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山大学到陈家祠，道路并不复杂。从解放路转上中山六路的时候，林小姐正好回过头来认真地向两位客人解释祠堂和寺庙的外观区别。问题本来并不复杂，可是凭她那一点德语口语，却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没想到解说告一段落，待她转过身来，车子却已经走到中山八路，错过了通往陈家祠的路口。其实车子开得并不很快。林小姐急问为什么刚才没有转进去？司机反问走过头了吗？怎么没见着呀！没办法，林小姐只好打起精神当“导航员”，引导司机循单行线又往西跑了老远，找到地方掉头，开回来又耐心在路口等左转，才终于到达陈家祠前面的广场。
林小姐曾经在美国生活过两年，已经很有消费者权益意识。按理说在这种情况下，她一定会好好教育司机一顿，并且拒付额外的那部分跑冤枉路的车资，何况陈家祠前面的广场绝对不是失误司机可以发作、耍赖的地方。可是眼下乘兴而来的外国朋友在侧，要是与司机理论起来，尽管司机不能得逞，但终究会叫人败兴。权衡之下，也就算了，饶他一次。
回到学校说起这趟遭遇，同事也都插话。还有人说，现在叫出租车，遇上一个本地的司机不容易。
故事就这么一点儿。虽然在广州叫出租车“不容易”遇上本地司机的说法，难免有点夸张，不过外地来的司机越来越多，却是不争的事实。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一个脚印。
话说比较像样的市场经济，要求有一个全国一统的商品市场、一个全国一统的资本市场和一个全国一统的劳动市场。所谓“全国一统”，首先要求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比较自由地流动。拿这个“必要条件”衡量，虽然我国实际上开始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二十多年，在党的文件上正式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也已经十多年，但是我们离建立像样的市场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大市场之中，资本的流动相对比较容易。一方面，哪里的回报率高，资本就愿意向哪里流；另一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地方会害怕和拒绝资本的流入。商品的流动却困难一些。君不见，现在还有一些地方因为“地方保护主义”而不让别处的商品进入本地市场。例如，几年前上海抵制湖北的“富康”轿车和武汉抵制上海的“桑塔纳”轿车，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反过来，也有唯恐自己的宝贝“肥水”外流的情况。
比较起来，劳动力的流动最困难。本来，如果不是别的因素作怪，大多数人的生活和工作都有“一动不如一静”的倾向。偏偏地方保护主义在劳动力流动方面设置障碍又最严重，更不用说实行了半个世纪的户籍制度，简直要把人圈死。
现在在沿海先行一步的地区，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外来白领和外来民工都很多。从根本上说，这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的巨大的引力场作用的结果。首先，先行一步地区的企业迫切需要人才，需要劳动力；同时，外地的人才和劳动力正在寻找出路。两相情愿，巴掌就拍响了。
劳动力的这种流动，主要不是政府政策鼓励的结果，更不是先行地区政策鼓励的结果。事实上，外地劳工到先行地区找工作，比起本地人来，有诸多限制，真可以说是备受歧视，困难重重。我们看到过的最好的政策，也只是对外地劳工在本地找活儿干宽容一些而已。
自从关心中国加入WTO以来，大家对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谈论得比较多。从道理上说，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前，先得实行国内经济一体化。除了制度法规和基础设施以外，这就是上面我说的商品、资本和劳动力三个大一统的国内市场。这三个市场建设得越好，国家的经济实力就越强。
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制度是第一位的。除此之外，商品、资本和劳动的比较自由的流动也是重要的因素。深圳比较有活力，因为深圳是一个移民的城市；美国在很长时间里都比较有活力，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当然，作为一个国家，美国的200多年历史不长；作为一个城市，深圳的20多年历史很短。像我们广州这样的老城市，很难在居民比例上真正成为统计意义上的移民城市。但是，蓝领阶层、白领阶层和打工阶层中外来人员的比例上升，的确应该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朝前发展的一个脚印。
市场整合有利于资源配置
前面说到劳动力的流动是我们市场经济前进的一个脚印。说到全国一统的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则是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整合的市场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我们就从鸡蛋和猪肉说起吧。猪肉和鸡蛋，与居民的日常生??息息相关。仅仅是在十年前，广州的报纸上还出现过广东“鸡蛋产得越多亏得越多”和“养猪业陷入全省性亏损”这样的通栏大标题。问题是尖锐的，要紧的是分析清楚亏损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应该怎样对待。
