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李青林的组织关系转移到重庆，她便先后被派去磁器口、山洞、马家店等地小学以教书作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运工作。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不久，蒋介石背信弃义，拉开了内战的序幕。李青林被党组织派去重庆市基督教女青年会作妇运工作，她改用了妹妹的名字叫李方莲。
1947年8月，通过当时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关系，李青林被调来万县，担任万县县委副书记职务。这时，我地下党在重庆秘密发行的《挺进报》被敌特破获，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因叛徒出卖被捕后自己也当上叛徒，招出了包括在下川东工作的江竹筠和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等20多人。
李青林被捕后，叛徒曾无耻地向特务头子雷天元献策说：“我们这次来万县，雷、李、江都抓到了，下一步就只能从李青林身上来榨油了，因为李是万县实际的共产党负责人，乡下的关系是她发展和掌握的。”于是，雷天元立即决定，当晚在特委会突击审讯李青林。令特务们没有想到的是，李青林竟然是个异常坚强的女共产党人，什么话都不会从她嘴里问出来。
“我在学校教书，备课上课很忙，很少和校外人来往。哪个姓江的？我不认识她，她也不会认识我。”李青林连自己是共产党员都不承认，更不要说交代党的组织了。
“加砖！再加砖！一直加到她服输、吐实情为止！”雷天元气急败坏地命令特务们一而再地给李青林施毒刑。后来，他们硬是在老虎凳上把李青林的膝盖折断了。然而，李青林始终未向敌人吐露半点党的秘密。在《红岩》小说里，有个情节：敌人用尖利的竹签插十指，李青林确实受过此大刑。
关进渣滓洞监狱后，李青林与江竹筠等同在女一室，时间长达14个月之久。在狱中，李青林又屡受重刑拷问，加之腿骨被折断，无法治疗，皮肉溃烂，行动十分困难，但她忍受疾痛，一直顽强地坚持同敌人斗争。尤其是她与叛徒的一次斗争，成为了一则“经典故事”，流传至今——这是一名叛徒的自供：
在杨家山，有一天特务忽然把涂孝文押到渣滓洞去，叫他与李青林“对质”。原来李青林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涂孝文“对质”回来后对我说：他到了渣滓洞，特务张界当着他的面“审讯”李青林，但李仍然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张界叫涂孝文“对质”。没有等涂孝文开口，李青林就痛骂涂孝文，说在泸州时，他二人在小学里面教书，只是同事关系。当时涂追求她，她拒绝了，有一次涂竟强迫与她接吻，她打了涂一个耳光，涂从此怀恨在心，所以要报复她。说到这里，李青林理直气壮地斥问涂孝文：“你说，是不是这样？”涂面红耳赤，低下头说：“是。”这幕“对质”的丑剧就此收场，没有达到特务预期的“效果”。涂孝文还向我说，当时他感到羞愧，鼓不起“勇气”去证明李是共产党员。
在监狱与敌人的斗争需要特别坚强的意志，36岁的李青林以一名党内“大姐”的身份，不仅以身作则，更是用极大的精力与毅力鼓励年轻同志。她虽腿骨残废，却总是跛着腿积极参加狱中同志们举行的一些如春节联欢会、追悼会等大的活动。平时她双腿行动不便，于是就坐在那里为难友们缝缝补补，照看婴儿与伤者，还为男室难友做了五件棉背心和绣了许多花枕头等，将同志间的友情与温暖传递到难友中间，深得同志们的爱戴。
现在，敌人就要枪杀这位亲爱的革命大姐了。当李青林在江竹筠的搀扶下走出女囚室时，整个渣滓洞响起此起彼伏的一声声亲切的“李姐”“江姐”的呼喊声……“不许嚷嚷！”端枪的特务则在一旁气势汹汹地制止囚友们说话。但此刻的渣滓洞已经失去了平静。
“同志们再见了！再见！”“再见了同志！替我们报仇吧——”
李青林与江竹筠手挽着手，转头向楼上楼下的各囚室的同志频频招手告别。“来，你这个跛子，我拉你一把吧！”上车时，一个特务见李青林行动不便，伸出手想拉其一把，却被李青林一把推开，她凛然怒斥道：“不用你拉，我自己走！”而就在这一刻，女囚室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齐亮”后，便发出凄惨的哭嚎声，顿时让整个渣滓洞沉浸在悲痛与凄凉之中。“秀英，我的好妻子，听我一句话：别哭！”这是齐亮的话。
“我……我不哭，我不哭……呜呜……”女囚室里，方才那悲凉的哭声一下变成了凄怆的啼泣。
