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家现代化这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首先提出不应该追求在没有政治边界分割的某个局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其实这样的局部现代化也实现不了。与此相联系的，我们呼吁国家宝贵的科学基金再也不要支持“现代化时间表”的炒作了。
现代化是整体的演进
前些日子最近在《中国经济时报》上看到两篇好文章，先是夏业良的《雾里看花“现代化”》，后是宫希魁的《质疑局部“率先”实现现代化》。
夏文从那年人大、政协“两会”期间炒得很热的“现代化时间表”说起。实现现代化，是我们多少代人的理想。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把握时机“代表中国科学院”推出“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作为他们的研究成果。时间表极其鼓舞人心，预期各省市实现现代化的时刻，精确到年：上海，2015年；北京，2018年；广东，2021年……西藏，2090年。以上数字均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社会发展，是个充满变数的过程。社会发展进程竟然可以预测得如此精确，实在叫我们这等书生叹为观止。
民众信仰科学家的计算并且关切自己何时能够进入现代化。在传媒代表民众的热切追问之下，两天以后，同一个课题组就又发布了被媒体概括为“北京现代化有望再提前”的消息，此事亦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科学家们还说，“由于现代化的目标和各地的发展速度都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这个时间表，今后将每三年计算一次，估计每次都有变化”。
依稀记得大半个世纪以前有人说过“‘历史’是个女孩子，任你打扮任你涂抹”或者“‘历史’不是个女孩子，可以任你打扮任你涂抹”（大意）。现在似乎可以这样套用：“未来”是个女孩子，任你打扮任你涂抹。比起历史，未来的确有比较高的可塑性，可是也不应该一方面精确到年，另一方面说变就变呀。在这讲究“吸引眼球”的所谓“注意力经济”的年代，似乎谁能把未来打扮得漂亮，谁就能赢得喝彩。可以预料，他们将不止一次地赢得喝彩，而且每三年就可以因为相同的计算和发布赢得传媒的青睐。
课题组之所以两天以后就又发布“北京现代化有望再提前”的消息，背景是按照原来的发布，北京落在上海后面，使得有些很信仰科学家计算的北京人不乐意。毕竟，北京是首都啊，更不必说北京的地价和物价水平早已超乎上海之上了。同样，广东被排在第三，也有人不乐意。“两会”期间，实际上是回应牛教授等人的发布，广东省省长就发表过谈话，说“我们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不变”（大意，据广东报纸报道）。在这个问题上，要广东保持缄默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全国上下关于“邓小平同志要求广东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宣传已经非常深入人心。广东是否默认牛教授等人的发布，已经不是乐意不乐意的问题，而是具有相当政治色彩的问题。
上述种种，都向我们提出，对于认真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现在是到了回顾与反思“个别省市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命题的时候了。宫希魁的文章《质疑局部“率先”实现现代化》挑明了这个问题。
正如宫文强调的，现代化目标是一个整体性和关联性的概念。在没有边界分割的一个主权国家的范围内，“少数城市和局部地区有可能依托资源优势、人文基础、历史遗产、权力干预等条件率先发达起来。但这种‘发达’绝不能等同于实现了现代化”。《北京青年报》同期报道，“北京市有关领导”提出，到2005年，北京有条件在全国率先实现现代化。这位领导说得有根有据：“九五”期间北京累计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多少，财政收入增加了多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多少，等等。可是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我们可以接受把小康远未达到甚至温饱有待解决的农民从西客站赶回老家去这么一种率先实现的现代化吗？如果这也算率先实现现代化，那是北京的光荣还是北京的耻辱？
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不久，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讲到经济发展，人们常常首先就想到赶超计划。但是，各级政府和计划部门的主要精力，与其放在赶超计划上，不如用于建设良好的经济环境……人类的经济活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要有适当的土壤、水分和阳光，经济之树就会根深叶茂，结出丰硕的果实。……政府部门和计划工作者不把着眼点放在经济环境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上，弄得不好，会做出破坏经济生态，甚至拔苗助长的蠢事。”这篇题为《经济环境和机制设计比赶超计划更值得重视》的文章，经删改，发表在北京《科技导报》1993年第7期。这里说的赶超计划，实际上主要是指当时十分流行的广东15年（或者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说法，不过当时没有指名发表的条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在1998年的《开发时代》杂志上明确提出：广东15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提法，就值得商榷。……广东是全国的广东。当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离开现代化的标准还相当远的时候，作为这个国家的没有边界分割的一个部分，怎么可能“率先赶上”远走在前面的别的国家和地区呢？也许，单是抓住某几个指标去赶，是有可能赶过去的，但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讲究整体的衡量和整体的评价。离开整体评价，任何单指标的拼搏，很难造就真正的现代化，人民不会认同这样的现代化。
回到本文开头的时间表。我不认为个别城市“率先”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值得做那么多文章的命题，我更不相信我们的西藏要到2090年才能实现现代化。道理很简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是一个整体的不可割裂的概念。落后偏爱急躁，浅薄容易浮嚣。愿与学界共勉。
