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种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逻辑上很难规范，仿佛“不可言传，不可理喻”，所以脂砚斋才有那么多的“说不得”。宝玉、黛玉不管人们如何评论，都说不尽他们性格中的无限内涵，就像哈姆雷特一样，任人评论，也说不尽他的性格之谜，真是“言不尽意”。这是性格创造的伟大成功。这种在有限的形象里展示无限的性格内涵的艺术，才是真正了不起的艺术。贾宝玉的性格，与其他文学形象没有任何重复，是独一无二的性格，确实是“古今未有之一人”（脂砚斋语）。而贾宝玉性格塑造的成功，就在于突破了描写人物“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往不美”《红楼梦》第三十四回脂砚斋批语。的传统手法，自然入化地进行性格的二重组合。
克莉奥佩特拉、蘩漪、贾宝玉性格二重因素的互相交织、互相渗透，不可爱处也成了“可爱”处，如果从政治的眼光来看，是很难理解的。但从审美的眼光来看，却很有道理。这是因为形象的内涵本来就是矛盾的，而人的情感态度也常常是矛盾的。正因为艺术形象的二重丰富内容和美感的二重性特点，才使审美领域具有无穷的生动性和宽泛性，艺术也正是因此才具有感染性。关于这点，李泽厚同志做过这样的论述，他说：“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甚至相反的情感反应和联系，正是使审美和艺术领域无限宽广、千变万化的原因之一。
逻辑思维里对同一对象不能同时既肯定又否定，形象思维对同一对象却可以同时既爱又恨，既同情又气愤，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表现出种种矛盾复杂的现实情况和情感态度来。所以，一个人物典型、一种艺术意境，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情感意义，经常不是仅用好人坏人、肯定否定两种逻辑判断所能穷尽无遗；形式逻辑的排中律（非此即彼）在这里有时会失去效用。并且，形象思维中的肯定判断有时表示出来的，恰好是情感上否定意义，否定语句则表现出肯定意义。亲爱者偏称‘死鬼’，‘你这个好人’是反话……在日常生活中便多见，更不用说集中反映在艺术中了。”李泽厚：《形象思维续谈》。《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第280页。“可爱”与“不可爱”的交织，正是审美和艺术领域的一种正常状况。
形式逻辑的排中律认为，一个事物内部两相对立的方面“非彼即此”，没有中立。但这并没有真实地描述事物的真实面貌，事实上，无论是在人的主观世界之中，还是在人的主体世界之外的客观世界，并不存在一种知性所固执认为的那种“非此即彼”的抽象事物。任何一种存在的东西，必定是具体的。事物自身肯定性的规定中同时包括着否定的规定性，只有在他方中坚持自己并把矛盾包含在自身之内，这个事物才是活生生的有机体。因此，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内，两相对立的方面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既是A，又不是A，既是这一点，又不是这一点。托尔斯泰所注意的生命的辩证法，实际上正是用这种非形式逻辑的辩证逻辑去把握对象，把握复杂的人。
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观照我国过去流行的文艺思想，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根本问题，这就是，要求作家艺术家按照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去把握人，就会把世界上最复杂的有机统一的生命体分解成许多孤立的、静止的片面，而无法从其联系、发展和矛盾统一中来把握它。因此，出现在这些作家笔下的人，就只是观念的抽象品，并不是具体的、实在的活人。具体的、真实的活人，总是一个许多方面的相互联系的总和，是一个复杂的、变动不居的、多样化的有机统一整体。而要真实地反映这个整体，把握具体的人，就只有通过辩证思维。作家的聪明才智也恰恰在这点上表现出来。作家之所以比一般人更聪明，就是他不把人看得那么简单。或者说，他不是用简单的形式逻辑眼光来看人，而是用辩证逻辑的眼光来看人，因此，他能从相互联系的整体中，从有机统一的整体中把握人并反映人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样，他笔下的人物就会显现出一种奇妙的可爱与不可爱的转换与交织。
