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与性格的两极性特征
莱辛说：“一切与性格无关的东西，作家都可以置之不顾。对于作家来说，只有性格是神圣的，加强性格，鲜明地表现性格，是作家在表现人物特征的过程中最当着力用笔之处。”《汉堡剧评》。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25页。莱辛把人物性格的塑造放在文学创作整个过程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上，以至认为它是文学创作真正的重心，其他一切与性格无关的东西都应当让路。莱辛这种论断，对于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体的文学艺术类型，例如小说、戏剧文学、电影文学、叙事诗、报告文学、史诗等，都是能够成立的。人物性格的塑造，确实是文学创作真正的难点，是文学艺术某些门类中的价值所在。因此，在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性格塑造的研究也显得特别重要。
对于性格塑造的研究，早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探索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我们在探索这个问题时，一般都从塑造典型这个角度来进行思考。什么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怎样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当然是思考性格塑造的一个根本角度，我仍然不放弃这个角度；但是，我想着重从性格结构及其性格组合这个角度来探索一下这个古老的课题。通过这个角度，我们同样可以达到把握典型性格的目的。
关于性格的本质，至今仍然有多种说法。如果较朴素地表述，所谓性格，就是人的个性心理特征的重要方面。恩格斯说：“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4页。这就是说，性格表现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行为的现实，一是行为的动机和方式。而行为的方式，包括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实践活动的方式等等。这两方面的内容都表现出人物的心理特征，这种心理特征在类似的情境中不断出现，有一定的稳定性，以至习惯化便形成独特的性格。
人的行为方式千变万化，心理特征也千差万别，因此，人的性格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每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构造独特的世界，都自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形成这个系统的各种元素都有自己的排列方式和组合方式。但是，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的。这种正反的两极，从生物的进化角度看，有保留动物原始需求的动物性一极，有超越动物性特征的社会性一极，从而构成所谓“灵与肉”的矛盾；从个人与人类社会总体的关系来看，有适于社会前进要求的肯定性的一极，又有不适应社会前进要求的否定性的一极；从人的伦理角度来看，有善的一极，也有恶的一极；从人的社会实践角度来看，有真的一极，也有假的一极；从人的审美角度来看，有美的一极，也有丑的一极。此外，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展示悲与喜、刚与柔、粗与细、崇高与滑稽等等的性格两极的矛盾运动。
任何性格，任何心理状态，都是上述两极内容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进行组合的表现。性格的二重组合，就是性格两极的排列组合。或者说，是性格世界中正反两大脉络对立统一的联系。但是性格的这二重内容并不是抽象的。它是由具体的、活生生的各种性格元素构成的。这些性格元素又分别形成一组一组对立统一的联系，即形成各种不同比重、不同形式的二重组合结构。一个较简单的性格世界，可能只是一组性格元素构成的；一个丰富的性格世界，则是许多组性格元素合成的复杂网络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各组性格元素互相依存、互相交织、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并形成自己的结构层次，使性格呈现出复杂而有序的运动状态。例如，巴尔扎克无须别人解剖就坦率地承认自己性格系统中那种互相矛盾的两大脉络。他在致阿柏朗台斯公爵夫人的信中，真实地描绘自己。他说：“就我所知，我的性格最最特别。
我观察自己，如同观察别人一样；我这五尺二寸的身躯，包含一切可能有的分歧和矛盾。有些人认为我高傲、浪漫、顽固、轻浮、思考散漫、狂妄、疏忽、懒惰、懈怠、冒失、毫无恒心、爱说话、不周到、欠礼教、无礼貌、乖戾、好使性子，另一些人却说我节俭、谦虚、勇敢、顽强、刚毅、不修边幅、用功、有恒、不爱说话、心细、有礼貌、经常快活。其实都有道理。说我胆小如鼠的人，不见得就比说我勇敢过人的人更没有道理。再如说我博学或者无知，能干或者愚蠢，也是如此。没有什么使我大惊小怪的。”《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春风文艺出版社，第340页。巴尔扎克在这里剖析了性格的二重内容（正反两大系列），而每一系列中又有多种性格元素，这种种性格元素，例如高傲与谦虚、懒惰与用功、疏忽与心细等，又可分别形成一组一组的对立统一体，从而形成复杂的性格系统。巴尔扎克的性格就存在于这种二重组合之中。由于性格元素具有无数种组合的可能性，因此，性格的二重组合，外观上又表现为性格的多重组合。