基于整体性理念，我不认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命题和时间表工程，同样基于整体性理念，我对于我们西藏的现代化要比牛教授课题组乐观。虽然我和牛教授都活不到2090年，但是我愿意以一个学者的尊严，向牛教授进言，如果你明白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是一种整体性的演进，相信你不会在“现代化时间表”上再做这么多文章，更不会再坚持我们的西藏要迟至2090年前后才能够实现现代化。
官员和学者的取向差异
小平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是对经济发展有很好的直觉和判断的政治家。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他老人家鼓励广东“胆子要更大一点，步子要更快一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关于胆子怎样更大一点，步子怎样更快一点，经济学家应该有所思考，经济学家应该站出来说话。实际上，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不久，由于理解上的偏差，关于胆子怎样更大一点，步子怎样更快一点，争论已经出现。我非常同意吴敬琏教授的意见，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应当体现在企业制度和经济运行制度的改革上，而不应表现在加大投资上和争取高发展速度上。这才是邓小平理论。可惜，当时更多的经济学家是在谈大发展，大企业、大市场、大港口、大工业等等，一句话，“大”字压倒了“改”字。一时，大干、快上、铺摊子、争投资成了基调，经济的泡沫成分迅速增加。全国之所以在房地产上压了几千个亿，主要就发生在这段时间。自然，这个账主要不能算到经济学家头上，不过一些经济学家的发言，也着实叫人感到惭愧。
一段时间，全国许多地方争相发布要在自己那里建立“中国的硅谷”。上海《文汇报》有一篇综述文章，归纳人们对“硅谷热”的态度，很有意思。
文章说，“本报今天刊发有关专家的两种代表性观点，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迪”。反方：硅谷建设要“计划生育”（这个概括不是很好，因为被概括为“反方”的意见，都有硅谷不是“计划”的产物的认识。不过，他们的确是“反方”）。被引述持反方意见的，有中国科技大学某教授、中山大学某教授、某著名学者等。正方：“硅谷热”未必是坏事。被引述持正方意见的，有北京市市长、深圳市某常务副市长、武汉市市长、西安市市长、温州市某副市长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被引述在这里，其实是一个误会，因为他的主要意见是不能用行政的办法、指令的办法、计划经济的办法来建硅谷。他认为，美国硅谷的成功不是出自政府的战略规划，它是美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系列社会的因素和市场的因素在某一特殊地区的有机整合。如果我们过多地强调硅谷而没有看到推动硅谷形成的整个社会和市场因素的整合，那是“缘木求鱼”，根本不可能。
综述最后引用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话，概括为“多建硅谷可增强国力”，可能出于表示“保持一致”的努力。我倒以为搬出院士来压阵，不见得合适，因为综述所论的，不是工程技术问题。
正方基本是官员，反方主要是学者。这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发人深省。经济学讲究资源配置。也许地方官员表现比较热，学者表现比较冷，也是一种不错的角色配置。至少，比???前述许多经济学家都跟风阔谈大发展、大企业、大市场、大港口、大工业，有了很大进步。时代毕竟在前进。
经济学作为dismal science，通常被翻译为“沉闷的科学”，强调经济学本身沉闷。其实，一个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学早已不再沉闷。那么多学子选择经济学，学得津津有味，就是一个证明。在我看来，学经济学的人，明白经济学不是讨人喜欢的科学，这样来理解经济学是dismal science，学理上比较讲得过去。没有这个认识，经济学就走不出诠释政策的“小媳妇”的天地。
是否可以这么说：经济学家有时候是向人们指出潜在的危险，帮助人们走在一条比较平坦的路上，帮助人们少交一些“学费”的人。1988年美联社年终专稿的第一句话是：“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言相反，过去的1988年是一个比较好的年头”。我跟我的学生说，当经济学家，就是要有这种不讨好的学术气质。正是因为经济学家着力指出如果不注意什么问题就会出现什么危险，人们虽然不那么爱听但还是听了一点，社会经济才发展得比较好了一点。好了以后，多数人却还是会像美联社的资深评论员那样，揶揄经济学家说话没准头。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想继续当一个学者型的经济学家，就要沉得住气。单有“成事不必在我”的气概还不够，还要有“远离功赏”的气量，任由别人评量或误会。
在发达国家，对于经济学家的告诫意见，人们虽然不那么爱听但还是听了一点，在欠发达国家，人们不爱听的意见就更难听进去。负责的经济学家，要更加沉得住气。
写到这里，我痛感“指标挂帅”、“时间表挂帅”的情结仍待澄清。
在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现在如果抽象地问指标挂帅好不好，每一个人都会回答：指标挂帅要不得。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指标挂帅的思想路线，时间表挂帅的思想路线，却还在顽强地表现着自己。
前些年一些地方制定现代化建设规划，有一个人们注目的城市规划说到2010年第三产业的比重将达到60%，受到批评。有关最高领导说，第三产业不达到65%，算什么现代化？为此，我写了一篇《经济发展：环境比指标更重要》的短文，指出：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总有一些重要的指标可资参考。但是以为第三产业的比重一定要达到多少才算是实现现代化，是形而上学的看法。的确，当今发达国家和地区，第三产业的比重都相当高。但是，这种高比重是发展的自然结果，并没有什么低于多少就不能算现代化这样的“一刀切”的标准。如果看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第三产业比重高，就把高第三产业比重作为主要的追求目标，很可能会欲速不达，反而延缓现代化的进程。
一介书生，讲究心得的乐趣和发现的喜悦。这里又多了一项发现：许多官员迄今还只是邀捧若干学者当花瓶。
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考，是学者的本色。不过，这是很高的要求。美国的大学可以拒绝向总统颁发荣誉学位，我们的一些大学却以讨好地方官员为重要出路。环境如此，我们不能苛求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