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的经济总量翻了好几番，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与此同时，人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如果仅以购买力来进行衡量的话，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还真是很大。
可是我们也存在一些令人非常不满意的地方，首先就是环境情况的恶化。北方一些地方的草原沙漠化情况相当严重。全国不少城市和农村出现饮用水供给的困难，少数地方到了出现水源危机的地步。全国许多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十多年来不容易看到蓝天。2007年太湖、巢湖和滇池蓝藻爆发，直接威胁附近居民的饮水安全，更是环境恶化的极其严峻的信号。
痛感“GDP挂帅”的片面性，现在人们呼唤“绿色GDP”，可是这又遇到很大阻力。
本章主要从环境的角度，谈谈产权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强调政府对于保护环境责无旁贷的问题。我们还将指出，如果在环境观念方面缺乏自觉性，即使素质理应很高的人，也会做出带头损害环境的事情。
从珠江发臭说到政府责任
我的案头摆着一本外国的经济学教科书，里面有一幅题为《本世纪初的污染》的插图，画的是20世纪初美国河滩嬉水的仕女，被随流而来的死亡牲畜吓得花容失色的场面。相距整整一个世纪，更厉害的污染出现在我们的珠江：1993年春节前后，广州市民和到广州来的旅客，都亲身领受了珠江广州河段发臭的滋味。
笔者在珠江之畔长大。儿时在珠江泛舟，有时候捧起水来就喝。那时候听苏联专家夸奖珠江水质之好世界少有，到后来北上求学见过长江、黄河以后才愈发体会深刻。20世纪70年代，还偶尔看到渔夫在珠江中一网打起几十斤的鱼；80年代初，仍曾经携幼儿趁涨潮在中山大学的康乐珠江码头习泳。后来就坚持不下去了，总是担心灌几口臭水、惹一身皮肤病可怎么是好。
污染问题，是当今世界经济的重要问题。照理说，谁都不希望自己所处的环境被污染，可是环境偏偏被这千万个“谁”污染。为什么会这样？工业废水、城市下水、海鲜店的馊泔水，一股脑儿不受惩罚地灌进来，珠江哪里吃得消。本来，大自然的许多“器官”对于小毛病都有自洁的能力，但是不受节制的人类经济活动的后果却超出了大自然的承受极限。这就像弹簧被拉过了头，失去了复原的能力。
人类的生活消费和生产活动，都会产生废气、废水和废渣。大自然本来是有自洁能力的，也就是说，如果排放到大自然的废气、废水和废渣的数量很少，大自然有能力把它们消化。历史上，广东的顺德是一个农业县，顺德著名的“桑基鱼塘”可以说是低级阶段循环经济的一个范例。“桑基鱼塘”的主要特征，就是桑树种在鱼塘周围的塘基上。这样，蚕宝宝的排泄物倒进鱼塘成为鱼的饲料，鱼的粪便肥沃了塘基的土壤，让桑树长得更好，从而使生态进入良性循环。历史上顺德以蚕丝和渔产著称，农业经济颇为发达。这固然是顺德人民的创造，但也是证明大自然自洁能力的生动例子。
可是如果鱼塘里类似蚕宝宝的排泄物那样的东西太多，水质一定会变得富氧化，生态环境就会进入恶性循环，鱼塘会出现类似现在太湖、巢湖和滇池的蓝藻那样的东西。到了这样的时候，大自然就丧失了自洁能力。
其实包括那些污染环境的人在内，大家都不想环境被污染。既然大家都不想环境被??染，那么我们的环境又是怎样被污染的呢？原来，不想归不想，个人为了不污染环境而需要付出多少代价，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这种代价让当事人感到吃亏，他就不愿意付出这份代价了。
设想你有一个小水泥厂，在可以任意排放三废的条件下，平均你每天可以赚到一万块钱。但是因为你自己排放三废，环境特别是空气变得糟糕，你也感到不舒服，设想你的这种不舒服相当于你每天损失三百元钱。这样，在自由排放条件下经营这个小水泥厂，每天你还是可以赚到九千七百元钱。
处理废气、废水和废渣以达到环境允许的排放条件，需要付出成本。这个成本通常不小，比方说每天三千元。这样，你就面临下述的抉择：做到达标排放，你每天赚钱七千元；不管达标不达标，你每天赚钱九千七百元。九千七百元当然比七千元好，所以，只从个人利益考虑，你就选择污染排放了。自然，这是没有社会责任心的行为。
我们不妨就保守地把这个小水泥厂的污染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损失看做是每天三千元。小水泥厂每天给社会带来三千元的损失，自己却只承担三百元，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其他两千七百元的损失，就这样强加给了别人。如果小水泥厂的老板只是住在别墅里遥控或者委托经理运作这个小水泥厂，他甚至三百元的损失也不必承受。
