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注重思想——注重有思想， 有独立见解的作品。
三、强调自由——强调压迫自由和争取自由的对比。
四、关心人民——关心苦难中国人民的生活和不幸。
五、精选佚书——搜寻被埋没了的和新发现的文献。
六、补正版本——兼顾版本与内容的双重条件。
七、提供解题——提供经世致用， 学以致用的解说。
八、发挥可读性——发挥温故知新的可读性。
李敖的这“八大准则”可以说是真知灼见。总之，对你有帮助的书都是值得一读的书，扩展视野，多读好书，写作水平也会有所提高。
考据成风
“……这种张冠李戴的胡适之言，虽然离谱，但因无知者说不出出处，所以还不算是胡适的错误。最可恶的是无知者说出出处，却又错引，看来就像是胡适弄错似的。例如画画儿的何怀硕在《联合报》发表《煮石集》，其中《自由与同情》一文说‘记得胡适之先生曾引王安石的诗句，说明同情精神。诗曰：……风吹屋瓦堕，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其实照《王临川全集》中‘拟寒山拾得二十首’，明明是何怀硕自己弄错了，结果害得胡适的国文跟他这画画儿的一样菜了，真是冤哉枉也！”
——李敖
如果我是胡适的话，我都觉得冤枉。更何况一直比较敬佩胡适的李敖就更要为他抱不平了。李敖有一句名言：“你可以说一个人是王八蛋，但你必须找出证据来证明他是王八蛋。”这说明李敖是一个“重考据”的人。但是能“考据”的如此理直气壮，恐怕也只有李敖了，因为李敖既是一名心思缜密的史料专家，又是一名慧眼独具的社会批评家。他最擅长的就是挖掘社会上的各种现实问题或者是潜在问题，以此来印证他对于传统的攻击，使读者能够切身体会到他的思想并唤起共鸣。总之，一切要用事实说话：“心里想的口上答应的都不算；都要用事实证明出来才算。这就好像女人生孩子，别人要看不是别的，是孩子；女人给别人看的，不是别的，是孩子。生出孩子才算。
生不出哇哇叫的，任凭女人自己哇哇叫，任凭天使、医生、护士、丈夫、奸夫……一干人等作证，都不算。没人对生不出孩子的理由感兴趣。世间最讨人厌的一种话就是失败者的理由，最恶心人的一种话就是失败的理由以外，又以毫无信用之身，来一大堆新的保证。”而李敖一向是有话直说，批评起人来也是毫不留情，按理来说，应该很少有人能接受他这种激烈的说话口吻以及尖锐的文字，但就是因为他“重考据”，经常使用大量的材料事实说话，证据充足到连反对他的人都无话可说。所以说，读书不多，胡乱引证，很容易遭人骂的。李敖也经常引用他人之言，但就是没出过错，一个是因为他读书多，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不是读完拉倒，而是读完之后会把需要的东西记下来。正因为资料收集的多了，李敖在许多话题上都能说得很开，当然，挑起别人的错来更是得心应手：
“例如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一日《青年日报》上，政大教授郎裕宪发表‘偏激言论将会伤害我们国家的安全’，竟说‘法国大革命后……罗曼·罗兰谓：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日立法院院会上，立法委员赵少康竟说‘法国大革命时，罗曼·罗兰曾说过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之！’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日报》短评上，竟说‘法国罗曼·罗兰夫人有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事实上，全是笑话。因为这话本是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误引十八世纪‘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之言，怎会轮到十九、二十世纪的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和他老婆来代说呢？