先看养猪业。据广州报纸1998年7月30日报道：当年上半年广东省生猪生产持续发展。但是后来猪价急跌，造成全省性的养猪亏损。过去养猪是赢利的，现在养一头猪要亏损80元至200元。猪价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外省廉价生猪大量流入广东省。
再看鸡蛋的情况。据同期广州报纸报道，广州“产蛋越多亏损越大”，主要原因也是外省廉价鸡蛋大量流入广东。北方鸡蛋在广州的批发价约为每千克5元，而广州自产鸡蛋的成本已经高达每千克7元多，但是广州市场鸡蛋价格平均却在每千克6元左右。因为成本高，广州本地的鸡蛋生产越多，亏损就越大。
事实很清楚，广东的养猪业和蛋鸡场全面亏损，都是因为本地生产成本比外地高很多。人家外地的东西便宜，我们广东的东西贵，市场规律就不会看好我们的东西。
面对这一情况，舆论和主管部门一度都怪罪外地生猪和鸡蛋大量流入。前述关于广东养猪业全行业亏损的报道就谴责，“（广东）部分市、县的机械化定点屠宰场，唯利是图，不顾本地猪跌价卖不出去的情况，大量购进低价外省猪”，造成本地猪压栏，销售困难。这种看法是没有道理的，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让市场在配置社会资源方面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市场的拿手好戏，就是优胜劣汰。既然广东的生猪和鸡蛋没有优势，在市场上比不过人家，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最好的办法，是大力发展广东比较有优势的产业，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而对于居民需要的生猪和鸡蛋，则主要以廉价从外省购入。
大家似乎都明白国际经济市场中依靠分工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好处，例如，中国在服装和玩具方面有比较优势，就多生产服装和玩具用于出口；中国在铁矿石方面没有比较优势，就宁愿从澳大利亚等地进口铁矿石。其实，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更加讲究全国一体化，讲究取长补短，发挥每个地方的比较优势。既然广东养猪业、产蛋业比不过北方，我看就应该取北方养猪业、产蛋业之长，补广东这方面之短。这样，政府既不会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市民又可以享受价格比较便宜的肉蛋，双赢境界，何乐而不为？
有人说，“北方的鸡蛋是从万千农户家中汇集而得。把手中的货物变成现金是农民的最大心愿，所以他们不计成本”。这个说法有失偏颇。既然万千农户主业之外捎带着养鸡，靠销售鸡蛋就能够集腋成裘，低成本地解决居民“菜篮子”的一个大问题，它一定很有生命力。贬斥人家“不计成本”，不懂市场经济，其实是你自己不懂市场经济。市场主要看实现，而不是投入。当然，必须要有投入，才可能得到市场实现。但是，投入再多，如果投入产出比不好，也绝无先进可言。既然现阶段我国劳动密集型的生猪和鸡蛋生产仍然拥有巨大的比较优势，那就不应该在土地、饲料、劳动都比较昂贵地方花费巨资建设“规模化和自动化的”养猪场和蛋鸡场。我们做事情，一定要立足国情、省情。20多年来，广东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已经上升了很多，许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已经应该迁移出去。这不仅是广东产业升级的过程，而且使内地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更有用武之地。内地劳动、土地等生产资料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得到发挥，他们的经济就会上升得更快，购买力也会进一步提高，就更有能力消费更多广东、广州具有比较优势的好产品。
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批评屠宰场“大量购进低价外省猪”是“唯利是图”，完全不讲道理。原来没有签订过购销合同，明明外地生猪便宜很多，却要求屠宰场只购进本地价格比较高的生猪，这就不仅是舍廉求贵，而且很有地方保护主义的色彩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广东经济发展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当年广货北上，我们都对个别地方出现过的地方保护主义深恶痛绝。现在北方比较便宜的生猪和鸡蛋南下，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屠宰场不买低价的外省生猪和鸡蛋呢？
有人把“省长抓米袋子”、“市长抓菜篮子”作为行政首长负责制的一个方面。这个说法是通俗、形象的，但是很容易引发机械理解，变成各地都搞自己的“小而全”，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米袋子”和“菜篮子”问题，不一定都在自己所在省、市之内解决。和别的省、市签订购销合同，也是解决“米袋子”和“菜篮子”问题的有效途径。这方面，发达国家和地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新加坡和香港自己并没有足够的养猪场和蛋鸡场，但他们的菜篮子照样解决得很好。这应该给我们以启示。
