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成为经济大国，面临国际社会要求其作出更多国际贡献的期待和压力，为了应付这些要求和压力，日本坚持扩大ODA计划和开放国内市场。但1990～1991年发生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战争以及之后的海湾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贡献的价值，并对此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受到世界严厉批判的日本，除了资金上的贡献外，开始探索人员上的贡献。
对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联合国安理会自冷战后首次实现了突破性的合作--被海部首相称为安理会“史无前例的合作关系”。在日本看来，为为实现和平，不仅要在资金、物资方面，也要在人员方面作出贡献，为此日本曾试图推动联合国制定和平支援法，但其道路并不顺利。
战后，日本曾高举联合国中心主义大旗的同时，在东西对立、联合国的维和功能僵化的格局下，依靠片面的日美同盟享受了事实上的“一国和平主义”。但在“向国际社会提出构筑新的和平秩序的深刻课题”的后冷战时代，为确保和平，日本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应该作出新的贡献。“一国和平主义”或“一国繁荣主义”已经不合时宜，日本的力量应该出现在纷争和贫困的地区，履行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义务，这是时代的要求。
不过，为了应付这一要求，日本需要动员全社会的意识改革，促进国民性讨论和联合国维和行动【PKO】的切实成果。在柬埔寨、戈兰高地、东帝汶等地方，日本维和活动的成功有助于获得国内舆论的理解和支持。虽然日本的支援活动在海湾战争中被讽刺为“自动提款机”，但随后也开始切实在维和行动中派出人员。此外，在阿富汗、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的班达亚齐，日本通过ODA积极展开面向“落实和平”的项目等，超越传统的开发领域，把ODA投入到促进和平的事业中。在援助伊拉克复兴问题上，小泉首相曾表示，“只作物资上的贡献，考虑到可能的危险，人员贡献将委托给其他国家。这样的做法，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是不负责任的”。
“日美安保”的新认识与东亚的稳定
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与欧洲不同，冷战结束后，也遗留了朝鲜半岛问题等“后遗症”--东亚地区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因素，1993～1994年朝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考察引发了“第一次朝核危机”，1995～1996年台海局势的紧张导致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安全受到威胁。在其他地区，各国内部的矛盾或对立，特别是以民族或宗教对立为背景的地区争端不断发生。世界已经从美苏核威慑均衡的时代走向地区纷争频发的时代。如何重新认识以对苏战略为基础的两国军事同盟--日美安保体制成为焦点。综观日本国内，驻冲绳岛的美军对日本少女的暴力事件等引起日本国民对美军基地的强烈抗议，也给日美安保体制的可信性蒙上了阴影。
考虑到上述情况，日美两国1996年4月发表了《日美安保共同宣言》，其内容是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亚洲维持10万规模的美军，在“有事态”之时，日美将具体确定有关日美共同行动的新指导方针。同时，它也包含了美国驻冲绳岛基地的整体规模缩小的内容，并表示日美共同探索基地问题。其基本认识是：美国继续参与亚太地区的事务“有利于安全保障、经济社会等地区利益”，“美军的存在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必不可少的”，“日美关系是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基轴”。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加速了美国重新加强军备的步伐。美国为了应付伊朗、朝鲜等国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或民族、宗教纷争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等威胁，正在全球规模上重新进行部署。特别是，恐怖主义或地区纷争经常发生的中东至朝鲜的地区被称为“不稳定之弧”，位于远东战略性位置的日本也被美国要求作出与美军重新部署相应的姿态。
