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听从了自然疗法医师的建议，晚上悄悄从床上爬起来，身体几乎完全赤裸着，在小屋前的草地上进行空气浴。游客们还可以参加集体活动（在一张自然疗养院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群赤身裸体的人聚集在一起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比如唱赞美诗、参加军乐队、在一个大圆圈里玩球，割晒牧草。卡夫卡有点害羞，不肯加入裸体者的活动，他坚持穿着他的游泳裤，因此大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穿游泳裤的男人"。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我看到这些一丝不挂的人慢慢穿过树丛时……我不时感到有点恶心……赤裸的老年男人在草堆里跳来跳去，这也让我看不惯"。另一张照片上有一个长着浓密的八字胡、将军肚，除了手里拿着一把剑、头上戴着一顶高耸的头盔之外一丝不挂的高级军官，还有一个戴着尖顶头盔，只在要害处放了一张报纸的下级军官，照片中的下级军官正向高级军官敬礼。
不管自然疗法的效果如何，在新鲜空气中沐浴三个星期，对焦虑疲劳的卡夫卡来说毕竟是件好事，这里没有办公室，没有家人的批评，也用不着为石棉厂操心。他在小木屋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圣经》、席勒、柏拉图、福楼拜（《情感教育》他最喜欢的书之一）--并像往常一样注意身边的年轻姑娘。一次舞会上，他认识了一个名叫奥古斯特的姑娘，她穿着一件袖子和肩膀上有刺绣的白色罩衫。姑娘神情忧郁，"由于她有过不幸的经历"，不久之后她就要进修道院做修女了。卡夫卡还认识一位女教师，格洛芙夫人，她长着一张"猫头鹰般的、生气勃勃的脸……她的身体非常慵懒"。但是在此期间，卡夫卡没有同任何一个姑娘发生恋爱，尽管他的确同玛格丽特基希纳有过书信来往。"你觉得一个人真能通过写信让一个姑娘爱上他吗？"他这样问布洛德，考虑到卡夫卡以后的几次恋爱都是靠信件搭桥的，这句随口说出的话可以看作是一句痛苦的反讽。
尽管卡夫卡试着认真地接受疗养，为了长胖，他"像塞香肠一样拼命往嘴里塞东西"，但是他仍然面临着困难。其中之一就是他很难同其他人交流。"我是为了和人交往才到这里来的，"他告诉布洛德。"我在布拉格可怎么生活啊！我渴望同人交流，然而一旦实现，这种渴望又会变成焦虑，只有休假时才能找到发泄途径。"另一个问题是写作。卡夫卡每天都去疗养院的书房，在那里独自坐上一个小时，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失踪者》进展缓慢。他承受着作家常有的自我怀疑的折磨--"今天，我开始认识到我写得很差……但是没有关系，我不能不写；因此这反而成为一种可以接受彻底检验的无害的快乐。"然而，他担心作为一个作家，他的生活和经历使他处在一种营养不良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过度节制："我从来不是那种为了做成某件事情而不惜任何代价的人……我的作品都是在不冷不热的状态下写成的。我没有体验过那些真正的作家们体验过的永恒的地狱"。卡夫卡去世后，一些评论家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最著名的是精力充沛的美国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他在１９５０年写道："卡夫卡的声誉'名过其实'"。（威尔逊觉得卡夫卡对那些矫揉造作的知识分子颇有吸引力，因为他表达了"他们那无助而自卑的情感"。）他认为卡夫卡是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作者，但卡夫卡两部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却"有点粗制滥造"，仿佛没有写完或刚刚写完（这是威尔逊的观点中最精彩的部分，值得我们认真考虑）。他还强调了卡夫卡对福楼拜的热爱，指出大多数评论家草率地把卡夫卡卡看作一个不幸的形而上学者，没有对卡夫卡作品中的那种福楼拜式的讽刺给予应有的重视。威尔逊没有在意２０世纪中期评论家对卡夫卡进行的宗教和形而上学层面上的分析，他用讥诮的语气总结说："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被践踏的、缺乏自信的灵魂那没有完全表达出来的喘息。我不懂人们怎么会把他看成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或精神指导。"
在卡夫卡的评论家中，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威尔逊，然而对于那些希望客观评价卡夫卡，全面衡量卡夫卡的价值的人来说，这个挑战仍然存在着（我们还应该考虑普利莫里维提出的另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他希望人们对卡夫卡的研究更加实事求是）。人们感到，一些批评家并不重视卡夫卡的真正意图。荣格琉斯保格斯对此的批评尤为尖锐。他说："人们可以把卡夫卡的作品定义为一则寓言或者一系列寓言，这些寓言的主题是个人与上帝以及上帝创造的不可理喻的宇宙之间的道德关系。如果不考虑这种根据当代人的思维进行的阐释，我们会发现与其把卡夫卡的作品归入'现代文学'，不如说它们同《圣经约伯记》有着更密切的联系。他的作品是以宗教，尤其是犹太教意识为基础的，在其他任何维度上对卡夫卡的作品进行分析都没有意义"。随着卡夫卡对犹太教研究的深入，他越来越感觉到，一部艺术作品需要建立在更为坚固的基础上。有人还指出，卡夫卡在遗嘱中要求布洛德毁掉自己的全部作品，原因在于他知道布洛德不会照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