上述这种一些主体人的经济活动的后果，例如污染要由别的主体人来承担的现象，属于经济学讲的外部性，或者说外部效应。所谓市场力量，可以说是诱人以利。市场现象以自愿为前提，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市场只会奖不会惩。面对当事人不愿意承担自己活动的后果这种外部性，市场就无能为力，或者采用比较学术化的语言来描述，这种情况叫做市场失灵。正是由于市场诱人以利，由于市场只会奖不会惩，由于市场面对污染这样的问题会失灵，所以对于污染这样的外部性问题，必须由政府出面，做出妥善合理的处置。如果听之任之，或者罚几个钱就一眼开一眼闭，环境质量就会变成“唐僧肉”，吃苦的就是老百姓。
政府的管理和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面对珠江变臭这样的恶性污染，就是牺牲一点眼前的速度，也要下决心根治。真的到了自来水厂没有合格水源可采水的时候，恐怕丢十几个亿也将回天乏力。
早些年曾经有人说日本的孩子不知道天是蓝的，我在20世纪80年代去看过，才知道人家即便尚未做到完全消除环境污染也已经是有水必清、逢山皆绿。日本是发达国家，暂时不谈也罢。上海的苏州河素以河水黑、稠、臭著称。但是据上海报纸的报导和上海朋友的观察，20世纪90年代后期苏州河的水质已有初步的但是也相当明显的改善。这真是造福人民和造福后代的大手笔，虽然这只是个开头。只看目前的水质情况，珠江当然应该还在苏州河之上。但是90年代的变化趋势，却是在苏州河出现转机的同时，珠江正在恶化。曾经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珠江儿女，不能无动于衷。温饱和小康之后，环境质量的概念，体现对文明的追求。友邻的中山市的居民已经因五桂山变绿而自豪，什么时候珠江儿女能够欢庆母亲河的新生？
可持续发展的产权保证
我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成立，是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新近动作。从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我们知道仅仅在最近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黄河、长江、澜沧江三江源头地区的生态系统，发生了令人十分痛心的变化。后来保护区成立，国家主席为保护区题词，这对于扭转生态环境变化的走向是一个好消息。
生态和环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引起全国上下的重视，这是被严酷的现实逼迫的结果，因为再不改弦更张的话，不要说可持续发展，有些地方根本就生活不下去。碰一鼻子灰再拐弯固然比不拐弯好，可是为什么总是要碰到头破血流才想到拐弯呢？放眼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有一些共同的规律。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后发展国家，如果我们好好读书，自觉地借鉴外国的教训和经验，未必不能避免如此被动的局面。
现在专门说说内蒙古草原。我国北方土地沙漠化的进程，令人揪心。这其中，砍伐森林、滥采或盗采地下矿藏、采挖甘草及发菜等直接破坏植被和地表的作业，固然罪不容赦，但是外表看来一派大好景象的牲畜放牧，也是重要的原因。据《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8月12日报道，由于超负荷放牧，内蒙古全区草原普遍退化，生态环境恶劣区域已经占全区总面积的60%。
春天，北京的风沙震动全国。据中央电视台报道，现在从北京出发往西北走100公里左右，就可以到达黄沙直逼屋檐的村落。在“排山倒海”而来的沙丘的压力下，村民的房子一座座倒塌。喝水都很成问题，更遑论庄稼。在一些泥坑里的采水点，排队候水的村民因为谁多舀了半瓢泥汤，就要争持不下。生态是不能人为断裂的。记得我们在国庆十周年前夕到北京上学，一走进学校，就看见左右两眼自涌的泉水，清澈可人。如今，自涌是不要想了，深井抽水都越来越困难。北京这块风水宝地，水资源已经到了非常贫乏的地步。看来，不仅大西北生态薄弱地区要退耕还林，京北地区也要考虑退耕还林。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曾经是我国北方草原的真实写照。那时候，休养生息在中华大地上的人口总数只在千万的水平，人类活动还没有对大地母亲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过去几十年给我们遗留的政治遗产，莫过于人口的急剧膨胀和环境的明显恶化。这是不能够拨乱反正的，需要好几代人“忍欲负重”，才可能慢慢消化。
人多地少，尤其要尊重规律。翻开发达国家任何一本经济学导论课本，一定会讲“公共地的悲剧”：牧民在公共地放牧，因为牧草是无主资源，牲口不吃白不吃，所以谁都有多养牲口的激励。牲口多了，草场负荷不起，首先是畜牧业难以为继，随后是土地的荒漠化。不加规制的掠夺性放牧，就这样破坏了公共地的生态，牧草资源变得难以恢复。
上述公共地的悲剧，是现在的发达国家在19世纪经历的事情。写在20世纪的书上，是为了从产权意识的角度警示后人。不幸的是，过去几十年内蒙古草原的退化，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的退化，准确地重复了人家上个世纪的悲剧。我们比他们具有创造性的地方，是绵羊养不住了就养山羊，因为牧草啃光以后，山羊还可以把草根刨出来吃掉。
