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心明确但理论准备不足
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经历了三大意识的觉醒，即“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人—个体”意识的觉醒，以及“阶级”意识的觉醒。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人—个体”意识的觉醒。作为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其主将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和其他一些思想者及作家，大声呐喊，想要唤醒在铁屋中沉睡的中国人的两个要点：第一，人是人，人不是奴隶，更不是牛马，这是人道主义的呼唤；第二，人是个体存在物，不是国家的附属物，也不是家族的附属物，这是个人主义的呼唤。二者强调的重心不同。
人道主义关心的是老百姓的吃饭问题、生存问题，个人主义关心的是个体独立、生命自由的问题。如果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放在从鸦片战争直至今天170年近现代历史上看，那么，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点，是肯定个人，突出个人。因此，运动的中心旗帜是易卜生，是尼采，而不是托尔斯泰，不是马克思；尽管也有后两者的影响。在运动中，各种思潮并置，既有人文主义思潮，也有民粹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但都肯定个人，突出个人，都排斥抨击“国家”、“民族”、“家族”等神圣的价值单位，所以才出现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周作人的《新文学的要求》、郁达夫的《艺术与国家》等文章，不约而同地把“国家”、“民族”、“家族”等作为“个人”范畴的对立项。
“五四”历史杠杆的作用，是把梁启超、严复等近代思想家的以“国”、“群”为目的为核心的价值观，拉向以个体生命即以“己”、“我”为目的为核心的价值观。当时胡适介绍易卜生的剧本《国民公敌》（剧中主人公为斯铎曼医生），其主旨正是说，个体独立的思想是最为重要的，为了坚持个人的尊严和个人发现的真理，可以不惜成为“国民公敌”（参见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发表于1921年4月26日）。这一价值核心与思想前提的转变，是划时代的转变。有了这一转变，中国知识分子才醒悟到一个最根本的生命真理：个人不是工具王国的成员（即不是群、族、国的工具），而是目的王国的成员（即人本身就是目的），因此，个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属天经地义。
强调人（人道主义）与强调个体（个人主义），其价值内涵是不同的。这一点使五四新文化先驱者常常陷入困境。鲁迅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吧。”（《两地书·二四》）鲁迅身上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也是现代先进知识分子两种思想的矛盾。这不仅是选择托尔斯泰还是尼采的矛盾，而且是选择了尼采作为旗帜之后阐释尼采的矛盾。例如，他们宣扬尼采，但尼采本身是个极端的贵族主义者，极端蔑视“下等人”——五四文化改革者最关心的底层大众，这就与人道主义完全背道而驰；可是，尼采的反奴才思想又有利于个体灵魂站立起来，于是，五四思想者在谈论尼采时，本身就陷入矛盾。今天，在五四运动后近100年，可以非常明确地说，人道主义是永恒的真理，但是，如果人道主义不落实到对个人生命、个人尊严、个人独立权利，尤其是思想权利的充分尊重，那就会变成一句空话。因此，“五四”的个体觉醒，其意义就非常重大。
可惜，“五四”对个体价值的发现与肯定，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胡适在阐释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时，曾提醒张扬个性需要并行的两个条件，第一是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是使个人“担干系”，即对社会负责；两者皆备，才是健全的个人主义（参见《易卜生主义》第六节）。这无疑是很正确的，但当时的思想界，普遍没有分清真假个人主义（如哈耶克所言），也没有分清洛克、休谟、亚当·斯密、柏克的英国式个人主义（强调自由）和卢梭、伏尔泰等的法国式个人主义（强调平等），不注意个体经济这一人的生长前提与生存土壤，也很少有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平等、权利与义务、个体主体性与个体主体际性等两者关系的深度哲学探讨。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接受卢梭的原子式个人主义、平等思想和尼采无限膨胀的“超人”个人主义。可是，这种浪漫的、只有情绪而没有理性的个人主义，在现实问题面前无法解释个体存在价值的合理性，更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于是，便发生“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剧，呐喊一阵便偃旗息鼓，很快地从提倡走向沉默，然后又走向破灭。
