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讲述想要补充和强调的是，从文学上说，《红楼梦》是部大悲剧，而从哲学上说，曹雪芹则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相通。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深刻性在于确认人永远被人自身内在的魔鬼——欲望所统治。这是一种永远不知满足的魔鬼。一时满足了，又有新的冲动与欲求，不断满足，也不断膨胀。这种人性的恶，难以消灭又不可改造。他的思想体系暗示，人并不是上帝能够主宰的，其生命意志并非上帝所能决定，反而是魔鬼所决定。人生所以注定带着悲剧性，就是人改造不了魔鬼，因此人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向与功利无关的超意志的审美愉悦之中。
曹雪芹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鲁迅说《红楼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者，独宝玉而已”（《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人情小说》）。《红楼梦》的确布满悲凉之雾，它对世界是悲观的，对人是悲观的，对情爱是悲观的。无论是甄士隐对《好了歌》的注解，还是《红楼梦》第五回预示命运的总结曲（《收尾·飞鸟各投林》：“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都极为悲观。曹雪芹认定，人生没有意义，说到底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而已，这个世界到头来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什么也不剩。
没有谁可以充当救世主，没有人可以挽救美好生命的毁灭和世界的堕落，无论是儒，是道，是释，都挽救不了改造不了那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荒诞社会。正由于这种彻底的悲观主义，《红楼梦》的思想才深刻，才不制造任何幻相、任何乌托邦，才一反中国大团圆的老套，如实地呈现出美好的生命一个一个被浊泥世界所吞没。受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红楼梦》文本中设置了冷子兴一开篇就说贾府“一代不如一代”（第二回）。三只冷观贾府的冷眼：一是冷子兴，二是秦可卿，三是妙玉，他们都带出悲观的结论。秦可卿在临终前托梦对王熙凤说的那番话，全是“盛筵必散”、“诸芳散尽”、“登高必跌重”、“树倒猢狲散”的悲观预言。而妙玉偷听林黛玉弹琴更是预感到断裂之声的不祥之兆。三者全是曹雪芹的悲观主义眼睛。
《红楼梦》的清醒意识恰恰来自这些悲观主义的眼睛。《红楼梦》有大梦，但没有肤浅的乐观主义和肤浅的浪漫气息。这正是他有一种与叔本华相似的哲学意向。第三十六回中，贾宝玉在批判“文死谏，武死战”的儒家道统的同时这样说：“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后来他又说：“我想这个人，生他作什么？天地间没有了我，倒也干净。”（第九十一回）这种话，简直与叔本华如出一辙，而且说在叔本华（1788—1860）之前。叔本华正是说，人最大的错误是被生下来了。他引用西班牙剧作家加尔德隆（Calderon，1600—1681）在《人生一梦》中的一句话旁证自己的思想：“因为一个人最大的罪过/就是，他已诞生了。”
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86页。不仅生下来为多余人（如同补天时多余的石头）是错误的，而且压根儿就不应该生，出生就是错，这是对人生多深的绝望。难怪宝玉要对同到尘世来走一回的知己林黛玉说出如此至痛至伤之语：“原是有了我，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无数的烦恼生出来：恐怖，颠倒，梦想，更有许多缠碍。”（第九十一回）曹雪芹让自己的人格化身贾宝玉所说的这些话，如果叔本华抹去原作者的名字，引进自己的代表作《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恐怕所有的读者都会相信这是出自叔本华内心的悲观主义哲学语言。
曹雪芹悲观主义的彻底性不仅仅表现在对生的怀疑，而且还表现在认定人性不可改造。这一点，高鹗在续书中很了不起地领会了，他保留了贾宝玉在与薛宝钗结婚之后的那一场辩论，在《红楼梦》第一百一十八回，表明了这样的观念：
又是什么古圣贤，你可知古圣贤说过“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之心又有什么好处？不过是无知，无识，无贪，无忌。我们生来已陷溺在贪、嗔、痴、爱中，犹如污泥一般，怎么能跳出这般尘网？……既要讲到人品根柢，谁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
