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在大连访问的一个月期间最后给本书定稿。我在广州飞往大连的南方航空沈阳分公司的飞机上阅读民航画报，看到一篇向旅客介绍国家民航总局三年前出台的《航班延误经济补偿指导意见》的文章。《指导意见》所说的补偿仅限于因航空公司自身原因造成的长时间延误，但是没有对具体补偿制定统一标准。《指导意见》将这种延误分为两种，一种是延误4小时以上8小时以内，另一种是延误超过8小时以上。航空公司应根据不同延误时间的实际情况对旅客进行经济补偿，包括现金、票款打折和赠送里程三种补偿方式。《指导意见》下达以后，要求航空公司按照《指导意见》制定实施细则。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火车春运的经济学实验
都说经济学不能像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那样做实验，而且这也正是一些学者强调经济学不是科学的主要依据，可是眼下，神州大地正在进行着若干规模很大的经济学实验。
为什么说经济学不能做实验呢？这些学者的主要理论根据是：经济行为是人类自发的选择，不受外力控制，经济现象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总和，同样不受外力控制。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实验，都是控制条件下的科学实验，所以，因为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不受控制，经济学就不能像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那么做实验。
这种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经济学的确不能像物理、化学、生物这些比较成熟的学科那样做非常精密的实验。但是，这种说法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不能够做非常精密的实验，不等于完全不能够做实验。
此话怎讲？且听我慢慢道来。
话说经济学的第一规律，就是老百姓所说的“物以稀为贵”。这条规律说的是，任何商品，但凡供不应求，价格就会上升，但凡供大于求，价格就要下降。本来，“物以稀为贵”就可以做实验，例如粮食“多收了三五斗”，粮价就要下跌，蔬菜供给减少，菜价就会上升，都是百试不爽的事情。不过，在我们中国的条件下，粮食“多收了三五斗”和蔬菜上市减少，通常不是人们试图直接影响价格的故意行为，所以大家一般也就不把它们叫做经济学实验。
经济学的另外一条规律说，但凡人为地干预市场价格的上升和下降，一定会损害市场效率，激发寻租行为。具体来说，如果某种商品因为供不应求市场价格看涨但是你不让它上涨，那么不但市场效率和市场主体的经济效益受到损失，而且围绕这种商品的供给会出现很大的腐败的空间或者浪费的空间。这就真的可以做实验了，真的是原本意义上的实验了，因为干预市场，是人们特意的行为。
我国在春运期间，火车票的市场供求关系从来都呈供不应求的态势。面对春运的压力，铁路客运市场本身的应对能力已经非常有限。现在，有关部门规定春运期间火车票的价格不许上浮，也就是说，连铁路客运市场原来已经非常有限的调节能力都不让发挥，那么按照经济学的规律，有关部门的限价政令会损害铁路和旅客的总合经济利益，并且激发厉害的“第三者”寻租行为，套购倒卖火车票的“黄牛党”的活动一定比允许价格上浮时猖獗。我们把“黄牛党”定位为铁路春运车票交易的“第三者”，是因为他们既不是客运服务的直接供应者，又不是客运服务的直接需求者。
往年的春运客票市场，允许票价在一定范围内浮动，但是2007年不许。那么，相对于往年允许浮动的市场，2007年价格不许浮动的市场运作得怎样，就可以看做是一个经济学实验，是一个牵涉范围很广的经济学实验。实验的结果，值得大家关注。关注什么呢？至少可以关注2007年旅客购票是不是比以往困难，更加需要关注的是“黄牛党”是不是比以往更加猖獗，关注旅客为了得到车票所付出的实际代价是不是比过去更高。
实际上，因为亲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多年实践，并且接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熏陶，我们的记者都很关注铁路票价不许上浮的这一行政干预的结果。这不，2007年2月上旬《南方都市报》就报道，现在的情况是“火车票不涨，黄牛票更贵”，“黄牛党猖獗”，报道“有人”概括说，“行政规定票价不许上浮，只会降低黄牛党的进票成本，老百姓买票的价格可能更高。”他们还报道出难以相信的例子：“如（广东）东莞东到（江西）九江的硬座，原本72元的票价，到黄牛党手中（去买）便是344元。”
