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苦难充满着恐惧，竭力想使自己和自己的故乡摆脱苦难。他是一个博爱主义者。尽管他也有仇恨，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不是恨哪一个人，而是恨整个的苦难，恨残忍。在他看来，要摆脱苦难，只有让残忍的互相厮杀在某一时代中停止下来，在某一代人中停止报复，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别人来撕我时，我也用爪子去撕别人，“这样拼抢，洼狸镇就摆脱不了苦难，就有没完没了的怨恨”。以厮杀对付厮杀，就会产生一种“没完没了的怨恨”，这是一种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一种万劫不复的苦难循环。
隋抱朴这种托尔斯泰意识，也许只是一种模糊的自觉，也许已经十分自觉。但我们不应当简单地把张炜视为甘地主义者和托尔斯泰主义者。重要的是，张炜是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特定历史时期提出问题的。这个问题实质上是，经过一百年的大动荡、大斗争之后，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过去发生在自己土地上的历史，一百年的历史，甚至是几千年的历史。对待自己的历史，是用一种“追究罪责”的思维方式，还是用一种“同情和理解”和“共负罪责”的方式？而对于未来的道路，是了结旧债的方式，还是“变本加利”的方式？这是必须认真思考的。《古船》的作者通过作品表明，应当用后一种方式。追究责任，首先审判别人，审判敌人，这未必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在完成对别人的历史审判之后，自己却往往又开始积累着被别人审判的罪证。
作者相信任何播送恶果的人终究要自食恶果。隋抱朴的弟弟隋见素与他的哥哥选择不同的路——报复的路，但是，他和被报复者赵多多同归于尽，犯了“绝症”。这是具有固定意义的绝症，又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绝症。这种精神绝症就是在疯狂地撕毁别人之后不可救药地自身陷入病狂，最终撕毁了自己。隋见素的对立面赵多多也是如此。他不断地作恶，给予报应的是不断地受到外界的强刺激，终于，他在刺激中神经崩裂，也撕毁了自己。《古船》中一个写得很有特色的人物赵炳，也是如此。他是一个“变质”了的共产党员，但是，他却不是一个人性简单的“坏人”。他在两个妻子去世之后，听信医生的告诫，不愿意再结婚再造成死亡，而当他占有隋含章之后，就意识到自己的罪恶，罪感也时时笼罩着他的灵魂。
他是一个占有天使与同时被魔鬼所占有的人，因此，他时时等待着隋含章的报复（“我在等待那个结果”是他的口头禅）。当最后隋含章的报复降临于他的面前时，他接受这种报复。当含章的剪刀刺进他的肚腹时，他出人意料地对含章说：“我对老隋家做得……太过了。我该当是这个……结果。”《古船》的这段描写，可称为神来之笔。这种结局，加浓了作品的罪感，并表明作者相信世间有着一种极其神秘的“因果链”，这种链条神秘地捆住每一个人的命运。作者展示这些血的结果和血的悲剧，正是为了摆脱这条可怕的因果链的捆绑，为了让人们能了结那些永远数不清、永远还不清的旧账。是的，与其数不清，还不完，还不如放弃一切逼债与索债，放弃对历史罪责的追究。互相宽容，各自重新开始，各自还债，各自责备自己，各自以同情和理解的眼光对待过去发生的一切，共同努力展示一条新的生活，安宁的、和平的、没有苦难的新生活。
（四）一般文本（非忏悔主题）中的忏悔意识
上述三类忏悔文学作品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忏悔主体无论是以现实之我出现还是以灵魂之我出现，或者以他者出现，其忏悔身份和忏悔意识都贯穿于作品的始终，从而构成忏悔主题。但这并不等于说，非忏悔主题的文学作品就没有忏悔意识。在西方文学中，事实上许多其他主题的作品文本中也有忏悔意识，这也构成忏悔文学的一部分。这种忏悔意识，使得人物的性格内涵和心理内涵更为丰富，使情节更为曲折。它说明作家作品走入更深的人性层面。
以最着名的莎士比亚戏剧作品《哈姆雷特》和《麦克白》来说。《哈姆雷特》的主题是复仇，而非忏悔。但是，忏悔意识却影响到人物的命运。哈姆雷特被称为“复仇王子”，可是，他的复仇之剑总是犹豫的，这原因就是他的复仇总是被自身的人文道德责任和敌手的忏悔意识所牵制。他在接受父亲的复仇使命之后，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重任。”他的目标不是杀掉一个坏蛋，一个凶手，而是要进行道德重整。而且，这个凶手，这个坏蛋哈姆雷特的叔叔克劳狄斯，也是个基督徒，也感到罪责的重压，也在忏悔：“呵！我的罪恶的戾气已经上达于天；我的灵魂上负着一个元始以来最初的咒诅，杀害兄弟的暴行。