最常见的是用政治逻辑的排中律要求人物性格：要么是好人，要么就是坏人；要么是阶级英雄，要么是阶级敌人。这种非此即彼的观点，从认识结构的层次来说，还只是停留在知性的层次，即只是用知性（知解力）来看待人的性格世界。王元化同志的《论知性的分析方法》一文，把知性概念引进我国的文学批评，并批评了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中的知性分析方法，特别是批评了性格观照中所流行的把知性的抽象普遍性当做认识终点的错误。他指出：“知性坚执着形式的同一性，对于对立的双方执非此即彼的观点，并把它作为最后的范畴。它认为对立的一方有其本身的独立自在性，或者认为对立统一的某一方面，在其孤立状态下有其本质性与真实性。”王元化：《文学沉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第4页。用政治逻辑的排中律来认识人的性格，就是这种叫“非此即彼”的知性分析法。这种方法否认人的自我性格世界的矛盾性，而误认为人的性格的某一方面有其自身独立的自在性，并在其孤立状态下有其本质性与真实性，而不把性格的内在冲突和统一看成是性格的本质。这就不能对人的性格世界达到理性认识，即不能认识到具体的、矛盾的、丰富的、全面的人。
美丑融合与艺术的“完美”病
性格的“不可爱”处，是性格的“缺陷”。这种性格的缺陷，反映着人的局限性。真实的人性既具有人的创造性、能动性，又具有人的局限性。人具有创造性、能动性，才区别于动物；人具有局限性，才区别于神。美学中的所谓“缺陷美”，往往能有力地表现出人性美。“完美”与“美”并不相等，“缺陷”与“丑”也不相等。由于人世间纯粹“完美”与纯粹“缺陷”的性格并不存在，因此，真实的性格，美而有魅力的性格，常常是在美丑、善恶矛盾统一的关系之中。“美恶并举”是矛盾状况，“美丑泯绝”是统一状态。“高大全”性格的追求在美学上的错误，就是不了解“缺陷”在艺术环境中也可以作为美的构成成分，不了解绝对“完美”并非真正的美的境界。
了解“美”与“完美”的区别，了解规定高大“完美”的目标并非追求人物形象美的正确美学道路，是很重要的。只有当我们了解“完美”的理想并非审美理想的时候，只有当我们了解应当从美丑矛盾中去创造形象美的时候，我们才能获得人物形象塑造真正的成功。
关于“完美”并不等于美，缺陷正是美的有机构成成分的思想，车尔尼雪夫斯基做了很精辟的说明。他说：“人的实际生活却分明告诉我们，人只寻求近似的完美，那严格讲来是不应该叫做完美的。人们只寻求好的而不是完美的。只有纯粹数学要求完美；甚至应用数学都以近似计算为满足。在生活的任何领域寻求完美，都不过是抽象的、病态的或无聊的幻想而已。我们希望呼吸清洁的空气，但是我们注意到，绝对清洁的空气是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的。我们希望饮清洁的水，但也不是绝对清洁的水；绝对清洁的水（蒸馏水）甚至是不可口的。
”基于这种看法，他认为：“在现实生活的美的领域中，我们能找到很好的东西也就满足了，并不要找数学式地完美的、毫无瑕疵的东西。假若有一处风景，只因为在它的某一处地方长了三丛灌木——假如是长了两丛或四丛就更好些，难道会有人想说那处风景不美吗？”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指出，因为一个事物有缺陷就觉得不美是完全错误的。他以大海为例，说：“大约没有一个爱海的人会有这种想法，觉得海还可以比它现在的样子更好看一些。可是，倘若真用数学式的严格眼光去看海的话，那么海实在有许多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海面不平，向上凸起。”《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三联书店，上卷第46—47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别指出，那些活的事物，更是不可避免地有缺陷，一张死的照片可以找不到缺陷，但一个活的面貌就一定会找出缺陷。他反对那种把活的面貌不算美，画像或照片上的同一面貌就反而美的审美眼光，指出活的面孔中总是不可避免地有生活过程留下的物质痕迹，如果在显微镜下来看活的面孔，总是可以看到满脸的汗渍。因此，他认为人只有近似“完人”，但没有绝对的“完人”，要求人必须“完美”的见解是危害艺术的。美对性格的要求，并非要求性格的“完美”。他说：“人必须‘完美’这种见解，是一种怪诞的见解。假如我们把‘完美’理解成为这样一种事物的形态：它融合了一切可能的长处，而毫无缺点，——那只有内心冷淡或厌倦了的人由于无所事事，凭了幻想才可能发见的。”《生活与美学》。见《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第37—38页。
这种“性格完美”必将造成艺术价值的丧失，他说：“‘美要求性格的完美’——于是，代替活生生的，各种具有典型性的人，艺术给予了我们不动的塑像。‘艺术作品中的美要求对话的完美’——于是，代替活生生的语言，人物的谈话是矫揉造作的，谈话者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在谈话中表现出他们的性格来。这一切的结果是诗歌作品的单调：人物是一个类型，事件照一定的药方发展，从最初几页，人就可以看出往后会发生什么。并且不但会发生什么，甚至连怎样发生都可以看出来。”《生活与美学》，第93页。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些精辟的论述说明一点，人物性格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决不能用是否“完美”来估量，要求纯粹的“完美”，不仅不是美，反而是抽象的、病态的、无聊的幻想，反而会导向“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