这里谈的只是商品市场。但是举一反三，读者会明白为什么商品、资本、劳动三大市场需要整合了。商品、资本和劳动的流动都比较容易了，我们才能建成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
给“私宰肉”做信息经济学会诊
一段时间里面，“放心肉”工程在广州地区几乎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在“私宰肉”的挤压之下，“放心肉”的市场份额一再下降，三大政府定点屠宰场的生产能力大量闲置，企业生存难以为继。
“生死存亡”的说法固然听起来刺耳，但却是实情。不过，“放心肉”工程不是病入膏肓的主儿，而是惨跌陷阱的健儿。只要政府痛下决心，“放心肉”工程不但一定能够起死回生，而且可以欣欣向荣，造福人民。
我们首先说说为什么居民无法奈“私肉”何。应该看到，虽然少数居民“忆苦思甜”，不在乎“私宰肉”，但是从总体上说，老百姓还是欢迎“放心肉”的。记得十年前这项民心工程开展之初，广州尚未推行“放心肉”地区的不少市民，就有过宁愿“跨江”购买“放心肉”回家的故事。
面对“放心肉”工程，“私宰肉”借没有被斩草除根而稳住阵脚以后，软硬兼施反攻倒算起来。现在许多市场中，“私宰肉”大行其道，几可乱真。某些市场的一些摊档，商家说的是卖“放心肉”，实际上却是卖“私宰肉”，叫人真假难辨。
“私宰肉”冒充“放心肉”，属于欺骗行为。信息经济学是对付欺骗行为的学问。让我们运用信息经济学的方法，做一次会诊。
卖肉的知道他卖的是“私宰肉”，但是买肉的不知道那是“私宰肉”，于是在交易双方之间形成“信息不对称”，卖肉的作为信息优势方，会利用信息不对称占顾客的便宜。这就是信息经济学说的“道德风险”或者“败德行为”。
买方既然不知道究竟是“放心肉”还是“私宰肉”，在理性的条件下他只能按照“放心肉”和“私宰肉”的平均价格购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卖方卖的是真的“放心肉”，而且明确告诉消费者自己卖的是“放心肉”，只是价格贵一些，但是买方没有理由相信你，所以不肯接受你比别人高一点的价格。这样，“放心肉”就不能赢来居民的货币选票，就要被市场淘汰出去。信息经济学说的“逆向选择”，就是这样的过程：被淘汰的是好东西，能够存活下来的是最差的东西。一句话，经得起这个过程“选择”活下来的反而是最差的东西。
所以，肉食市场之所以发生“逆向选择”，根源是信息不对称。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按理说有两种途径：一是抓源头，二是抓终端。在猪肉买卖这一交易关系中，所谓抓终端，就是把消费者都培养成为辨别猪肉质量、成色的里手行家，但这显然是行不通的。慢说像我这样没有“猪肉天分”的人根本学不会鉴别，就是学会了也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因为现代社会讲究分工带来的效率，如果大家都要分心去学习辨别猪肉质量的“防身”本领，岂不可悲？
于是剩下唯一的途径，就是抓源头。这就要求商检部门严格稽查，彻底把“私宰肉”从我们的市场驱逐出去，务必做到斩草除根。实际上，居民是接受“优质优价”的原则的，要是保证能够买到好东西，他们宁愿跑远一点路，宁愿接受比较高的价钱。只不过因为现在市场上良莠不分，消费者对于买到的是不是“放心肉”没有信心，他们才不肯接受高一点的价格，这样就便宜了危害食品安全的“私宰肉”。
现在的问题是部门利益驱动，政府部门之间思想不统一，步调不一致。在最基层，某些市场管理办公室和“私宰肉”沆瀣一气。商检部门检查市场的时候，肉贩甚至可以把“私宰肉”暂时隐藏在市场管理办公室里。更有甚者，某些有关部门明明知道一些屠宰点情况糟糕，但是因为利益关系上下勾结，所以要千方百计保护不法经营活动，就是要让你查不下去。
但是，管好食品市场的目标并非高不可攀。
首先，广大居民总体上是拥护“放心肉”的，只是因为对于是否是“放心肉”没有信心，才无法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如果政府部门把市场一个一个整顿过来，整顿好的市场因为信誉效应，会赢得顾客的货币选票。市场从整顿中尝到了甜头，就有坚持下去的自觉性。
许多肉贩说，他们也希望卖“放心肉”，可是如果旁边的“私宰肉”冒充“放心肉”和自己竞争，他们也没办法坚持下去。这是心里话。因为在良莠不分的情况下，“放心肉”比“私宰肉”贵一元钱就要撑不下去。
经济发展讲究“双赢”。如果狠狠打击“私宰肉”，让放心肉占领市场，那么肉贩放心，居民更放心，定点企业和政府都高兴，这就可以达到“四赢”的境界。相反，如果放任市场没有“守护人”，只能搞恶性竞争，落得个“四输”的结局。
据了解，即使在那时整体情况很难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还有像“禺山”、“东川”这样的国有市场做得比较好，而且像“江燕”、“跃进”等少数私人承包管理的市场，也基本上杜绝了“私宰肉”的销售。希望政府部门深入了解情况，好好总结经验。如果这些市场能够从源头上把关杜绝“私宰肉”的销售，别的市场没有做不好的道理。
至于个别著名超市和一些高档饭店、星级宾馆都购进“私宰肉”的情况，尤其要给予严重警告，再犯者务必公告批评。相信他们总不至于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让企业信誉扫地。但是，他们的苦恼，可能也是别人用“私宰肉”和他们竞争而导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