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开始，我就非常喜欢台湾的歌舞剧《搭错车》。歌舞剧唱道：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的确，经济和文化是互动的，经济影响文化，文化也影响经济，人类社会就这样前进。
观念变迁，是这种互动关系的见证，可是常常遭受“人心不古”的批评。这一章着重说说，“人心不古”至少未必就是坏事。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我们很有必要认识观念的这种变迁。
我们都是纳税人
十年前《人民日报》第二版有一篇配发照片的大文章，题目是《你我都是纳税人》。那么好的题目，自然马上吸引了我。文章是这样开始的：朝阳区一位普通公职人员因为当月拿了一笔奖金缴了4元个人所得税，“第一次成了纳税人”。原来，文章把概念弄错了，只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算作是纳税人。后来，广州的《羊城晚报》头版一篇文章谈的是个人所得税收入增加，用了《广东百姓多了纳税人》的大标题，也造成同样的错觉。
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这个概念错误非纠正不可。
可能有人说，那么一点概念偏差，何必这么认真？其实，这个问题重要得很。
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用小米、担架和子弟兵支持了我们党和政府。现在在和平年代，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应该也是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关系。政府用来自纳税人的钱，为人民服务。具体来说，通过体制、法制、国防、基础设施、科学教育、产业政策、社会保障等等的投入，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为人民生活的提高服务。没有来自纳税人的钱，政府就没有能力为人民服务。掌握了来自纳税人的钱，政府有能力为人民服务了，但是还有一个是否服务得好的问题。如果拿了人民的钱，却使用不当，那是对不起人民的，更不必说挥霍贪污了。所以，人民有权利监督政府的运作。
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的，这点毫无疑义。但是，究竟是人民养活了政府，还是政府养活了人民，却常常没有讲清楚。不然，怎么直到现在还有人把行政首长称为人民的“父母官”呢？如果像封建社会因果颠倒的那样，认为是父母官养活人民，是父母官恩施于人民，人民自然没有什么权利可以监督政府，因为接受施舍的人没有权利对他们的恩主说三道四。所以我们必须明白，是人民纳税的钱，养活了政府，应该让政府为人民服务。
这样一来，谁是纳税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名正言顺地说，只有纳税人，才有监督政府运作的权利，因为是他们的税赋在支持着政府运行。
如果像上述文章那样，只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那一部分居民算作是纳税人，那么在我们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就有许多人被排除在纳税人的行列以外。这就将严重削弱我们政府的民众基础。具体来说，如果一对工人的家庭，双方的月薪都在人民币800元以下，都没有缴纳过个人所得税，难道他们就不是纳税人？
其实，我们都是纳税人。是否是纳税人并不在于你是否缴纳过个人所得税。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我们也需要明确，这些利润不但是企业员工的创造，而且包含了消费者的贡献。至于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居民就更是国家财政的纳税人。你买东西的时候，商品的销售是征了税的。销售税虽然直接征在生产和销售商品的企业头上，但是大家都明白，消费者也承担很大一部分税款。
现代经济学明确地强调老百姓都清楚的这个事实：销售税无论像我国那样征收于企业方面还是像美国那样征收于消费者方面，结果都完全一样，税负都要由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分摊。谁的弹性小，谁负担的税额就大。也许税务部门从实施和操作的角度，可以限定只把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叫做纳税人，但是在公民意识的层次上，我们一定要建立这样的认识：我们都是纳税人。
“丑话”不丑，友谊持久
艺术，是历史的见证。以前苏联有一支著名的爱情歌曲，歌名仿佛叫做《有谁知道他》，歌词开头几句朴素的白描，可以立刻抓住听众的心：
“黄昏时候，有个青年，徘徊在我家门前。……”
