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确保安全，在GATT/WTO多层次贸易体制下享受自由贸易，获得了繁荣。在这个意义上讲，日本是从国际体系中享受了巨大恩惠的国家。因此，必须坚持维护这些关系到日本的国家利益的国际合作体制。作为国际社会公共财富的受益者，“国际协调”无疑应该是日本外交毫不动摇的方针。
“国际协调”意味着与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贡献。当日本经济取得迅速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的时候，发生贸易摩擦或批评日本是国际公共财富的“搭便车者”【free rider】，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贡献成为日本国际协调政策的重大支柱。不过，由于它是以金钱为主，被动、义务色彩较浓厚的贡献，例如，在海湾战争中，日本支援了130亿美元，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评价却很糟糕。在世界从“维护”和平的时代走向“创造”和平的时代的趋势日益明显的过程中，日本被要求作出“人员”方面的积极贡献。国际协调本身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中。尤其在冷战后剧变的国际形势下，日本一直享受的国际公共财富本身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其有效性和必要性不断被重新探讨。对于日本安全的关键--日美安保体制，如何重新认识其意义和作用已成为重大话题。有关人士正在努力向国内外作出解释：它不仅保障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也有助于保障东亚地区整体的和平与稳定。对于日本繁荣的关键--WTO体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不断增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包括农业问题在内的协调遇到了难题。因此，两国间自由贸易协定的交涉正在以超越WTO交涉的速度取得进展。以FTA为核心，经济地区主义正在高涨，日本也把FTA/EPA谈判当做“经济外交”的支柱，主要集中与东亚各国进行谈判。不过，这些新进展并没有削弱战后支撑日本安全与繁荣的国际公共财富的地位，它们仍然发挥着作用。从加强这些作用的立场出发，日本应该推进本着“创造”姿态的、有充分能动性的国际协调。
为此，日本必不可少的战略思维是：站在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国际利益的视角上定义国家利益，制定长期战略，集中地、有选择地分配有限的资源，积极展开外交。战略思维的实现与否取决于，政治家能否合理分配“创造”和平与繁荣的资源。比如，就ODA而言，不仅在减少贫困，缩小贫富差距等开发领域，还积极投入到重建国家、构建和平等领域。至于自卫队，为维和或复兴支援，应该被派遣到柬埔寨、东帝汶以及伊拉克等。由此可见，日本已经开始牵涉到“创造”的具体行动，今后将继续落实。
“三大支柱”组成的外交战略
“开放”与“创造”的基本理念已确立，为了把它们提升为政策，就需要确立把这两种基本理念具体化的国家战略。在这里，我想阐明以“开放”与“创造”的理念重新定义的“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地区主义”的外交战略。
由这“三大支柱”组成的外交战略不仅将成为日本的长期指针，也将成为构建有利于日本实现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东亚秩序的战略。而且它们符合普世价值观，有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共鸣，作为体现日本国家品格的理念，也作为日本公共外交的“软实力”，值得被政治家、外交官以及每一个国民追求并传播到世界各地。
和平主义：从“维护”和平走向“创造”和平
战后日本本着对军国主义的反省，在和平宪法的框架下，高举专守防卫、无核化三原则、武器出口三原则，走和平国家的道路。这条道路从帮助日本重返国际社会、改善与亚洲受害国家外交关系的角度来看是必要的，也推动了战后日本奇迹般的复兴与发展。因为奉行和平主义，所以日本必须接受不能依靠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军事力量的现实，但作为经济大国、科学技术大国，却坚持放弃核武器，只是保持为自卫最低限度的防卫力量的政策。这样的现实使日本成为裁军和反对核扩散的先锋，并以此作为外交的支柱。而在无法排除权力政治的国际社会现实中，能够使日本走和平主义道路的正是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日美同盟与和平主义作为战后外交的基轴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不仅将维持下去，还有必要从“维护”的和平主义转化为“创造”的和平主义。
由于有海湾战争时被讽刺为“自动提款机”的教训，在“9·11事件”以后，日本不仅提供“资金”，还提供以包括“人员”援助在内的更多其他形式，展开国际性的和平支援。在阿富汗问题上，日本国会制定《恐怖主义对策特别措施法》，作为对反恐战争支援的一个环节，向印度洋派遣自卫队军舰船只；在伊拉克问题上，通过《伊拉克人道复兴支援特别措施法》，为供水、医疗等公共设施的重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向塞马沃【Samawah】派遣自卫队部队。
