏程度最大、革命者最恨的一个人就是“徐鹏飞”徐远举了！但大特务徐远举在解放后，不仅没有挨上人民专政机关的枪子，相反成了人民政府保护的对象。这是为什么？“红岩”里的每一个革命烈士的故事，都证明了一个真理：党的事业成与败，很大程度在于所有党员同志的忠诚与背叛。同样，革命事业的成功与否，也在于每个革命同志对自己所追求的事业的坚定与否。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能否忠诚于自己的组织，忠诚自己的事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坚定的信仰。信仰的力量是坚不可摧的。没有信仰的人，等于没有灵魂的人；信仰不坚定的人，就不可能将事业进行到底；背叛信仰的人，终将被历史所唾弃。
翻开“红岩”烈士名册的档案，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一些出身富裕家庭和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党的教育下，对所从事的革命工作无私无畏，赤胆忠心，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热爱和向往。这种超越阶级关系的崇高献身精神和背叛本阶级的无所畏惧的远大理想追求，都值得我们以此为榜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多次论述道：那些认识了本阶级的剥削本质，从而转向为人民大众利益服务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人，才是真正崇高的人。
一个具有崇高精神境界的人，必定胸襟坦荡，理想远大，从不追求个人名利，鄙视物质享受，从不被任何东西诱惑，将伟大之爱献给普天下大众，把热情与激情挥洒在有意义的工作和事业之上。所有真正的共产党员就是属于这样的人。在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和平与解放的伟大事业中，有千千万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抛头颅，洒热血，这样的人，永远受人尊敬和世代不忘。
“红岩”故事里，有我们熟悉的出身贫寒、革命坚定的“江姐”式人物，也有像“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职业革命家车耀先、罗世文等，更有一批出身于富裕的地主土豪等家庭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革命、对共产主义事业所表现的忠诚，实令山河动颜，天地动情……在“红岩”故事的革命烈士诗抄里，有首当时署名“六面碰壁居士”的《囚歌》在监狱里最流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尔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现今年岁大一点的同志，都知道它是著名爱国将领叶挺先生的遗作。对于叶挺是何许人，他为什么写出这样一首光辉诗篇，现在的年轻人并不了解。因此，我们在此对叶挺先生作些介绍——重要的原因是：叶挺生前也是被关在重庆的，他与当时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进行过坚定而不屈的斗争，他的精神情操始终是我们党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叶挺，字希夷，广东惠阳人，保定军官学校第6期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前期，当过孙中山先生的警卫营营长，后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率部强攻汀泗桥，智取贺胜桥，勇登武昌城，一路所向披靡，其部队被誉为“铁军”。后升任24师师长兼武汉警备司令。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于8月1日与贺龙等一起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是我军的创建者之一。同年12月又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前敌总指挥。起义失败后，叶挺被迫流亡海外，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
抗日战争爆发前，叶挺回到祖国，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曾多次许以高官厚禄，要他反共，但叶挺严词拒绝。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江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投入到了抗日战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他欣然到延安受命。毛泽东在欢迎叶挺的大会上致辞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北伐名将，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则在致答谢词时，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表达了他回归革命队伍的决心：“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路险，勇于登攀；我有一段，爬到半山，又折回头去，如今才追赶上来。今后一定在党中央领导下，与大家团结一致，抗战到底！”在叶挺领导下，新四军纵横驰骋于扬子江畔、淮河之滨，与日伪军展开激烈战斗，战功卓著。然而，这支抗日有功部队，却遭到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一方面克扣、拖欠其军饷弹药，使之陷于困境；另一方面由于在新四军中的我党某些负责人总是以极“左”的思想来看待和对待叶挺，使其精神受到很大伤害。在双重压力下，叶挺屡次向中央反映，并曾主动要求放弃职务。然而党中央对叶挺高度信任，使他有了继续留任的决心。这时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则在不断玩弄种种阴谋，欲歼之而后快。1940年10月，蒋介石指使何应钦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代电，强令在黄河、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为顾全抗战大局，中共中央同意将驻皖南新四军部队移防江北。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从泾县云岭北移。6日行进到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8万余人的突然袭击，叶挺领导下的新四军历时7个昼夜浴血奋战，除1000多人突出重围、一部分被俘外，数千人壮烈牺牲，副军长项英被杀害，军长叶挺被扣留。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富有军事才能的叶挺被捕后，蒋介石得意万分，想借此机会拉拢叶挺。叶挺等10人被国民党军警押到宁国。其间，围剿新四军的国民党战区司令上官云湘奉蒋介石之命，向叶挺提出只要他发表声明，诬指新四军首先袭击友军，就可让他当战区副总司令。面对袭击新四军的刽子手，叶挺强压心中怒火，一言不发，拂袖而去。碰一鼻子灰的上官云湘只得把叶挺解送江西上饶监狱。之后，蒋介石又多次派顾祝同、罗卓英、黄伯韬等人，相继以老同学、老同事名义轮流做东，做叶挺“工作”，结果无一成功。相反，面对这些不抗日、专搞内战的“老同事”、“老同学”，叶挺多次拍案怒骂：“不想你们这些身为国家军队之高级将领，却在侵略者面前如此软弱！我叶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