可惜，歌曲的动人意境已经难以再现。不是吗？现在人们大多住进了高层公寓，即使是农村的单门独院，也是密密麻麻地挤在路旁，没有让你徘徊在别人家门口的空间。加上电话普及，现在谁要在别人家门前徘徊，不被误认为精神失常才怪。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就是这样“摧枯拉朽”般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难怪艺术家咏唱，“什么时候，蛙鸣蝉声都成了记忆”，“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惊问：“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我们的社会风俗民情，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是常遇的批评。我们的社会怎么了？真的那么可怕吗？我看不见得。
拿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吧，近年来几次越洋旅行，都有朋友托我带东西。凡答应带的，除信函以外，我都当面开包核对，着实得罪了一些人。他们内心愤然，觉得我不讲人情。
从外面往国内带的也有。那年有人托我给她在国内的妹妹带一个一尺见方的台式梳妆盒。我这位生活在西方文化中的好朋友，当面把她托带的梳妆盒打开层层展示给我看，不漏过里面每一件细小的物品。
这位朋友在航空公司工作，公司素以服务亲切著称。公司的条例要求，地勤人员和空中小姐，都要热情对待乘客，但是却明确告诫，不要替乘客带送行李。人们从小就受到教育，轻易不要替人捎带东西，如果捎带，务必清楚自己对所带物品承担了全面的社会法律责任。如果对于自己的责任没有把握，那么请收起你那与责任不相称的热心。
十多年前在我们中山大学有一个为一位世界著名的华人学者举办的盛会。期间，有人通过秘书向主持活动的教授提出，希望安排他向这位学者面赠一件艺术品。这一要求被婉拒。来人最后对秘书表示，东西已经带来了，可否先在这里放一放。教授料到秘书可能坚持不住，命人关照秘书：务必不为所动。事后，教授对秘书说，设想东西里面有白粉这种可能性，你就不至于只是“不理解也要执行”。
东西方的教育和民情，各有所长，差异很大。就上述情况而言，我觉得人家的处置比较合理。中国人一直讲克己，讲谦让，但若过了头，会埋下不和的种子。谈判和契约是经济的要素。可是因为“君子不言利”，传统上我们不把谈判和契约视为高尚的东西，于是做事情不明确责任和权利，结果事后扯皮、翻脸，就成了没完没了的“演义”。其实，越是事前把话讲清楚，越是合作愉快，越可以继续做朋友。现在大家开始明白这个道理，可是脸皮上还是软弱。其证据，就是“丑话讲在前头”的口头禅。预先把权利和责任讲清楚，为什么就是丑话呢？
西方人比较个人主义，但是常常也很能助人。不同的是，他们坚持“不求不助”的原则，以免损害别人的尊严，滋生不必要的误会。个人之间也好，企业之间也好，适当的距离，是友谊的健身良方。也正是因为意识到热心常常和责任联系在一起，在发达国家，你寻求具体的帮助容易，请人为你决策、抉择，却几乎没有可能。越俎代庖，后面是连带的责任。
改革开放之初，广东人民以“放眼看世界”为标志的文化包容心态，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敢为天下先”的开创精神，是很宝贵的社会财富。十年前听说深圳考虑把“未相约，不造访”定为新的乡规民约的一项内容，说的是如果没有预先打电话联络好，就不要当不速之客贸然登门打搅人家。有人觉得这样做不近人情，但是我和广大深圳居民一样，觉得这才是上了一个新台阶的人情。
我们改变着世界，世界也改变着我和你。
迂腐观念小插曲
1981年秋，我刚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修不久，大学国际中心主任波拉约谈，希望我给林小姐辅导数学，一学期每周两次，每次两个小时，酬金是一共500美元。波拉说酬金很低，不好意思，因为是从校友捐款中列项划拨的非常开支，旨在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学生。
原来，这年普林斯顿从中国内地招收了三男一女共四位学生读本科，学校报纸头版头条配照片专访的大标题是：《相隔三十多年，中国回到了普林斯顿》。林小姐出身语言学院，到普林斯顿选修经济学。没想到在美国，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研究的平台，离了数学语言，却是寸步难行，可她原来连一点简单的微积分都没有接触过。
我没有接受这个安排。一来，她是个女生，说实在我有点自私，觉得不太方便；二来，这500美元来得太轻巧，总觉得不便接受。波拉说酬金很低，其实对于我来说已经相当丰厚。当时教育部给我们公派访问学者每个月的包干费，扣除自筹医疗保险20美元以外，只有380美元。这个学期也就剩下三个月了，每周四个小时答疑解难，就500美元，还不轻巧得很？
国门打开以来，比我早一两年，就有留学生到普林斯顿，但都是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相比，我自忖思想要开放一些。有些人除学习专业以外，尽量封闭自己，可我喜欢多跑多看，喜欢交朋友。有些人关心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政治态度，不大和批评意见比较多的人来往，我却发现在他们划为“右”的教授里面，颇有一些可以称为我们国家的诤友，并且在两国学术交流等方面做过有成效的牵线搭桥工作。记得分发给留学人员的《人民日报》登载过一条农民离开土地打工和做生意的消息，他们多数都为农民不种田忧虑，我却说如果八亿农民里头有两亿不再种田，中国的日子一定已经好得多。