“又如干校教授李方晨，在《九国革命史》中一边说‘英王把苏格兰女王玛丽处死’，一边又说‘西班牙王腓力二世遂策动其妻苏格兰女王玛丽’云云，事实上，是把两个玛丽弄错成一个人了。这种菜教授，竟不知苏格兰女王玛丽（Mary，Queen of Scots）并非腓力之妻！此婆一生三嫁，但从没嫁给过西班牙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 of Spain），嫁给腓力二世的乃是英国女王玛丽一世（Queen Mary Ⅰ of England），就是外号‘血腥玛丽’（Bloody Mary）的那位。国民党教授如此无知，真是‘乱点鸳鸯谱’了！”
李敖如果没有看过这些犯错的书、报或演讲，如果没有看过正确的资料，如果看过了也没认真记下来，他能考证得如此随手拈来吗？答案自然是不能。可以说，在读书以及收集资料方面李敖是个当仁不让的高手。所谓资料的收集（Data Collection）就是指研究者经过严密、周全的考虑之后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从研究对象处获取资料的过程，比如，通过读书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在这里，“读”就是一种获取方法，而“书”为研究对象，在书中勾画所需资料或写读书笔记就是在获取资料的过程。
获取收藏资料时有许多问题需要注意：首先要了解你所收集资料的种类，例如：描述型资料（对你研究对象的文字概括）、数据型资料、观点型资料（人们对研究对象的主观看法）、公文型资料（官方声明以及公开的资料）、分析型资料等。其次是收集的方法，比如：结构式资料收集法（提前设计好特定的结构来进行资料收集）、观察法、档案记录收集法等等。还有就是在获取资料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资料的完整、真实以及准确，确保资料的科学性以及真实性。最后要注意的就是收集资料以前要作的准备，比如分析资料的来源、价值以及准确性。简单来说，收集资料的步骤就是：明确收集资料的目的、选择收集资料的方法、准备收集资料的工具、设计资料收集的顺序、开始实施。那么，李敖在收集资料方面又有些什么心得体会呢：
“我生平收藏资料，是大规模的，正像韩愈《进学解》中所谓‘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在大规模的标准下，几乎有取无舍，只要片纸只字，就多在收藏之列。宁肯失之过滥，不肯失之交臂。——对资料的态度，正好和我的交友态度相反。
“有些资料乍看 ，但是，往往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想不到的时候，这一资料，就会发生正面证据或“反面教材”的作用，这时候，才发现大规模的干法实在要得！”
说白了，李敖这种收集资料的方法就是有多少收集多少，不管有用没用，先收集了再说。然后在加以利用，既可以用来让自己的文章不容易出错，也可以用来“考据”别人，李敖“考据”别人的例子那可不少啊，各种各样知识的都有，一边“考据”那些引用出错者，一边用刻薄的语言极尽打击之能事，完全不留面子，这也是李敖的一贯作风，所有被他“考据”到的人只能自求多福了。比如，“亚历山大考证事件”：
“九月十八日的《自由时报》上，刊有老包‘大家的报应’一文，里头说：‘看到一出电视影集，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案而辞职下台，戏中引述了一句希腊名言，颇令人会心微笑。名言曰：世上最严厉的惩罚，莫过于让一个人的愿望完全实现！……亚历山大征服欧洲之后，某日攀上阿尔卑斯山顶，放眼所及，尽是他一人的天下，人生如此而已，高处不胜寒，不禁悲从中来号啕大哭——他正忍受着上帝给他最严厉的惩罚。’
“……老包这种《自由时报》副刊主编兼专栏作家，历史程度未免太差劲了吧？亚历山大什么时候攀上过阿尔卑斯山顶了？他一生三十三年中，连阿尔卑斯山脚都没到过呀！阿尔卑斯山绵亘于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及瑞士之间，长达一千二百公里，它是中欧地区的山脉、距离亚历山大发迹的东南欧班都斯山脉，可谓八竿子打不着。亚历山大又何幸跑到它山顶之上？又何辜跑到它山顶之上？
“……亚历山大死而有知，被和成泥去塞啤酒桶，还可聊得近酒之乐呢；最倒霉的是，被无知的台湾人给送到阿尔卑斯山顶之上，还得奉命号啕一场，那才死不瞑目哟！”
