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鲜血淋漓的战场同咳血做类比并不恰当（在这个阶段咳血尚不是致命的，卡夫卡当时的身体状况不错），卡夫卡的本意或许是想通过夸大其词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的病永远也好不了了。"卡夫卡的决心已定，菲利斯不再属于他，或者说他不再属于她了，因此他要用一种有效的方法来结束这场恋爱，但菲利斯显然并不像他那样看待此事：整个９月她给卡夫卡写了好几封的信，信中的语气冷静沉着，与卡夫卡所期望的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不理解她。她实在与常人不同"。
１０月１６日，卡夫卡又给菲利斯写了一封信，回忆了她到曲劳来看望他的情景，这封信一直保留至今。这次毫无意义的旅行、卡夫卡那"令人费解"的举止甚至一切都让她感到不幸。而他却说，尽管身受折磨，他却并无不幸之感，因为"虽然我亲眼看到、认识到并且确定这场悲剧如此宏大，完全超出了我的力量（至少是作为一个还活着的人的力量）之外，但我并没有切身体会到；因此我相对平静，我的嘴紧紧地、紧紧地闭着"。卡夫卡的宿命论及其巧妙得出的结论，在菲利斯看来或许有点过于敷衍了事，毕竟，他们曾一起经历了那么多，她也曾吃了不少苦。菲利斯乘马车离开曲劳的农庄时，马车绕着池塘转了一圈，卡夫卡抄近路追了上来，他意识到他正在失去她，因此要最后看一看她，他已经开始在一场意旨不够明确的悲剧中扮演角色了。随后，菲利斯和奥特拉一起消失了，马车向着车站疾驰而去。
事情似乎全部结束了，但两个月后，圣诞节时他们又在布拉格见了最后一面。卡夫卡恢复了平静，开始清楚地看待发生的事，他坦率地对奥特拉说："和菲利斯在一起的几天非常不幸"。"不过，如果我对这个决定的正确性有丝毫怀疑，那一切还会变得更糟，让人无法忍受。"在他看来，第二次正式同菲利斯退婚是他铸成的大错，"由于菲利斯在接受退婚时显得十分平静，甚至还很友好，这就使这件事变得更加糟糕"。１２月２７日，同菲利斯分手后，卡夫卡哭了，"把我成年以后所有的哭泣加在一起，也没有昨天下午那么多。"把菲利斯送上火车后，卡夫卡径直去了布洛德的办公室，布洛德从未见他这样心烦意乱过。他坐在专门为来办事的人准备的一把小椅子上，伤心地啜泣着，呜呜咽咽地说："非得发生这样的事不成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场恋爱持续了五年，卡夫卡曾在期间写下了２５万字的情书，而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
一年后，１９１９年３月，菲利斯嫁给了一个富裕的柏林商人，后来生下了两个孩子。１９３１年，一家人移民瑞士，１９３６年又移民到了美国，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１５日菲利斯在美国去世。１９５５年，她把卡夫卡写给她的信出售给纽约施奥肯出版社。这些信--尽管有的冗长而痛苦，有的让人觉得无法忍受--成了情书中的精品。
尽管同菲利斯退婚了，结核病也不时发作，但卡夫卡在曲劳的生活却是快乐的，他在那里一直住到了１９１８年４月。自然，农家院里免不了会有各种声响，时而嘎嘎大叫的鹅群奔跑着冲向池塘，时而街对面的铁匠叮叮当当地打起铁来，但在这里卡夫卡享受着奥特拉的悉心照顾，她"实实在在地把我遮蔽在她的羽翼下度过难关"。奥特拉给他准备了一个通风、暖和的房间，设法劝他吃农庄出产的食物。但他感受最深的却是"自由，首先是自由"。在某种意义上，疾病使他获得了解放，以往的痛苦和怀疑都不见了。他自然而然地把这归因于疾病的精神特性，而非生理特性。不过，他告诉布洛德说，他一直在设法解释自己患结核病的病因，因为这病不是他自己招来的："有时在我看来，大脑和肺部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而我对此一无所知。大脑说：'不能这样下去'，于是五年后，肺来帮忙了"。然而，获得自由的同时却失去了"铺就的婚床和我的存在的意义"。他告诉布洛德，他在曲劳和奥特拉似乎生活在"小型的良好婚姻"中，他们组成了"一个美好的家庭"。他尽其所能地推动农庄的各项活动，用农产品同布拉格的朋友和同事们交换村民在战争时期买不到的商品。他喜欢乡下人，认为他们是"躬耕田园的贵族，地球上真正的居民"，他还写下了两匹负重的马沐浴在转瞬即逝的光线中那种"荷马式"的形象。刚到曲劳的第一个星期，他的体重就增加了１千克，达到了６１．５千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