世界上许多文学艺术家，特别是现实主义的作家和评论家，早已注意这个问题。在我国，金圣叹、脂砚斋等古代文学批评家已对此有所论述。现代作家中，自觉地从理论上说明这个问题的极其重要性，并从美学上加以概括的是鲁迅。他指出，把我国文学成就推向峰巅的《红楼梦》，其美学价值，最重要的就表现在它打破了我国古代小说文学“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鲁迅全集》第九卷，第338页。的性格单一化的传统格局，表现了“美恶并举”鲁迅：《小说史大略》。见《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四辑。性格的丰富性。所谓“美恶并举”，就是性格构成的二重组合。这种性格的二重组合，是《红楼梦》以及世界上许多伟大文学作品创造具有高级审美意义的典型时，取得成功的美学基础。这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极强的美学原理，我们可称之为“人物性格构成的二重组合原理”。切实地掌握这一美学原理，对于总结我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经验，对于思考我国文学的现在和未来，都有很大的意义。
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美学原理，它首先是承认“文学是人学”这样一个经典性的命题。
文学，以人为自己的审美客体和表现对象，把提高人作为自己的目的。离开人，文学便失去它的本性。文学不仅一般地表现人，而且重在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所谓现实主义的深入，正是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努力地再现出历史、时代、社会在人的心灵中的巨大投影。作家艺术家应当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人的内心世界和人的性格运动规律。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其实质就是打开人的内心世界，揭示性格运动的内在机制，以促使作家艺术家更深刻地反映人的性格的内在丰富性和复杂性，更全面地展示人的情感世界，达到典型深化的目的。
作为社会的人，其心灵世界是极其复杂、极其丰富的。人不可能是单一色的。高尔基曾说：“人们是形形色色的，没有整个是黑的，也没有整个是白的。好的和坏的在他们身上搅在一起了——这是必须知道和记住的。”高尔基给马·加·西瓦齐夫的信。见《文学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19页。之后，他又说，“小说需要人物，需要具有其心理的一切错综的人”，而不应当把人描写成“一些恶行或者仅仅是一些善行的容器”。这是因为，“善与恶的因素，或者更正确些说，个人和社会的因素，是交织在我们的心理之中的”。高尔基：《俄国文学史》序言。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3页。托尔斯泰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他说：“我们写我们的小说，虽说已不像以往那样笨拙了：大恶棍便是大恶棍，大好人便是大好人。但是，终究还是笨拙得可怕，只会用一色调。”又说：“所有的人，正像我一样，都是黑白相间的花斑马——好坏相间，好好坏坏，亦好亦坏。
好的方面决不可能像我希望别人看待我的那样，坏的方面也决不可能在我生气或者被人欺负时看待别人的那样。”《托尔斯泰论创作》。漓江出版社，第82页。我国美学家朱光潜说：“世间事物最复杂因而最难懂的莫过于人，懂得人就会懂得你自己。希腊人把‘懂得你自己’看做人的最高智慧……人不像木石只有物质，而且有意识，有情感，有意志，总而言之，有心灵。西方还有一句古谚：‘人有一半是魔鬼，一半是仙子’。魔鬼固然诡诈多端，仙子也渺茫难测。”朱光潜：《谈美书鉴》。上海文艺出版社，第23页。我国具有很高文学素养的翻译家傅雷在他的家书中，也这样说：“了解人是一门最高深的艺术，便是最伟大的哲人、诗人、宗教家、小说家、政治家、医生、律师，都只能掌握一些原则，不能说对某些具体的实例——个人——有彻底的了解。人真是矛盾百出，复杂万分，神秘到极点的动物。”《傅雷家书》。三联书店，第194页。朱光潜、傅雷的话并非经典，但却是真理。
不管是外国的高尔基、托尔斯泰，还是我国的朱光潜、傅雷，他们对人的这种见解，都还是直观的静态性的表述，也是对二重组合原理最通俗的表述。他们所说的黑白相间以及一半天使、一半魔鬼，都只是说明人的非单一性质。鲁迅先生所说的不要把好人写得完全地好，坏人写得完全地坏，也是这个意思。他们对人都有很深的了解，但还没有从理论上系统地加以说明（我们也不应当这样要求），因此他们的这些表述也容易使人发生误解，例如误认为人物性格的塑造，就是把人的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相加、凑合或混合，或误认为人等于天使加上魔鬼。其实，他们并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很了解人，绝不会这样简单。他们所说的一半魔鬼，一半天使，当然是指两者融合成的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有机整体。他们所理解的人的性格运动，当然是一个充满着生命辩证法的运动过程。他们做些形象的表述，是要告诉那些把人理解为单一色的人们，人是很复杂，很矛盾的：在感情中有理性的沉积物，在理性中也有感性的沉积物。纯粹的天使和纯粹的魔鬼都不是人。人既然处于天界与地界之间，就兼有两界的某种特性，就必然是一种合而为一的特殊的生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