”他祈求上帝宽恕：“祈祷的目的，不是一方面预防我们的堕落，一方面救拔我们于已堕落之后吗？”但是他立即又怀疑上帝能够宽恕：“我现在还占有着那些引起我的犯罪动机的目的物，我的皇冠，我的野心和我的皇后，非分的利益还在手里，就可以幸邀宽恕吗？”在《哈姆雷特》戏中，这个忏悔者——哈姆雷特的叔父，杀害兄长、篡夺皇位皇后的凶手，可谓十恶不赦，但是莎士比亚也没有把他写成是绝对的坏蛋，就像麦克白一样，他也有良心的挣扎，也感到罪恶的戾气布满全身，也忏悔。因此，他也不算纯粹的“蛇蝎之人”。莎士比亚从不把自己笔下的人物写成善恶观念的寓言品，每个人都有非单一化的内心，克劳狄斯也是如此。忏悔意识帮助了莎士比亚实现笔下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仍然可以以托尔斯泰的作品为例。《战争与和平》这部巨着既不是第一人称的“忏悔录”，也不是《复活》似的灵魂自传，但是，其中有些情节，人物出现了忏悔意识时却显得特别感人。巨着的第二卷第22节所写的娜塔莎，其道德承担精神就极其精彩。
娜塔莎在安德烈公爵上前线之前订下婚约，一年后结婚。娜塔莎热烈地思念在远方的安德烈，情感泛滥，以至和花花公子阿纳托尔（皮埃尔之妻爱伦的兄弟）私奔，虽未成功，但已铸下错误。安德烈公爵从前方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没有原谅娜塔莎，便决定解除婚约，并让最亲的朋友皮埃尔去通知娜塔莎：“她可以自由了。”皮埃尔带着这一尴尬的使命来到娜塔莎家，托尔斯泰做了如下描写：
皮埃尔默默地望着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本来他心里一直在责备她，轻视她，但此刻那么可怜她，再也不忍心责备她。
“他现在在这里，请您对他说……请他饶……饶恕我。”娜塔莎没再说下去，呼吸更加急促，但没有哭。
“好……我对他说，”皮埃尔说，“但是……”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娜塔莎显然怕皮埃尔会有什么想法。
“不，我知道一切都完了，”她慌忙说，“再也不能挽回了。我这样伤害了他，我感到很难过。您只要对他说，我求他饶恕，饶恕，饶恕我的一切……”她全身哆嗦，在椅子上坐下来。
皮埃尔心里充满一种从未有过的怜悯。
“我会告诉他的，我会再次告诉他的，”皮埃尔说，“不过……我想知道一点……”
“知道什么？”娜塔莎的目光问。
“我想知道，您是否爱过……”皮埃尔不知道怎样称呼阿纳托尔，一想到他脸就红，“您是否爱过那个坏人？”
“您别叫他坏人，”娜塔莎说，“但我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她又哭了。
皮埃尔心里越发充满了怜悯、柔情和疼爱。他感到他的眼镜下流着泪水，他希望没有人看见。
“不要谈了，我的朋友。”皮埃尔说。
他这种温柔、诚恳，亲切的声音忽然使娜塔莎感到惊讶。
“我们不谈了，我的朋友，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他的，但我求您一件事：请您把我看做您的朋友，您要是需要帮助、劝告或者谈谈心，您可以想到我。当然不是现在，而是等您心里平静下来。”他拉起她的手吻了吻，“我将感到幸福，要是我能……”皮埃尔心慌意乱了。
“您别这样说，我不配！”娜塔莎大声说，转身要走，但皮埃尔拉住她的手。他知道他还有话要对她说。但他一旦说出来，自己也感到吃惊。
“别这样说，别这样说，您来日方长。”皮埃尔对她说。
“我？不！我一切都完了。”娜塔莎又羞愧又自卑地说。
“一切都完了？”皮埃尔重复她的话，“我如果不是像现在这样，我如果是世界上最漂亮、最聪明、最出色的男人，而且是自由的，我立刻就会跪下向您求婚的。”
娜塔莎许多天来第一次流出了感激和热情的眼泪。她瞧了瞧皮埃尔，走出屋子。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册），草婴（盛峻峰）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1999年版，第845—846页。
当娜塔莎悲伤到极点时，善良的皮埃尔想安慰好，想为她“开脱”辩护，说明“私奔”的罪责不在于你，而在于那个诱惑你“私奔”的“坏人”。而没等皮埃尔说完，娜塔莎于悲伤中却清醒地纠正他的话，她郑重地说：“不要叫他坏人。”此时，她不是把责任推给他人，而是认定过去的错误自己也有一份责任：罪责在我。当时所以“私奔”，正是她人性中的紧张在某个瞬间的反映。托尔斯泰在这里关注的不是谁是肇事者的问题，而是每个生命个体人性中灵魂中的普遍责任问题。娜塔莎这种责任承担精神，使她立即从世俗的“谁是坏人”的追究中提升到灵魂的自我拷问，显得特别动人。所以，同样具有这种承担精神的皮埃尔，一听到娜塔莎的反驳，就激动不已，马上对娜塔莎表示自己的无限倾慕，对她说，假如他不是皮埃尔，不是一个长得那么丑那么笨的人，他一定要跪下去向她求婚。皮埃尔从娜塔莎的自责自咎中发现她身上有一种最美的东西，这就是支撑着人类不会完全走向黑暗深渊的良知责任精神。娜塔莎在《战争与和平》中不是托尔斯泰着意塑造的忏悔人，但由于托尔斯泰具有忏悔意识并把这种意识注入作品，就使他的作品更为真挚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