可见总的来说我还是比较开放的，可是我竟然不愿意接受那么一份差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迂腐”二字。记得办理出国手续时，每人领到700元人民币置装费，一些同事手都有些发抖，因为从来没有持有过那么多钱。确实，那时候中国人穷怕了，穷得怕见钱。
我没有接受这个差事，但是仍然帮助林小姐补习数学，只是次数没那么多。记得有一次面授完了，林小姐非常为难地说：“王老师，其实那没有什么关系。”她指的是我不肯接受学校国际中心安排领取的500美元酬金。
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间就是金钱，民工潮，深圳股市风波，乡镇企业崛起，大邱庄华西村顺德北滘，索罗斯旋风，亚洲金融危机，量子基金栽倒，通货紧缩，经济萧条……都离不开一个“钱”字。
我的认识也在变化，在《价格与市场》一书中我写道，“每个积极生活的人，每个不懈进取的企业，每一级负责的政府，都不认为自己已经拥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想想，如果我有足够的金钱，我要捐款让我们的海军购买航空母舰，巡弋在我们的钓鱼岛和曾母暗沙。想想，如果我国有足够的钱，我们可以做更多很好的事情。
“资源的稀缺性，是一切经济学讨论的出发点。”要紧的是记住：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样，钱就不会成为拖累。
“敝帚自珍”，可能束缚我们的家庭和社会
大约十年以前，广州市有一个声势颇大的“自行车还家”活动，很得省市和京沪媒介的好评。这次活动的社会效益是好的，许多人以净化、美化社会为宗旨，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活动的意义，可能超出当时当地看得见的具体效果。
但是回顾这一活动，也不是没有可以进一步优化的余地。例如，企业赞助与广告同时彩印的“无主车”号码表，竟然不是从小到大排列。读者看到头晕，也确定不了自己的失车是不是在里面。其实，这里只差“一键”的电脑操作，就能够让号码表按照从小到大的规则排列，使号码表的效率提高千百倍。
最可惜的，却是没有趁这场差不多家喻户晓的活动，树立“失车要还家，无主要处理”的观念。车子找来不少，对上号的比例却不大。处置无主车，就成了难题。丢掉，似乎对不起这场人们倾注热情的活动。留下，却是“请兵容易养兵难”。活动已经过去，有关部门却背上了沉重的废物保管的包袱。许多公共场地，特别是立交桥下，挤满了这些蒙尘锈死的铁东西。
怎么办？我看，既然已经做到这一步，不若再花一点力气，把少数尚好的挑出来拍卖，二三十元一部，或者更低的价格，务必出手。实在还是拍卖不出去的，连同那大量锈死的，全部当废金属，送去压包回炉。如果连这也送不出去，那么就算再花一点儿钱，也要当做垃圾彻底处理掉，把我们已经十分有限的空间，还给广大市民。
一个案例，却讲了这么多话，只因为笔者深感“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美德，现在常常和我们的现状发生矛盾。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敝帚自珍”，说的是自己那把用了多年的破扫帚，别人早瞧不起，自己犹舍不得割弃。改革开放十几年来，人民的生活显著提高，许多家庭乔迁到带有公共用地的新居。可是你到这些新楼的公共用地看看，常常就会看到一排锈死的自行车。
经济学告诉我们，居民的消费决策，不仅受支付能力的约束，还受到时间和空间的约束。你有那么多的钱，未必有那么多时间去消费；有那么多钱，更未必有那么多空间去消费！这在人口众多的中国，特别在十分拥挤的广州，更加要紧。笔者是学经济学的，也常常陷入盲目当中。十五年前迁入先前的小居，新旧搭配也算凑齐了家具。朋友平兄看我不弃旧图新，说我真没出息。其实并不是缺钱，但的确是观念的惯性作怪，结果煮成了夹生饭，后来不追加两三倍的预算，就换不回提高家居标准的权利。直到这个时候，我才似乎大彻大悟：一般人的家庭，只有消费一套家具的权利。
因为“敝帚自珍”，人们一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要把旧货市场唤回。可是他们不知道，正是这种“敝帚自珍”的观念，断送了旧货市场升级换代的前程。
前些年有人慨叹“只有知识分子和旧货这两样东西”掉价，都没说到点子上。知识分子自当别论，而旧货之掉价，实乃社会经济发展之必然。文物之类不算，如果普通旧货的身价越来越高，那算是怎么个社会？新陈代谢，是宇宙的普遍规律。该去的，就让它去吧。掉价，就让它掉价，这样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黑白电视机，是那些文章的老话题。黑白电视机用了七八年，却还希求卖上百元的价位。请问，是幻想的一百元要紧，还是你那有限的空间要紧？有朝一日，居民该感谢为他们搬走旧物恢复空间的人。旧货市场也要顺应这样的趋势。
这是不是鼓吹铺张浪费？我说不是。事实上，只要掏的是自己的腰包，那么居民乐于“弃旧图新”，还一定会受到开明的政治家的欢迎。本来不必操心起居的总统、总理，也要众目睽睽地到超级市场为孙女什么的买件衣服，就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