27岁的齐亮，这位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高才生曾是联大的学生会主席。齐亮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时，就是著名的学生领袖，有极高威信，他与老师闻一多及马识途等组织和领导了一次次民主运动。到重庆后，仍然主要组织领导学运。1949年1月与妻子一起被捕又一起被关在渣滓洞。齐亮的妻子马秀英比丈夫小一岁，她是四川地下党负责人、著名作家马识途的堂妹。齐亮在任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时，与马识途关系密切，后齐亮任中共重庆北区工委书记，马秀英就在他手下从事地下工作，时间一长，她很佩服齐亮的人品才学，后经齐亮和王朴介绍，马秀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这对革命伉俪一直并肩在对敌斗争的前沿。这对年轻夫妇，在渣滓洞几个月里，虽然不能生活在同一室，但他们每天都在关心对方，且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进行着革命和爱情的交流。
现在，他们就要彻底分手了。齐亮第一次听到特务们点自己的名字时，就特别担心女囚室里的妻子知道，然而现在妻子仍然知道他要走了，并且如此悲痛地哭泣，这让齐亮内心无比痛苦。他的眼睛湿润了，紧咬着牙关，恨不得冲到女囚室的铁窗前对亲爱的妻子安慰一声，然而他没有，他只是含着泪水，朝妻子挥挥手，作最后的告别……“再见了，同志们！”
“同志们，再见了！”囚室内外，一片难分难舍。“走！”刑车在特务的吆喝声中，带着李青林、江竹筠、唐虚谷、齐亮、王敏等29人（敌人又从白公馆提出一名共产党员）离开了渣滓洞，驶向预先设好的刑场。
此时，暮色已近。歌乐山在晚霞的照映下，血色一片。敌人的刑车正驶向电台岚垭刑场……那是一片长满野草的荒地，李青林、江竹筠和唐虚谷、齐亮、王敏等是被分三批押至“执行”区域的，在那里，另一批特务们在几小时前已经挖好了一个尸坑。
“快快，往前走！别停下——”李青林、江竹筠、唐虚谷等是这样被特务们赶着往尸坑前走去的，他们并不知道这片荒地将是他们告别这个世界的墓地……突然，他们的身后响起密集的枪声——“突突……”有人中弹后踉跄倒下。有人一听枪声便转过身，来不及半点犹豫，就振臂高喊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突突突……”子弹更加密集地射来。更多的人倒下了……先倒下的人中有人突然站了起来，带着浑身的鲜血，举起拳头，使出最后的力量在高喊：“打倒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突突突！”“突突突……”更加密集而猛烈的枪声。“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突！”“突突！”“突……”没有人再从地上站起来，断断续续的口号声、呻吟声是从地面传出的，声音小了，甚至有些含糊不清。特务便向这些仍在发着声音和扭动肢体的人补枪……歌乐山变黑了。太阳躲进了黑暗中。敌人趁着黑色夜幕，将烈士的遗体仓皇地推入尸坑。重庆解放的第二天，无数革命群众和那些死难者的亲属纷纷来到这块敌人残害革命志士的地方寻找、凭吊亲人。
1949年11月14日在歌乐山电台岚垭壮烈牺牲的30名志士中，除了李青林、江竹筠、唐虚谷、齐亮和王敏外，还有杨虞裳、徐也速、蒋可然、吴奉贵、陶敬之、黄楠材、陈以文、朱麟、周成铭、石文钧、何忠发、袁尊一、明昭、张文瑞、张泽浩、张远志、左国政、游宗象、尹慎福、谯平安、李群、邓致久、胡有猷、盛超群和从白公馆提出的邓兴丰。
敌人的大屠杀如此丧心病狂，没有人性！就在杀害李青林、江竹筠等共产党人的当晚七八点钟，大特务头子毛人凤回到他所住的嘉陵新村6号。这时，手上还沾着共产党革命烈士鲜血的徐远举等特务已在此恭候。“局座，任务已经完成了。”徐远举毕恭毕敬地向上司汇报道。“处理干净了？没留下什么痕迹？”毛人凤看了看徐远举身后的几个特务，问。“非常干净。同志们干得很利索。”徐远举补充道。“好，你们都先回去领赏吧。我跟徐先生还有事。”毛人凤对特务们说完，便往里屋走。
徐远举示意手下的人离开此地，自己则跟着进了里屋。“辛苦了，徐先生。”毛人凤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对徐远举说：“刚才我已经在委座那里报告了你们今天处决30名要犯的事，老头子很满意。”“那委座说什么时候对其余的案犯动手呢？”徐远举迫不及待地问。“唉——恐怕得先放一放了。”毛人凤突然懊恼起来。“怎么回事？”徐远举摸不着头脑，有些着急地问。片刻，毛人凤终于说话了：“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委座说了，要先考虑如何解决重庆炸城的问题。”
