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不愿意说起朱丽叶--他在给米伦娜的信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朱丽叶的名字--表面上是因为她"很敏感，每句话，即使是最善意的话也可能会严重地刺伤她"，但实际上却是因为他和朱丽叶的关系明明白白地破裂了，但他还没有采取适当的方法正式解除婚约。他说到他同菲利斯（同样没有在信中提到她的名字）不可能缔结持久的婚姻，"尽管我完全自愿地一次次向她做出结婚的保证，尽管我有时爱她爱得要命，尽管我把婚姻本身视为最值得追求的目标。我给她的打击（或者说，给我自己的打击）长达五年之久--幸亏她是不可摧毁的。她是普鲁士－犹太人的混血儿，这是一种强大的、必胜的混血儿。而我则没有那么强大，毕竟她只是受罪，而我则又打击又受罪。"同样，米伦娜也是一个"强大的、必胜的混血儿"，她和菲利斯一样坚强，而且她的婚姻生活不幸福。实际上，卡夫卡是在有意无意地提醒米伦娜注意到他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在阿斯卡尼施霍夫旅馆的"审判"中，卡夫卡还试图为自己的无辜辩解，眼下情况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想要证明的是自己有罪。
至于朱丽叶，卡夫卡将给她发一封电报，说他不能去卡尔斯巴德："我就这样耍弄了一个活人"。在给米伦娜的信中，卡夫卡提到朱丽叶时总是说"这位姑娘"，似乎她不配有名字。卡夫卡甚至说，米伦娜的出现转移了他对朱丽叶的爱，这是"对这位姑娘表达的最伟大的善举……除了这种方式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能使她从我身边走开"。他回忆起前一年的１１月，他和朱丽叶坐在布拉格一套单间公寓里。他坐在房间的沙发上，预见到婚后共同生活的情景，这让他感到害怕，当婚姻从一种想像变成即将到来的现实时，他总是感到害怕。他责备自己说："正是我突然起了结婚的念头，而她一开始就震惊不已，继而反对、违心地顺从，后来当然对这个想法也习惯了"。他仍然觉得，这本来"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理性婚姻"，同菲利斯交往五年后他也曾有过同样的念头。卡夫卡这样勇于自责固然不错，但也有人曾尖刻地指出卡夫卡在责备自己时过于欣然也过于轻易，而这是远远不够的。到１９２０年５月底，从卡夫卡给米伦娜的信的语气和内容来看，他显然是在恋爱了，正式同朱丽叶解除婚约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卡夫卡重新意识到他和米伦娜之间的年龄差距："我那三十八年的犹太人生涯面对着你那二十四年的基督徒生涯"。同卡夫卡以前写的情书一样，他狂热地向米伦娜诉说着他的悲哀。他告诉她，他"不敢在这布满陷阱的地球上迈出哪怕一小步"，他对自己说："你是犹太人，知道什么是恐惧"。他第一次谈起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是从１９１７年９月到１９１８年４月在曲劳度过的日子，那时他觉得自己在疾病的"保护伞"下，"与世隔绝，无牵无挂，自由自在，与柏林之间（菲利斯）长达五年的通信往来也划上了句号"。在曲劳时，卡夫卡不必进行多大改变，只需要"把你的天性的狭窄轮廓勾勒得更紧凑些罢了（毕竟，自从这第六年开始，你那灰白头发下的面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年轻时，卡夫卡曾受进步政治观念的影响，他用达尔文和新达尔文主义思考有机体和人类世界的发展、进步，但患病后他却感到一切都停滞不前。事情似乎不会变得更好，只会变得更糟。１９１９年的秋天，他曾"真诚地"为结婚而全力以赴，但他逐渐意识到他"不能拽着一个人，一个甘愿献出一切的无私的好姑娘一起坠向更深处，不能再往下坠了；任何方面都没有出路可寻，甚至包括向深处坠落。"尽管如此，他又说米伦娜在召唤他，"她的声音以同样的强度渗透进你的理智和心灵。"他觉得自己很可能又要伤害这第三个姑娘。他不打算去维也纳，因为当她看到"一个瘦高个儿"脸上带着和蔼的微笑（他觉得自己从一位姑妈那里继承了这种微笑，但他们都是因为尴尬而微笑）站在门口时，一切就都确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