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获得的免服兵役的权力截止到１９１７年底，也就是说，他必须于１９１８年初去布拉格的军事当局，再次接受资格审核。２月１９日，他去了那里，但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此外，他还担心保险公司方面的决定，他提出的退休申请一直没有通过。这个时期，他平时除了阅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之外，还读马丁布贝尔和其他人的作品，继续写作格言，并在日记本上写下大段的思考。那些同艺术相关的文字尤其有趣："即使在艺术家本人身上，艺术的观点和生活的观点也是不同的。艺术围绕真理飞行，但却怀着明确的目的：不要烧伤自己。它的能力在于在黑暗的虚空中找到一个地方，以捕捉不易觉察的光线"。不过，在阅读卡夫卡本人关于生活和艺术的意见时，我们未必能从中推导出上述命题。更典型的富有卡夫卡色彩的是这样的句子："在这个世界中，苦难是积极的因素，事实上它是这个世界同积极之间的惟一联系"。在乡村的沉默和宁静当中，卡夫卡感到了自己的无能，他对布洛德说："我的世界由于宁静而渐渐枯竭了"。"我一直感到我的特殊的不幸，我的肺活量实际上不足以把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正如眼睛使我们看到的）吸进体内，身体的疾病正是一种象征"。
如果说，箴言录是卡夫卡试图在新的生活状况（他的生活随时都可能变成苟延残喘）中草拟出的一份智力上的资产清单，那么他还需要清算另外一些账目。他开始更多地考虑他同父亲之间的关系。１月，他给库尔特沃尔夫寄去了《乡村医生》的校样，并询问是否能在书前插一张献辞页，写明："献给我的父亲"。他凭直觉感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本书，他希望看到它尽快出版："这倒并不是因为我这样做就能让父亲满意，我们之间的敌意已经根深蒂固了；这就好比我在地图上比划一下，并不等于我真的搬到了巴勒斯坦，但我总算做了一件事"。这句话虽然让人琢磨不透，但却向我们暗示出，在卡夫卡看来，他同父亲的关系与他同犹太教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联系在一起。蓝色八开稿本有他写的一段话：
"并不是懒惰……使我失败，使我在家庭生活、友谊、婚姻、工作、文学上一事无成。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土壤、空气和戒律……就我所知，我不具备生活要求于我的那些品质，我所具有的只是普遍的人性弱点……我拼命汲取着这个时代的消极因素，当然，这个时代同我非常亲密，我无权与之抗衡，却似乎有权进行描绘……我没有像克尔凯郭尔一样在基督教的引领下进入生活--如今我生活懒散，一无所成--我也没有像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抓住犹太人祈祷披肩的边缘，而是任它从我们身边飞走--我要么是一个终结，要么是一个开始。
在卡夫卡进行的自我分析的描写中，这是很有特色的一段。这段话表现了卡夫卡强烈的现代性意识，他敏锐地预感到艺术、人类精神和宗教信仰发展的新纪元即将到来，充分地表达了时代的压力。他明白宗教信仰--基督教或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使犹太教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新生，这一点引起了卡夫卡的强烈兴趣，但他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惯用形式失效了，这使得宗教本身逐渐枯竭（卡夫卡身上残存的尼采哲学），但他知道枯竭之后还会发生一些事情：或者彻底地灭亡，或者得到新生。他是那个时代富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他一定要弄清楚下一步究竟会怎样。他要么是终结，要么是开始。
４月，在曲劳明媚的春光吸引下，卡夫卡抛开了书本和笔记本，走进了户外，但一切迹象表明在曲劳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４月３０日，他不得不离开曲劳，返回布拉格。两天后，他又回到办公室上班。不过，这年夏天，他对园艺的兴趣仍然未减，闲暇时还去特洛亚果树栽培学院学习园艺知识，１９１３年他就曾在那里的果园劳动过。那里有波希米亚最大的苗圃，生长着大量的树木。卡夫卡喜欢谈到苗圃的工人们，他总是对工人的生活状况感兴趣，这并不仅仅因为他在保险公司的工作是检查工厂和工地的安全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