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川白村把人正确地看成总是有缺陷的永久的未成品，因此，人才有生气才能不断前进。一个人的性格中善恶并举，恶就是缺陷，克服缺陷，善的性格才是活的性格。所以他说：“善和恶是相对的话，因为有恶，所以有善的。因为有缺陷，所以有发达；惟其有恶，而善这才可贵。倘没有善和恶的冲突，又怎么会有进化怎么会有向上呢？……因为有黑暗，故有光明，有夜，故有昼，惟其有恶，这才有善，没有破坏，也就没有建设的。现在的缺陷和不完全，在这样的意义上，确是人生的光荣。”《鲁迅全集》二十卷本。第十三卷，第176—177页。厨川白村的这些见解是深刻而雄辩的。
关于世上没有“十全十美”之人的道理，《汤姆·琼斯》作者菲尔丁也做了一段很精辟的说明。他说：“我的可敬的朋友，我们必须警告你（也许你的心地比头脑更好些），不要因为某某人物并非十全十美，便骂他是坏人。例如你喜欢十全十美的标准人物，有的是能够满足你这种嗜好的书，但是在我们一生交际之中从未遇到这样的人，因此我们就没有决定要在本书里写这种人。说实话，我有点怀疑，人不过是个人，怎能达到那样完美的地步呢？正如世界不可能存在玉外纳（罗马讽刺诗人）所描写的那种怪物：纯是罪恶毫无半点美德。”
“高大完美”而毫无“缺陷”的人，这只能存在于人的理想中。艺术美尽管应该高于现实美，应当比现实美更带理想性，但它仍然是一种立足于现实的理想性，而不是人为的“理想”。鲁迅说过，人工制造理想人物，她的降生就等于她的死亡，这是难以抗拒的艺术规律。作为理想中的人，他们的性格是单一的，而在现实中的性格都是双重的，都一定是有缺陷的。这种双重性才显现出美。
正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与理想中的人物并不相同，因而，尊重现实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宁可把自己心爱的人物，从理想的王国中拖到地面上来。托尔斯泰就是一个例证。他宁可把他心爱的娜塔莎从完善的王国中拉下来。苏联的托尔斯泰研究家斯特拉霍夫在他的《论〈战争与和平〉》中说：“他是一位极为杰出的现实主义者。可以认为，他不仅以绝对忠于现实的态度来描绘人物，而且仿佛是故意把他们从理想的高度上拉下来，而我们按照人类本性的永恒属性，常常是如此容易热衷于把人物和事件安排在这种理想的高度上。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毫不怜悯、毫不留情地暴露他的主人公的一切弱点；他决不隐瞒、毫无顾忌，以致引起关于人的不完善的担心和忧愁。比如，许多多情善感的心灵不能忍受娜塔莎迷恋上阿纳托尔·库拉金这一思想：如果没有这一点，她将会是一个描绘得惊人真实的优美形象；但是现实主义艺术家是无情的。”《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07页。
事实上，一个人的性格有某些缺陷，并不损害人物形象的美。例如奥赛罗的天性是高贵、勇敢、温和、大方的，但他的妒忌心和复仇心一旦燃烧起来，竟是那样无法控制。他上了野心家伊埃古的当，杀死了无比纯洁的妻子苔丝德蒙娜，然而，当他一旦发现自己的罪恶时，又无限地悔恨，毫不推卸自己的责任，最后毅然地毁灭自己以生命来补偿不可宽恕的过失。莎士比亚真实地描绘了奥赛罗性格上的缺陷，但在这种缺陷的性格中我们仍感到奥赛罗天性的高贵。
他不允许自己的妻子沾污一点不洁白的东西，也不允许自己身上有任何不洁白的东西，因此，当他发现妻子洁白而自己并不洁白的时候，他不能容忍自己的错误，对自己进行了最严厉的惩罚。在自我惩罚中，奥赛罗的性格得到了升华。这样，就他本身而言，他的性格虽然不完美，但在艺术欣赏者的审美眼光中，他的性格是很美的，他的性格缺陷也是很美的。他与苔丝德蒙娜之间有着伟大的爱，他毁灭她，因为他太爱她了；他毁灭了自己，同样也是爱的明证。他毁灭妻子的行为，是恶又是善。如果奥赛罗是一个明察秋毫的英雄，当伊埃古诬蔑他的妻子时，他马上察觉到而且惩罚了坏蛋，这样，奥赛罗的性格固然完美而没有缺陷，但是这种神似的单一的性格便失去了性格的魅力，也根本不存在充满着人性的、生气勃勃的奥赛罗了。
肯定性格二重组合的美学意义和承认美感的二重特性，与马克思所提出的“莎士比亚化”是一致的。莎士比亚笔下人物性格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丰富的二重组合。雨果在论莎士比亚的天才时说：“天才与红宝石同样都具有双重的返光或双重的折射”，“这种双重返光的现象把修辞学家称之为对称法的那种东西提升到最高境界，也就是说，成为从正反两方面去观察一切事物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才能”。《雨果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54页。莎士比亚观察和表现人物确实是从正反两方面去把握的。黑格尔说他，“纵使写的是些坏人物，他们单在形式方面也是伟大而坚定的”《美学》第一卷。