1941年7月起，叶挺落入军统之手，被送往桂林城郊七星岩洞秘密囚禁，内部由“桂办”警卫组长沈默（沈醉之弟）带领12名特务日夜轮班看守，洞外另派一排宪兵担任警戒。
1942年1月3日，叶挺又被秘密押往重庆。这回是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了。蒋：身体很好？
叶：还好！蒋：一年来休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这几年没有很好让尔做点事。叶：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蒋：你这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你回去你就回去，叫你打就打，人家利用你完了还会杀了你。去年（实是前年）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你回去，你就回去。
叶：因为辞职没批准，只好回去……蒋（大声）：你的部下就是共产党，他们破坏抗战，搅乱后方，你上了当还不觉悟，还对他们负责，这样我关起一百多人是我错了吗？叶：如果这样说，新四军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成立了。蒋：话就说到这里止！再说就不好听。你是不是共产党？叶：到现在止，我没有任何党籍。蒋：你觉得共产党对，你就到那里去，你觉得国民党对，你就到国民党来，没有中立的地方。我指示你一条正路，你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你一定可以得成功，不然，你就算完了。
叶：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蒋：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你到第二战区去好好休养，你的前途是光明的。叶：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蒋（非常生气）：回去再好好想一想，同郭司令商量好了答复我……叶回来还同郭谈话约一小时，最后结语：我不能够这样做，请枪毙我吧！这份保存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馆藏A类档案-A251”编号的重要材料，是当年叶挺自己亲笔记录的蒋介石与之谈话的回忆材料。1996年，叶挺将军的长子、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叶正大中将，在延安参加纪念“四八烈士”殉难50周年活动时，时任军委领导的杨尚昆对叶正大说：“我想起一件事，说明你爸爸真不愧是北伐时率部打出‘铁军’威风的硬汉。‘皖南事变’时他被关押，连老蒋（指蒋介石）亲自劝降，威逼利诱，都被他巧妙地顶回去了。我那时就在党中央办公厅工作，看见过这个‘笔录’。后来转到哪里去了，我就记不清了！”事后，叶正大设法通过组织多方查寻，终于在中央档案馆浩繁的文件资料中查出来了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
因为不能让叶挺就范，蒋介石认为极丢面子，下令取消对叶的所有“优待”，移禁白公馆看守所。大特务沈醉在解放后回忆这个情况时这样说：
我去看过三四次，问他生活上缺少什么，他总是表示不需要什么。他对国民党报纸看了很厌恶，看一下就丢在一边，但又无聊，无可消遣，无人谈话，往往又把丢在地上的报纸拾起再看下去。看守所长侯子川很凶残，打骂犯人，但对叶不敢随便，有时叶还叫他不要对人太过分，没有必要增加别人痛苦。有次戴笠顺便去看叶，先叫我去通知叶，戴进去时，叶还是短裤汗衫，盘腿坐在地板上，挥着一把大蒲扇。平时去，他还有说有笑。戴去，他理都不理。侯怕叶不认识，便介绍说：“戴先生来看你。”叶坐着不动，说：“我早知道，你不是派人告诉过我吗？”戴向他招呼，叶把嘴努一下，“请坐”。戴看这样，知道没有什么好谈，只问一下他生活情况，叶表示不需要什么。戴看他冷淡，心里老大不高兴，站了一会儿就走了……后来叶挺又被转往蒋家院子秘密囚室。在这里，由军统技击班副主任李克炼带领24名便衣和武装看守警戒，叶挺戏称他们是“24大金刚，24个饭桶”。
叶挺夫人李秀文开始一直不知丈夫的下落。1942年10月，通过李济深的关系，她打听到丈夫叶挺被关押在重庆，于是拿着李济深的亲笔信找到戴笠。半个月之后，戴笠才同意李秀文母女到歌乐山下五灵观招待所，与从囚室下来的叶挺相见。当见到长发长须的丈夫时，李秀文泣不成声，叶将军见到妻女二人，也悲喜交加。蒋介石原以为李秀文会劝说丈夫妥协，结果李秀文给叶挺带去的却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以及各界进步人士的问候和敬意。叶挺对此极为感动，他知道自己在坐牢却并不孤立，尤其是听说中共中央一直在设法营救他时，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内心，疾笔写下了“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的著名《囚歌》。该《囚歌》写成后，由其夫人带出后及时交给了文豪郭沫若先生。郭沫若看后，感慨地称之为“用生命和血写成的真正的诗”，后来便在社会上广泛传诵。渣滓洞监狱难友胡作霖还在监狱里将《囚歌》谱成曲，成为渣滓洞的“洞歌”。
自“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对叶挺被关事件一直同国民政府交涉，每次都提出恢复叶挺自由的要求，然而国民党方面总是从中作梗，使叶挺的事一拖再拖。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在谈判桌上，周恩来向蒋介石明确表示，将释放叶挺等政治犯作为条件之一。蒋介石仍然不从。1946年3月，我党以释放在邯郸战役中被我军生俘的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马法五作为交换条件，再次要求释放叶挺，这时蒋介石才被迫同意。
叶挺获得这一消息后，自然异常兴奋。但由于叶挺的身份特殊，他出狱后到底想干什么，这是许多人士都很关注的事。叶挺当然有自己的想法。特务沈醉在他的回忆材料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回忆：
毛主席提出要放叶，我特地好奇地去看叶，看他出狱后办什么。叶毫不迟疑像做了长时间准备一样，以肯定的口吻答我：“我出去第一件事需办的，便是请求恢复我的党籍。”我十分惊异，一直没想到他是一个脱离了共产党的非党员，直到那天我才明白这一情况。他说完后昂起头来，凝视窗外，久久不发一语。我怕碰钉子，赶忙辞出，言不由衷地回答几声“那很好，那很好……”我回去向戴笠报告，他听了不作一声，很久才说了一句：“共产党人的可怕，就是在这些地方！”
1946年3月4日，被囚禁5年多的叶挺终于获得自由。这时他已长发披肩，胡子齐胸。行前，他拢着长须，对长期看管他的特务沈醉说：“过去你几次劝我剪掉它，我没有答应，现在我要自动把它剪下来，把它好好保存起来。”说完，叶挺发出爽朗的笑声，登车朝他早已向往的中共代表团驻地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