对于东亚的和平与稳定来说，最不确定的因素是朝鲜的动向。日本政府展开了依靠“对话与压力”的外交。可是，虽然日本向朝鲜呼吁“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最符合朝鲜的利益”，但金正日政权仍然拒绝六方会谈，发展核武器和导弹，使形势更加紧张。对此，2006年7月，日本提出的决议被安理会一致通过，国际社会对朝鲜进一步施加压力。日本应该在“对话与压力”的基本方针下，继续“与有关国家协调，有耐心地谈判”。随后，六方会谈重新召开。2008年，各方主要围绕检验无核化的问题展开讨论。就日本政府而言，安倍、福田、麻生内阁都从全面解决人质绑架、核、导弹等问题的立场出发，为了清算不幸的过去，实现邦交正常化，不断要求朝鲜方面的行动。在面临人质遭朝鲜绑架的问题上，日本坚持“不解决绑架问题，日朝邦交正常化是不可能的”的立场出发，引导朝鲜方面作出正面的回答，促进美国、中国等大国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支持。这些外交上的努力是必要的。
崛起中的中国动向对日本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一方面，经济上的伙伴关系通过日本企业对华合作的相互依存日益深化，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国防经费的提高和军队现代化、对外投资或援助等动态，日本也从维护透明度以及国际规则等角度促使中国作出必要的努力。我们期待着中国摆脱“中国威胁论”，通过六方会谈等平台，为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对日本来说，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应该从大局出发加强合作，以相互理解与相互信任为基础构建面向未来的关系”，而追求“为了使两国国民互惠互利，构筑战略性互惠关系”这一双赢的姿态应该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基础。无论如何，中国的动向和与中国的关系比原来更加涉及日本的国家利益是毫无疑问的。
反恐战争
冷战后安全保障的另一个新威胁是国际恐怖主义。“9·11事件”告诉我们，破坏和平的不仅是国家间或民族间的战争，还有建立世界网络、在各个地方展开破坏活动的恐怖主义集团。战场蔓延到日常的世界，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到恐怖主义的突然袭击。在亚洲地区，也曾发生过诸如印度尼西亚的爆炸恐怖事件、印度连环恐怖事件等，恐怖主义威胁正呈现出史无前例的严峻形势。
日本政府曾把恐怖主义定位为“对文明社会的重大挑战”，表示“这从保护国民安全的角度看是日本本国的问题，但为了防止、根除恐怖主义，国际社会必须联合起来，主动去面对”。具体来讲，“完善机场、码头等附近严格的危机管理体制，加强重要设备的警备等国内恐怖主义对策，维护驻外使馆以及海外日本人的安全”，明确表明在国内外，通过“对美军活动的合作支援及灾民救援活动”以及“实施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或缔结并履行反恐条约”，“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行动方针。“推动以尊重基本人权、民主、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为基调的政治经济体制，接受对不同文化、文明、历史的理解和相互的主张，加深寻找共同价值观的对话，努力实现大家在和平环境下能够共存的国际社会”，从更广泛的视角，尽量解决恐怖主义问题。
与此同时，对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复兴支援活动，日本明确表示尽量提供支援的立场，主办“阿富汗复兴支援国际会议”，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等，本着“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必须以行动履行义务”的认识，展开了外交。
东亚的经济联合与开放的地区合作
虽然东亚在政治、安全保障领域依然存在着不确定性因素，但在经济上却能看到比较光明的前景。
20世纪80年代末，“长期由美国压倒性的经济力量支撑的国际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日本从冷战结束前后，开始站在亚洲太平洋的角度，积极展开以亚太经合组织为中心的开放的地区合作。日本认为，“各国以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为背景，必要深化各国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共同认识正在酝酿”，从而主张“以开放的地区合作为基础，维持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1999年小渊政府提出“为亚洲各国货币、经济的稳定积极作贡献”，这一年设立了“历史上首次中日韩的首脑会谈”。2008年，具有历史意义的三国首脑会议在日本福冈举行，此次会议是“东盟+3”框架外首次独立举行的中日韩首脑会议。对以“东盟+3”为中心的东亚合作模式发挥引导作用。
“亚洲诸国的经济崛起”的成果虽然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受到打击，但以危机为契机，各国逐步认识到东亚地区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加深，货币、金融、贸易等经济领域的地区合作取得了快速进展。特别是作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中国正在积极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因此，东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缔结“热”也正在升温，各国积极讨论设立“自由贸易圈”或“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并以之作为重要的政策课题。