至今还令人困惑的是，扮演新文化运动先锋角色的新文学运动，对于两个天才的德语作家——尼采与卡夫卡，只知前者，不知后者。卡夫卡一直没有进入中国现代作家的视野，相应的，其荒诞意识和荒诞写作方式也未能进入中国。而对于视野之内的尼采，又缺少批判，尤其是对尼采的“超人”理念对于文学艺术的负面影响，更是缺乏批判。直到1999年，才听见高行健明确的批判声音：“尼采宣告的那个超人，给20世纪的艺术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艺术家一旦自认为超人，便开始发疯，那无限膨胀的自我变成了盲目失控的暴力。艺术的革命家大抵就是这样来的……尼采自塑的一个无限自恋的超人的形象，对脆弱的艺术家来说是个假象，否定传统的一切价值，最终也同样导致对自我的否定。”（法）高行健：《另一种美学》，转引自《文学的理由》。香港明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二）“批孔”的合理性与浪漫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除了以鲜明的旗帜唤醒“人—个体”意识，从而具有巨大的历史功勋之外，还有两项基本发现，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第一，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应付人类社会现代化潮流的挑战；第二，发现中国大文化系统中缺少西方理性文化与逻辑文化。
以上两点，一是“不足”，二是“阙如”，两者都是事实。这两大发现，便构成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内容。而作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为了便于启蒙，前者便被简化为“打倒孔家店”，孔子孔先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负面部分的“总代表”。资源不足的发现，导致历史罪人的发现，孔夫子成了担荷吃人文化全部罪恶的历史罪人，从而经受了一次历史性的声讨与清算。孔子是20世纪最可怜的人，他在“五四”作为历史罪人，承担历史罪恶；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又变成和现行反革命集团头目并列的现实罪人，承担现实罪恶。
五四启蒙者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世间法”（如三纲五常、愚忠愚孝、宗法统治、妇女节烈，以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等世俗规范）的陈腐与落后，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没有五四文化思想者的呐喊与冲击，我们今天可能还要生活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跪拜中，可能还要呼吸满口奴才满口“在下”的臭气，甚至可能还会以杀子埋儿的郭巨（《二十四孝图》的孝子）、杀妾效忠的张巡为自己的伟大榜样。有了五四新文化为坐标与参照系，中国的专制统治，其宝座就不那么符合天理了。一切专制制度都建立在“非个人”的理念上（孔夫子及后来的儒家行为模式有一部分确实排斥个人），“五四”张扬个性，肯定个体，专制者的日子自然就没有以往那么自在了。
但是，我们也要郑重地说，五四启蒙者对待孔子儒学缺乏理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文化浪漫气息。其缺少理性，一是没有区分儒家原典和儒家世间法（制度模式、行为模式）；二是没有区分儒家的表层结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和深层结构（情感态度等）。儒家原典既包括《论语》、《孟子》（第一原典），也包括朱熹和王阳明等儒家哲学典籍（第二原典），这是中国的伟大思想存在。关于儒家的表层、深层之分，李泽厚先生《初拟儒学深层结构说》（1999年）说得很清楚。他说：“所谓儒家的‘表层’的结构，指的便是孔门学说和自秦汉以来的儒家政教体系，典章制度、伦理纲常、生活秩序、意识形态等等。它表现为社会文化现象，基本是一种理性形态的价值结构或知识／权力系统。
所谓‘深层’结构，则是‘百姓用而不知’的生活态度、思想定势、情感取向；它并不能纯是理性的，而毋宁是一种包含着情绪、欲望，却与理性相交绕纠缠的复合物，是欲望、情感与理性（理智）处在某种结构的复杂关系中。它不止是由理性、理智去控制、主宰、引导、支配情欲，如希腊哲学所主张；而更重要的是所谓‘理’中有‘情’，‘情’中有‘理’，及理性、理智与情感的交融、贯通、统一。我以为，这就是由儒学所建造的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不止是一种理论学说，而已成为实践的现实存在。”李泽厚：《波斋新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177—178页。可惜，在五四时代，新文化先驱者们还没有如此清晰的理念。至于儒家原典与儒家世间法的区分，那就更不明晰。
儒家原典确认现世世界是唯一实在的世界，人是这个世界的唯一创造者。幸福不在明日的天堂（不同于基督教），也不在于精神的解脱（不同于佛教与老庄），而在于此生此世自强不息的奋斗中。认定只有一个此岸世界，认定只能仰仗自己的肩膀而不仰仗上帝的肩膀，这就把人的地位提得很高，甚至提到可以“天人合一”的高度。人类的艰难生存实践终究无法离开这一哲学的合理内容；这一哲学基点加上儒家把情感提高到历史本体的地位，从而推导出人际的温馨和家庭的温馨，这便构成儒家的深层内涵。这些深层的精神和君权统治、父权统治以及“文死谏”、“武死战”等愚忠模式的表层内容完全不同。可是，五四启蒙者未加区分，便笼统地对孔夫子和儒家系统采取一律打倒的态度，这显然太片面、太激烈，也太“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