商务印书馆，第302页……普希金认为莎士比亚的美学倾向与古典主义美学倾向的区别也正在于此。后来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所强调的“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化”的区别，也类似莎士比亚与莫里哀的区别。在马克思看来，席勒化就是把人物变成了“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缺乏性格的丰富性。恩格斯在给敏·考茨基的信中，对她塑造的人物形象阿尔诺德进行批评，说“这个人确实太完美无缺了”；而这种理想化的毛病将使人物丧失个性，所以恩格斯又说：“在阿尔诺德身上，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53—45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了解艺术规律，提出了“莎士比亚化”这个根本性的意见。这个意见的伟大真理性已被愈来愈多的文学实践所证明。
必须说明，尽管席勒的某些作品的确有把自己的人物变成单纯政治传声筒的弊病，但并不是他的所有的作品和人物都是如此的。特别是他作为一个美学家，也是反对性格的单一化的。他曾说过一句非常精彩的话：“任何人，即使是最坏的人，他们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上帝的影子来。”他还说：“如果我也企图写一个完全的活生生的人物的话，我就不能不把一个最坏的人物也不能全然缺少的优点写出来。当我劝告人们在一只老虎面前要怀着戒心的时候，我不能不把老虎的美丽发亮的斑纹也指出来，否则人们就遇见老虎而不知道是老虎了。论人也是如此，如果全然邪恶，就绝对不能构成艺术的对象，也不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结果反而会使人避之唯恐不及，他们会把书里这样的人发的什么言论跳过不看的。”席勒：《强盗》第一版序言。《外国作家谈创作经验》，山东人民出版社，第115—116页。可见尊重艺术规律的席勒也是意识到性格的二重组合规律是无可非议的。
性格的空间差异性与时间变异性
我们分析性格的二重结构，揭示这种结构中相反两极的各种元素，只是暂时把性格假设为静止的性格，然后对组成性格的各种因素进行静态的分析。这是借助知性的分析方法掌握性格的构成成分。知性不能认识世界的总体，不懂得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不断地产生、发展和死亡。然而，当我们要认识一个事物的结构时，却不得不凭借知性分析法去区分性能，把分析对象从自然的整体和历史的整体中抽出来，一个一个地加以解剖研究，以了解它们的特殊形态以及它们的特殊原因与结果。
然而，性格处于不断运动中，作家在创作时，决不能把性格固定化、僵死化、孤立化。作家在表现人物性格时，关键是表现性格的运动过程即性格的历史。低级的二重组合却有意无意地把性格固定化，即把构成性格的各种元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固定化，把性格的平衡变成僵死的平衡，而不是运动中的平衡。性格运动与整个世界的运动规律是相同的。恩格斯曾概括说，马克思的“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9—240页。性格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的集合体。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固然有刚出现时就基本定型的（自始至终其基本性格不变），但即使是这种性格，也不是完全凝固的死物。它在不变中也有变。因此，从整体上说，性格的二重组合，乃是一种千变万化、极其复杂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空间的差异性和时间的变异性。
关于人的性格运动，列夫·托尔斯泰曾做过一段精彩的分析：“有一种极为常见而且流传很广的迷信，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和确定的品性，认为人有善良的，有凶恶的，有聪明的，有愚蠢的，有精力充沛的，有冷漠疲沓的，等等，其实人不是这样。我们谈到一个人，可以说他善良的时候多于凶恶的时候，聪明的时候多于愚蠢的时候，精力充沛的时候多于冷漠疲沓的时候，或者相反。至于我们谈到一个人，说他善良或者聪明，又谈到另一个人说他凶恶或者愚蠢，那就不对了。然而我们总是这样把人分类。这是不合实情的。人好比河：所有的河里的水都一样，到处都是同一个样子，可是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有的地方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有的地方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澄，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混浊，有的地方河水暖和，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有的时候表现这一些人性，有的时候又表现那一些人性。他常常变得完全不像他自己，同时却又始终是他自己。”列·托尔斯泰：《复活》。第2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