日本刚开始对需要国内作出相应变革的自由贸易协定未必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但中国积极的态度使日本维持“世界贸易的自由化和WTO规则的强化”这一多边贸易体系，同时提出了“今后与更多国家、地区进行经济合作”的方针。不过，积极展开包括自由贸易区或经济联系协定【EPA】在内的“经济外交”。摸索影响日本可持续发展的东亚经济的未来，我们就需要对包括农业在内的领域进行开放和改革，并认识到“经济合作的加强给两个国家带来市场的扩大这一恩惠，也有助于国内的改革”，更需要加速全民讨论的步伐。
在全球化与地区联合的世界性潮流下，我们如何实现日本的繁荣？其实，日本的方向是明确的。从提倡“创出亚洲太平洋圈”【2001年】、“扩大东亚共同体”【2002年】、“追求开放的东亚共同体”【2006年】等姿态也能够看出，日本的繁荣将通过积极引导东亚的繁荣来实现。在“包容多样性，对共有经济繁荣，开放的东亚共同体的构建积极发挥作用”的基本方针下，日本应该发挥引导作用。
2005年，东亚峰会【EAS】首次举办。虽然各国之间利害关系或思维方式等有所不同，但那场峰会提供的平台至少酝酿了继续讨论东亚共同体的基础。在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有很多诸如安全保障、历史、领土等需要克服的障碍，实现起来很不容易。可是，各国为东亚的和平与繁荣共同奋斗，发挥智慧，取得共识，加强信任，把东亚共同体作为21世纪东亚发展的重要方向是值得肯定的。通过“继续把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当做日本外交的优先课题”，确保日本的和平与繁荣这一国家利益，我们不应该被忽视这一重视亚洲的根本点。
日本国家利益外交的展望
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我们如何重新定位为确保日本的安全与繁荣发挥不可或缺作用的和平宪法与日美同盟？在以崛起中的中国为中心，正在取得惊人发展的东亚地区，作为其中一员的日本又应该如何制定外交战略呢？
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著作《大国的兴衰》中提出，“历史证明，仅靠商业性专业知识和金融力量，在国际性权力政治这一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中生存是不够的”，他认为，在变化中的亚洲，日本将来很有可能面临转换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的形势。
近几年来，日本国内不断高涨的国家利益论争的背景，正是源于其所处的这个变化的时代。如何定位国家利益，追求与国际协调、国家利益与权力、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关系？如何制定具体的国家利益？以“错过国家利益，国家就要衰败”这句话，回顾历史，冷静展望未来，寻找国家利益，为实现它全力以赴，日本只能如此。
战后，日本成功地实现了本国的安全与繁荣这一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其中一贯坚持的外交基调是“国际协调”。如前所述，国际协调是日本成功的最大原因，即使时代或环境变迁，其精神将是与世界共存发展的日本必须遵守的“根本”。今天，日本应该继续落实引导国际协调的外交政策。虽然，在最近高涨的国家利益论争中也有主张排除国际协调的观点，片面强调本国的利益主张或利益保护，但在重视相互依存和地区联合的21世纪，日本必须展开与国际社会，尤其是东亚的联合，合作确保国家利益。“今后要深刻认识日美同盟与国际协调的重要性，不仅继续发展政治和经济，也要发挥日本优秀的文化，全力以赴面对动荡中的外交政策”，这一外交的基本姿态在具体的外交课题中如何体现呢？这值得每一位日本国民深思。
那么，我们如何定义国家利益呢??
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国家和国际社会、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一味追求本国安全与繁荣的“封闭的国家利益”论，很难确保持续、稳定的国家利益。什么样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是最好的？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国际利益”究竟是什么，并把日本的国家利益提升到“国际利益”的高度，努力去实现把日本标准提升到国际标准的境界。我们需要的就是如此强有力的外交力量。
重建“破产国家”；积极参加预防纷争、构建和平、针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在东亚地区推进经济联合等措施，不仅增进国际利益，也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开放的国家利益”。在21世纪的国际社会，日本应该追求的正是这样的“开放的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