对付“公共地的悲剧”，需要明确土地草场的产权。所谓产权，本来指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支配权和剩余（利润）索取权，在土地这个问题上，限于我们“土地国有”的意识形态约束条件，可以大致上理解为土地的使用权和剩余索取权。如果土地草场是自己的，或者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自己可以排他地使用的，那么就不会出现在自己的土地上或者在自己长期经营的土地上过度放牧的情况。
这里的道理非常简单：当土地是公共所有的时候，谁多放牧谁占便宜——占了别人的便宜。虽然因为他多放牧了，整个草场的产出减少，但是他自己还是占便宜。比方说一个草场如果放牧500只羊，每只羊的利润可以是50元，要是放牧600只羊，由于牧草不够，每只羊的利润变得只有40元。如果原来这里有5家牧民各养100只羊，那么每家的利润是5000元，5家的总利润是25000元，现在有一家多养100只，那么他的利润上升到8000元，而其他4家每家的利润下降到4000元，5家的总利润变得只有24000元。
相反，如果草场分割给5家，每家在自己的草场上养100只羊可以获得5000元的利润。这时候，谁想多养羊，只能在自己的草场上多养。不要说多养100只羊，只要多养30只羊，他的利润就要下降许多。可见，由于产权明确，每个人必须承担自己的经济活动的全部后果，人们也就不会过度放牧了。草原牧民致富的带头人廷·巴特尔之所以能够带领牧民致富，就是因为他把草场分割给牧民，首先解决至关紧要的产权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我在《人人博弈论》里面的介绍和分析。
自然资源稀缺，产权就更加重要。我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读到一本书说铁丝网是19世纪人类社会十大发明之一，内心非常震撼。铁丝网有什么了不起？到发达国家农业地区看过的人都知道，分隔牧场的铁丝网，完全是君子界线，挡不住小人。但是在一个法治的社会，这种防君子不防小人的界线，具有法律的权威。从此，因为产权明确，人们再也不会超负荷放牧，他们努力保持土地肥力，畜牧业也就持续地繁荣昌盛。
遏止荒漠化，保护生态环境，除了建立三北防护林、建立三江源保护区和奖励退耕还林这类措施以外，还一定要从制度上落实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产权保证。过去常常是荒山治理刚有点眉目，就有人来哄抢，这是绝对弄不好的。只有从制度上杜绝这种情况，才能建设好我们的家园，才能向可持续发展迈进。
以渡江的名义，庆祝???亲河开始走向新生
2006年初夏旅德期间，我有机会趁便再次亲近莱茵河和易北河，河水相当清澈，几乎有珠江五十年前那么好。莱茵河和易北河即使在城市近郊，两岸也只有沙土、蒿草和树林，没有城市工业的痕迹，许多地方水面只比地面低一米左右。如果有两条河流，一条河水清澈，两岸只是沙土、蒿草和树林；另一条两岸金碧辉煌、车水马龙，但是河水又黑又臭，你要那一条？我们已经饱受“前现代工业文明”污染之苦，当然宁愿要清澈的一条。
2002年，在广东省委的关怀和鼓励之下，广州市领导庄严承诺：要在三年之内，把珠江整治得可以游泳。2006年夏天，政府最终确定横渡珠江的活动在7月12日进行，我们感到由衷地高兴。
原则上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讲究制度变迁的“慢功”，目标是“可持续发展”。以江河治理为例，必须从根本上建立并且厉行“奖清罚污”的制度，并且在这种制度下养成机关、企业和居民的环境觉悟，江河才能回归清澈，天空才可以变得湛蓝。但是在讲究根本性的“慢功”的同时，个别的标志性事件，也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庄严承诺而大张旗鼓的横渡珠江活动，就是这样的标志性事件。这样的标志性事件，首先是对政府千方百计兑现承诺的巨大激励。
这次，因为渡江活动的规模有所减小，因为试渡日期有所推迟，微妙之间，舆论对于期盼已久的渡江活动似乎略有微词。如果真是这样，我劝大家大处着眼，宽大为怀。治理江河，谈何容易？政府方面已经相当努力。至于规模等等的个别调整，实在是无关宏旨。不管怎么说，万众瞩目的横渡活动，总算是广州人民可以高兴的事情。
这里，我愿意谈谈对于政府和官员实实在在的努力，社会应该给予鼓励的一点体会。
回想高中时期，的确是“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时候，虽然未至于养育成“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却也不免“指点江山”的陋习。那时候比较喜欢看《中国青年报》。一天，《中国青年报》说印度几乎一半的大学生，不知道美国的首都不是纽约，我们即对印度的大学生嗤之以鼻。其实，现在青年歌手大奖赛的一些大学生选手，又何尝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