“这……其余的案犯们就不杀啦？”一天不动手杀害共产党似乎就要手痒的徐远举有些失望地看着上司，不知其意。
“你不知道，上个月广州撤退时，我们的广州空军在广州机场存放了几千吨物资，结果共军打过来时，我们的人根本没有按预先安排的给破坏掉，最后倒好，全给了共党！委座气不打一处来，将空军司令周至柔叫去狠狠地骂了一通。这回重庆如果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委座非得把你我革职查办不可！”毛人凤瞟了一眼徐远举，喘着粗气，阴声阴气道：“你们先去把爆破大队的人给我找来。记住：这是我们当前最首要的任务。”
“是。”
同是1949年11月14日这一个夜晚，白公馆楼下的第四室牢房里，听着难友们轻轻的鼾声，一位名叫宣灏的“老囚犯”怎么也睡不着。晚上八九点钟，一个监狱看守悄悄告诉囚中的难友们：关在楼下二室的邓兴丰已同从渣滓洞提出的其他29人在电台岚垭被秘密杀害了。另外一个消息是，人民解放军已逼近四川，重庆马上就要解放。得知这两则消息，这位当年误入军统训练班，后又一心想参加新四军，在九年多的铁牢生活中每晚都有“狱中写作”习惯的江南青年，一夜无法入眠。
此时此刻，宣灏想到了自己将和其他难友随时都会像邓兴丰一样被拉出去“制裁”。对于死亡，宣灏并不害怕，并且早已做好了准备，让他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世与经历，一直埋在他内心追求光明的理想却还没有机会告诉革命同志，特别是还没有机会告诉同室囚友他朝思暮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时间不多了，该向同志们表白了！想到这里，宣灏毅然找出偷偷收藏的纸和笔。他决心抓住最后的时机，写下自己要对中国共产党说的话，如果万一有机会带出去，此生无憾矣！
白公馆内外，此时异常静寂，只有远处偶尔的狗叫声传入耳边。借着牢房门栏间隙透进的微弱光线，宣灏的深度近视眼几乎贴在纸上，他吃力地一笔一画地写着开头的第一句话：
亲爱的朋友，思想上的同志——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从何说起呢？从今天下午老邓的走（还不清清楚楚地摆着么：他们是完结了啊），我想，你们的案子是结束了，你和老刘的生命也许是保全了；但从另一方面，我们得到确息，我们这批从贵州来的同志，已于十日“签呈”台湾，百分之八十是要完结的了；因此，在临死之前，我想向你说几句我久想向你说，而没有说成的，请你了解我，并为我和其他的同志报仇！
写到这里，宣灏感到极有必要向党梳理清楚自己的人生轨迹：我是江苏江阴人，父亲是一个鲜鱼小贩，因为家庭穷困，十一岁母亲逝世后，我一面帮着父亲挑担作生意，一面在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曾在初中肄业半年，十六岁，到无锡一家水果店学生意。但我异常厌恶那种狭小而庸俗的生活，希望求取知识，到更广阔的世界去活动。我知道我的家庭是不能满足我的这种希望的，于是我便逃到扬州一个驻防军里去当兵，大概干了三个月，我就被我的父亲找来领回家去了。
在家里，上午我帮着父亲挑担作生意，煮饭烧菜。下午，便独自躲在光线暗淡的小室里学画，读当时新兴的小说和浅近的社会科学书籍。我没有相好的朋友。因为，即使有钱人的子弟愿意与我交往，他们的父母也讨厌我到他们家去玩：“你看他身上穿得多破烂，多肮脏呀！朋友多得很，为什么独独要找他，给人家看了笑话啊？”我的孤僻矜持的性格，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同时，那样的生活也给我带来了坏影响：求点知识，学些本领，我将来要往那些有钱人堆里爬——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心理是多卑劣，多无耻啊！到我十八岁那年的秋天，我的一位有钱的远亲，把我介绍到上海东南医专的解剖实习室去当助手和绘图（解剖图）员。除了规定的工作而外，我也可以选择很多和自己工作有关，或感到有兴趣的功课，随班听讲。两年半时间，使我懂得了一些生物学和别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幽静的实习生活，也养成了我沉默而不管时事的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