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记者实际上已经把票价不许上浮的行政干预当做一次社会实验了，细心观察行政干预的实际效果，虽然他们也许还没有在概念的层次上明确使用“实验”这一术语。为什么这么说呢？好比你让侄子吃饭，如果你只是让他吃饱以便带他出去玩，这顿饭不是实验，但是如果你是让他吃了然后观察他有什么反应，这就是实验了。我们的记者在观察。所以一件事情，我们是否把它看作是一个实验，取决于视角的不同。
我们并不确认上述引用的记者报道概括一定是准确的，我们更不认为凡经济现象都不得干预。大家都知道，世界各国政府都做过干预经济活动的事情，甚至有时候只是为了表示不是政府不作为，而是不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非要做点干预。实际上，公共政策都面临不同价值取向之间的角力和权衡取舍，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牢记要干预经济活动首先必须慎之又慎，更要注意吸取经验教训，也许实验也就值得了。记者们报道真实情况的社会意义也在这里。
我们在前面说过，春运火车票的问题，根源在价格和制度两个方面。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商品的价格由商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这样，价格才能反映商品和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才能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最权威的市场信号。春运期间火车票之所以严重供不应求，本身就已经雄辩地说明了目前的价格偏低。但是如果出于政治考虑不许涨价，那么从制度上实行火车票联网实名销售，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黄牛党”猖狂宰客的问题。
可是据《南方都市报》2007年2月10日报道，铁道部发言人表示，“实名制与铁路发展趋势不一致”。“不一致”的理由有三：一是购票验票工作量太大，二是更新售票系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三是与铁路售票系统应该越来越便捷的趋势矛盾。
大家知道，几年以前铁路已经实现全国大中城市联网售票。“联网”这个比较困难的问题都解决了，“实名”这个在联网的基础上容易得多的事情，真的就那么难做吗？恐怕关键还是想不想做。至于购票验票的工作量，如果硬件设备具有实名制功能，但是实际操作掌握在“半实名制”的程度，那么工作量也不会太大。所谓“半实名制”，就是比较宽松的实际掌握，比如是否登记身份证号码；需要打击套购倒卖火车票的“黄牛党”的时候从严，平常从宽；再比如是否验证上车。假定需要打击套购倒卖火车票的“黄牛党”的时候从严，平常从宽，广州到深圳之间那样的日常客运就不必真的验证。
周其仁教授在《难得的教材》中，谈了武汉一个火车站站长的案子，经法庭审理认定，这个站长在任九年贪污受贿数以千万计，其中一条生财之道就是倒票，因为把持计划配票大权，他把“海量紧俏车票”指令分配给他的“合作者”，再由后者加价卖给市场。他们有明确的利益分成合同，是汉口火车站“最大的票霸”。
有人以为，价格便宜对消费者总是有好处。其实不然，“好处”都给黄牛党他们拿去了，别人要么买票更加辛苦，要么根本买不到票，要么付给黄牛党巨额“服务费”。前面讲过武汉某火车站站长贪污受贿数以千万计的例子，如果问问那位站长，他一定赞成压制春运火车票的价格。相反，如果火车票的价格能够按照市场供求关系浮动，如果火车票的价格接近使得供给和需求平衡的均衡价格，那么“黄牛党”也就没有激励去贿赂他们了，这样站长、局长们和掌握票源的职员也可以从制度环境上远离在春运市场上贪污受贿的可能。
如果价格提高到供求基本平衡的位置，旅客不必为买票担心，列车不会挤成这个样子，铁路方面增收，服务质量提高，有能力更新换代，“黄牛党”也会销声匿迹，因为不再有他们施展伎俩倒买倒卖的空间，同时，铁路部门掌握票源的干部也比较容易洁身自好。这样的前景，不是很好吗？
即使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一定要把火车票的价格冻结在淡季的水平，那么正如前面所说，还是可以采用实名制解决许多问题，最大限度地杜绝“黄牛党”宰客的现象。这样退而求其次，虽然铁路方面可以增收而未能增收，不利于更新换代、提高服务质量，但是其他方面还是可以比现在做得好一些。铁道部领导对于火车票实名销售那么抗拒，实在没有必要，也没有道理。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要让市场在配置社会资源方面发挥基础的作用，也就是说让商品和资源的价格基本上由商品和资源的市场稀缺性来决定。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现在铁路部门却推出和上述市场原则对着干的行政命令。我们不赞成这样做。但是这样的经济学实验既然已经做了，那就要认真观察结果总结教训，而不仅仅是又一次白交学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