这段话既把世界描述成不可救药的污泥尘网，又把人性描述成不可救药的无知无识之体，连“赤子之心”也不相信。更有甚者，贾宝玉不仅认定世界、人性不可能变好，而且会愈来愈坏，历史是在退化，人性也在退化，再好的现实人性也比不上太初时的那种人性程度。这是什么哲学？这就是悲观主义的人性退化论哲学，与进化论反其道而行之。贾宝玉这类悲观的论点遍及全书且不说，更让我们感到震撼的是，叔本华和曹雪芹两人都是“表象”论者，都是“人生如梦”论者。只不过叔本华用的词汇是“表象”，曹雪芹用的是“幻相”。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一篇第一节就直截了当地说：
世界是我的表象：这是一个真理，是对于任何一个生活着和认识着的生物都有效的真理。……人不认识什么太阳，什么地球，只永远只是眼睛，是眼睛看见太阳，永远只是手，是手感触的地球，人接着就会明白围绕着他的这个世界只是作为表象而存在着的，也就是说这世界的存在完全只是就它对一个其他事物、一个进行表象者的关系而说的。这个进行表象者就是人自己。
在叔本华看来，世界只是表象，人也只是一个表象者而已，并没有实在性。这与曹雪芹的空为本体、诸色乃是幻相的色空哲学完全一致。由于世界是人的表象幻相，因此现实世界的存在同人的梦境就没有多大区别。于是，东、西方这两位智者便不约而同地道破一个悲观主义哲学，这就是人生乃是一场大梦。叔本华说：“人生和梦都是同一本书的页子，依次连贯阅读就叫做现实生活。”他引征诸多哲学家的论说证明自己这一判断，“柏拉图常说人们只在梦中生活，唯有哲人挣扎着要觉醒过来。宾达尔说‘人生是一个影子所做的梦’；……而索福克利斯说：‘我看到我们活着的人们，都不过是，幻形和飘忽的阴影。
’索福克利斯之外还有最可尊敬的莎士比亚，他说：‘我们是这样的材料，犹如构成梦的材料一样，而我们渺小的一生，睡一大觉就圆满了。’由此便可得出结论：‘人生是一大梦’。”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篇第五节；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4—45页。在叔本华之前，曹雪芹就说“悲苦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整部《红楼梦》，也不过是人生一梦而已。因此，两个画给人生的句号便是“归于空”（佛教理想）和“归于梵天”（叔本华推崇的印度教理想）“归于梵天”的表述可参见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四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全是“无”。
王国维的天才正是他敏锐地感觉到叔本华与曹雪芹的哲学相通，而且是在悲观主义哲学上相通。尽管他的论述的主要语汇是悲剧，不是悲观主义，也未能完全穿透与把握叔本华、曹雪芹悲观主义的彻底性内容，但他毕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鲁迅语），毕竟为我们打通并嫁接了东西方的悲观主义哲学血脉，使得我们今天有了再认识的可能。而王国维自己最后也投湖自杀，用自己的行为语言，表明他自身也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一个对世界看得很透的怀疑主义者。
3曹雪芹与尼采贵族主义
欧洲在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现代主义思潮，其始作俑者其实是19世纪的叔本华与尼采（1844—1900）。也就是说，德国哲学是现代主义思潮的故乡。如果说，西方文艺复兴活动是第一次对人的发现，那么，现代主义思潮则是第二次对人的发现。但两次发现的内涵完全不同。第一次发现是发现人的崇高、人的伟大、人的了不起；第二次发现则是发现人的荒诞、人的渺小、人的混沌与卑劣。《红楼梦》作为一部“人书”（聂绀弩语），它兼有两者的深邃内容。
在现代主义思潮的源起中，叔本华与尼采都对西方理性系统进行了一次大解构，也是对基督教文化的大解构。他们发现，人并不是理性的载体，反之，恰恰是非理性、反理性的载体；人的本身问题极大，而且常常混乱得不可理喻。叔本华发现人是欲望的生物，欲望的人质。而尼采则发现，人已变成没有力量的“末人”，奉行的完全是非人的奴隶道德与弱者道德。这位最后连自己也疯掉的大哲学家，其整个哲学体系所暗示的“真理”是：我们感受到的宇宙和世界，乃是强者驾驭的。历史的列车是强者开动的。那些上等人即那些贵族的精英便是强者。强者有强者的道德谱系，弱者有弱者的道德谱系。世界这部大车如果要继续开动下去，就得向弱者、向下等人开战，拒绝一切为弱者、为下等人说话的哲学，包括基督的哲学。基督的道德是奴隶道德，基督哲学是下等人哲学，所以不可接受，所以要宣布“上帝死了”。
尼采对叔本华的意志哲学进行发挥，把世界的本质、生活的本质、存在的本质归结为“权力意志”，把世界、生活和一切存在物都视为权力意志的表现。权力意志不仅是永恒的战斗力量的源泉，而且是判断界定善恶的唯一尺规。他断定，人之中一切增强权力意志和权力本身的事物便是善，而一切虚弱的事物便是恶。他的“超人”理想正是把权力意志发挥到极端的理想。超人本身也正是权力意志在人类世界中的最高产物。这种权力意志哲学当然没有悲悯感与大慈悲精神。
（二）《红楼梦》与西方哲学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