所以，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做什么事，都一定要秉承严谨认真的精神，不要只凭自己模糊的记忆乱来，当然如果你是记忆力超强的天才除外。一定要查证所引资料的正确性，最好是在你的文章发表以前先自己考证自己，这样才不会闹笑话。
“杂文”？杂！
所谓“杂文”，就是人们常说的杂体文章。杂文其实是散文的一个分支，也可以算作是议论文的一种变体，以批评和议论为主，文学意味较浓，同时又有议论与抒情两种特点。我们通常所见的杂文都是形式多样且篇幅较为短小，其作者经常使用各种修辞手法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以及感想见解。总体来说，杂文的语言极为灵动，有时又带有讽刺意味，是文学中的重要分支。常见的杂文有杂说、短评、随感录、漫谈、讽刺小品、知识小品、幽默小品、闲话以及文艺政论等等。中国的现代杂文产生于五四时期，最初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上，以“随感录”为名。二十年代时颇有成就，三四十年代时就开始风靡文坛了。在这之后发展虽然有起有落，但总体势头渐好。广泛的文明批评以及社会批评是杂文的基本内容，这类文体带有强烈的思想启蒙色彩与理性批判精神。在艺术上追求说理的抒情化与形象化，一般带有比较鲜明的讽刺嘲笑、幽默喜剧色彩以及论辩、机智的哲理品格，同时有着审丑、警世、益智等多项功能。
李敖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地地道道的“杂文”，不信你看：从白话、文言、典故、成语一直到各种市井俚语甚至于骂人的粗话，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啊。而李敖还经常在一些专门用语的后面附带上洋文的解说当做尾巴，以制造他学贯中西的高大形象，然后又以直率、活泼且非常口语化的句子，加上一刀见血的论述，使他的杂文们读起来那是爽朗而顺口，让人有一种随着音韵节奏起伏的痛快之感。李敖所写的杂文可以说引起了一场说理文字的革命。因为他最擅长把抽象且专业的话题，深入浅出地呈现在大众面前，再晦涩的主题他也能写得让大部分人只要识字就能看懂，一条曲高和众的道路就这样被开辟出来了，这就是李敖的文字能够传播如此之迅速、范围如此之广的原因。
李敖式文学
“大堆人中，甲和乙没有什么意见上的不同，丙和丁又没有什么观点上的两样，大家是那么的相似，相似得没有奇思、没有个性、没有不受老顽固压榨过的思想。我们手执笔杆的人，面对这些软趴趴的风气，我们怎么能够也随波逐流呢？我们一定要站起来，告诉青年人，什么生活才该是他们应过的生活，什么感情才该是他们应有的感情。我们要敲打出一种声音，然后从他们身上，得到这种声音的回响；我们不该附和着他们，与他们的错误‘灵犀一点通’，用作‘共鸣’式的二重奏！……在这些博大的原则底下，在这些遥远的方向底下，作为新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向一切陈腐的、落伍的、八股的、神怪的、闺秀的混乱思想宣战，我们不再容忍它们来毒化青年少年的思想，蛊惑这些清白小朋友的心灵。”
——李敖
李敖写书是必须的，不写书的李敖就不是李敖，用他的话说就是：“第一流商人不论景气不景气，都要赚钱；第一流作家不论畅销不畅销，都要写书。”而开篇引用的那段话可以说是李敖的心声，是李敖写作的目的，同时也是李敖认定的写作的责任。关于写作目的方面李敖也有所叙述：“写书的目的本来就在向群众宣传自己的思想，使看自己书的群众有深刻印象。注意，是有深刻印象就已足，并不在知道多少多少细节与资料。(写K，如可厌、如专制、如卑劣、如小儿科……诸印象一一达成即是成功，不在堆资料。)所以，最好的技法是电影技法，这是造成群众深刻印象的最好方法。现在虽然用书来取代电影技法和补电影技法的不足，但基本上，仍要提醒自己：这书的内容，要像电影一样对看它的人‘直指本心’、‘一片见效’，并且终生受用。所以，fiction比non fiction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履行这个责任，李敖用他的思维、用他的笔、用他笔下的文字慢慢创造出了只属于他自己的“李敖式文学”。李敖特有的这种煽动性的文学风格开也为原本保守且四平八稳的中国文学增添了一个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