日本宪法中称，“日本国民期望持久的和平，深知支配人类相互关系的崇高理想，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决心保持我们的安全与生存。我们希望努力维护和平，在地球上永远消灭专制与隶属、压迫与偏见的国际社会中，占有光荣的地位”。但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坐享其成”，而是意味着日本必须坚持和平主义，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才能获得“名誉地位”。
如今，在越来越难以区别看待日本的“一国安全”与“世界安全”的情况下，“世界和平”这一国际利益肯定符合“日本的安全”这一国家利益。至于日本为世界的和平能做些什么，还取决于日本的实力和制度上的制约等。但无论如何，日本应该力所能及地作出自己的贡献。
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之一应该是“构建和平”。“构建和平”的概念是通过在纷争前、纷争中以及纷争后的三个阶段分别采取措施--预防纷争、和解纷争以及支援复兴，以此得到和平的、连续而全面的做法。对于“构建和平”来说，除了多国联军、维和行动等军事框架或调停、和解等政治框架之外，以ODA为载体的人道主义紧急援助、复兴、开发支援、纷争预防支援等也是主要手段。只有这些措施有机配合，才有可能持续抑制纷争，构建和“创造”和平。
在我看来，日本是在纷争前和纷争后能够作出重大贡献的国家。
比如，在“预防纷争”方面，日本可以帮助他国完成以下任务：完善军队、警察、司法制度；完善解除武装、解除动员、回归社会【DDR】；管制小型武器、完善和平教育、行政制度；支援选举；支援民主化；拥护人权；削减贫困；支援媒体等。至于“纷争后复兴、开发的援助”：促进、帮助难民回家；供应食品、确保住宅、医疗、水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普及教育、医疗；根除地雷隐患；重建道路、桥梁???电力、通讯、机场、码头等基础设施，还有其他涉及多方面的支援都是可能的。
另外，即使在纷争中，作为人道主义紧急援助，也可以考虑对难民、国内避难者的支援以及对纷争当事国、周边国家的紧急援助。
日本至今已经对柬埔寨、东帝汶、阿富汗等国展开过各种各样有关“构建和平”的支援。尤其是在阿富汗推进的“落实和平项目”，可以说是现代的“刀狩”【江户时代的禁刀令】，在日本的帮助下，解除了危及阿富汗中央政府很久的地方军阀武装，把其中一部分编入国家军队，其余士兵复员，对他们实施职业训练，令其“回归社会”。这是根据“人的安全保障”概念照顾到每一个人的支援。2003年导入日本ODA的“人的安全保障无偿资金援助”项目，对阿富汗或伊拉克的复兴起到了显而易见的作用。
作为具有能动性的和平国家，日本应该超越原有的ODA观念。为了根除贫困与纷争、贫困与恐怖主义的恶性循环，这些概念是很有效的。不过，推进这些ODA需要解决“援助人员的人身安全”这一难题。例如，如果像日本前驻伊拉克大使奥克彦遭袭事件或联合国办事机构发生爆炸等牺牲依然继续，那么推进这些ODA就是件艰难的事情。此外，有时候供应扫雷车辆和反海盗巡逻艇等会与武器出口三原则发生冲突，这需要调整一些法律上的程序。
即使有这些困难，但高举“创造”和平作为外交理念，积极推进国际和平，无疑也是21世纪对“和平国家”日本提出的要求。
国际主义：从“学习”国际化走向“创造”国际化和“自下而上”的国际化
战后，通过扩大出口快速取得经济大国地位的日本，为了应付国际社会对贸易不均衡与国内市场封闭的批评，一直尽力推动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与市场开放，这种努力无疑是外界作用的结果。历史上，佩里的黑船促使明治政府“开国”、“近代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促使日本民主化、自由化，由此不难发现，日本的国际化往往是“被动”的。这些国际化应该说是模仿或适应外界模式的，即“学习的国际化”。明治时期，日本的国际化以“鹿鸣馆”为象征，引入欧洲近代化的模式，应用那些标准或规则追求国家利益。战后的国际化，也是仿照美国的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并通过享受这些获得繁荣的。虽然日本企业在经济、技术上具有强大的能力，但始终满足于吸收欧美主导的国际标准。
今天，世界已经迎来全球化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吸取国际标准，在此框架内展开竞争的“学习国际化”的发展模式，由于中国等工业化进展突飞猛进的国家群的出现，已经无法发挥其功能。为了赢得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的国际竞争，由自己创造国际标准的“创造性的国际化”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掌握国际标准的主导权，在维持、加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极为重要。例如，运用高科技的混合动力汽车已经成为国际标准，并引导汽车市场，而丰田的Prius混合动力车已经占领市场，把丰田汽车对环保的重视与节约精神落到了实处。的确，“赢得标准，就赢得了市场”。今后日本必须认识到技术革新与国际标准化所具有的意义，以官民一体的体制展开国际战略。尤其是在信息、生物、能源等技术革新比较迅速的领域或环境、安全等关键领域，应该把握好消费者的需求，提升商品的价值，将日本发展为领先的产业国家。对经济持续增长，维持繁荣越来越困难的日本来说，以技术革新支撑的国际标准化竞争将成为决定国家兴衰的最重要的课题。这不仅是企业战略，也应该成为国家战略。
有助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模式究竟是什么样子？日本已经开始发挥“创造性的国际化”的主导权。比如，联合国改革、落实和平构想、人的安全保障、《京都议定书》、ODA改革、东亚共同体构想等，都是努力实现“创造性的国际化”的环节。这些努力成功与否取决于，如何为构建、完善作为国际标准的“国际公共财富”贡献聪明才智。为此，不仅应加强外交政策，还应让每一个国民加深对“国际公共财富”的认识，促进与国际利益相融合的国家利益。
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对外强硬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给国民带来一种愉悦。经济或社会发展越是停滞不前，政治或媒体就越是把国民不满的发泄口转向国外。可是，这样浅薄而情绪化的舆论会阻碍长期性的国家利益。从长远考虑，促进国民“自下而上的国际化”才是重要的。
促进“国内的国际化”，就必须有能够产生五花八门想法或发现的自由而开放的社会环境来支撑。不过，在我看来，日本的社会依然不能说是“开放”的社会。在温泉、商店、饮食店、出租车、房地产、贷款住宅等地方，所谓“拒绝外国人”的做法仍然存在，其封闭性是令人遗憾的。看来，自明治时代以来的“自上而下的国际化”有没有促进“自下而上的国际化”，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根据2003年11月18日《朝日新闻》报道，这一年北海道札幌地方法院对拒绝外国人入浴的温泉经营者，裁判为种族歧视，并要求交付赔偿金。但是至今，“拒绝外国人”的牌子或标志依然可以在日本各地见到。
目前，日本的人口正在减少，并且“少子化”、“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要想维持繁荣，有必要通过引进海外人才或投资，“刺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有助于减少摩擦的、讲究多样性或个性的“自下而上的国际化”在今后将变得日益重要。此时此刻，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确立考虑人口动态、经济需求、社会影响等因素在内的“海外劳动力接收制度”。
在信息化快速渗透的时代，对当代人来说，信息技术、作为沟通手段的英语水平、媒体等信息工具当然很重要，但同时更应该重视内容、说服力等信息的“内涵”和“质量”。通过全民式“自下而上的国际化”，在企业、普通老百姓等各层次上，全面提高日本人的思考能力和传播水平。“自下而上的国际化”，在从落实FTA谈判到东亚共同体构想的过程中，也将是不可回避的课题，更是左右“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问题。
让我们想一想，假如日本政府尽最大的努力扩大容纳外国留学生，而由于日本社会本身的封闭性，导致留学生或游客产生失望和厌恶的情绪，甚至可能成为外国企业进行投资、生意的障碍，这绝不利于保障日本的国家利益。美国的一位有识之士爱德华·林肯在文章《日本：狭隘地使用权力》【Japan：Using Power Narrowly】中曾经指出，一直以来从“岛国情结”中走出来的日本，“间接拒绝对外部世界开放”，虽然成功满足了安全保障与经济发展稳定的眼前需求，却没有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21世纪前发表的《奥田报告》指出，“除非日本开放，否则亚洲，甚至日本的繁荣都将是不可思议的”，也强调了“开放日本”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随后，通过经济联合协定结构改革的进展，“经济”上的开放程度确实有所进步。
在“国际”与“国内”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的今天，创造对于不同文化、民族开放的社会环境将成为繁荣的第一要件。每个国民都要摆脱单一化的价值观，尽量融入世界，培育充满个性与多元性的社会。只有这样，“日本主动引导世界制定国际标准”这一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地区主义：实现“开放”的东亚共同体
冷战结束后，市场经济潮流在东亚也已经是大势所趋。在超越国界的经济交往活动日益升温的形势下，企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商业网络也正在扩大，地区内的经济相互依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深刻认识到相互依存的深化以及加强各国之间合作、团结的必要性。通过对危机的处理和合作，以“东盟+3”或东亚峰会为中心的地区合作框架逐步建立，大家开始设想如何建立“东亚共同体”。
在这不确定的环境下，日本首先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追求把那些价值或制度与东亚各国共享，并构建“开放”的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