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狭隘的、排他性的民族主义，不宽容或攻击性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正在推广，摩擦、冲突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冷战后由市场化与全球化的进展而产生的繁荣的背后，贫富差距正在拉大，犯罪与恐怖主义也正在“国际化”，能源、环境、传染病等传统的国际问题则日益严重。特别是，朝鲜、伊朗等国家对国际社会核不扩散体制的挑衅和破坏正在成为现实的威胁。世界正在呈现出既不确定也不透明的状况，复杂而急剧地变化着。宗教与民族问题随着冷战后意识形态的衰退而“复兴”，非国家主体的作用逐渐增强，民族主义也在升温。另外，像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里贯彻主张的那样，全球主义使得世界“扁平化”，与此同时，地区主义也取得了进展。
目前，国家正在被内外的变化和挑战所动摇。不过，考虑到实际情况，无论“国家”如何衰落，“世界政府”在可预见的未来诞生的可能性仍然几乎为零。国家仍然是左右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在任何时代都追求权力和国家利益，这方面自然就会形成制约。主要的制约原理无非有两个：其一是与他国追求的权力或国家利益的关系，回避对立、冲突，这种制约强调调整国家间关系的外交的作用。其二就是至今还比较脆弱的，以“道义”为基础的，国际社会对国家行为的“约束”能力。在考虑国际社会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国际的道义、条约、舆论等因素。回顾历史，道义、法律、舆论等往往会在“军事”面前屈服。但军事力量这一权力被绝对化的世界，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弱肉强食”，其恐怖只能通过军备竞赛或核武器扩散升温，而不会降温。如果是在这样充满恐惧感的世界，“和平”也许只是“暂时的休战”或“为准备新战争的筹备”而已。倘若想真正把和平落到实处，就有必要在奉行权力的现实主义世界中，把道义、法律、舆论的因素和作用“植入”进去。
世界历史证明，一方面，过度追求权力和国家利益必然导致战争，夺取人类享有的最大价值和利益--和平与繁荣，这体现着人类的愚蠢；但另一方面，人类毕竟还拥有追求共同和平与繁荣的智慧和激情。当前世界的现状是，一方面是以领土问题、帝国主义残留问题为特征的“零和博弈式”政治游戏；另一方面是在自由开放的社会里，以贸易、投资等手段，追求互不排斥的繁荣的“双赢式”经济游戏。坚持以外交解决前者的原则，并且加深推进后者的发展，唯有如此，才能让更多的人获得和平与繁荣这块“果实”。一旦大家对这块“果实”的愿望共享起来，排他性民族主义或恐怖主义的温床--政治不满和经济悬殊就会逐渐消亡。
对国家的安全来说，军事力量是重要的。但军事力量同时有着重大的缺陷--它往往引发暴力的连锁反应或军备竞赛，引起人们的憎恶和反感。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赢得战争，却很难“创造”持久的和平与繁荣。冷战的结束与“9·11事件”，从本质上改变了安全保障环境。在因民族、部落之间的对立或宗教排他主义而引发的国内纷争经常发生，恐怖分子也能够跨国界威胁市民社会的今天，仅靠军事的强制力已不能赢得“新的战争”。因此，通过重视道义，处理好贫困、种族歧视等问题，世界各地的政府或市民社会进行合作，把恐怖分子孤立化，合理介入民族或宗教问题，并妥善解决实现共存，才是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保障。
在国际政治上，这是由寻找并扩大各国间共同利益【国际利益】的外交政策产生的。国家领导人一般通过两种外交方式来维护国家利益：第一，根据“国际政治之父”汉斯·摩根索教授主张的“调整的和平”，即由外交来调整国家利益；第二，根据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认识到相互依存关系的重要性，追求国际协调或国际利益，实现和平与繁荣。
一般说来，持久的和平与繁荣是通过构建以相互依存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调整国家利益的规则或系统，并把它提升为普遍的规范，逐步加以实现的。这一过程成功与否仍然取决于外交。明确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说明其重要性，动员支持与合作，就是这一层面上外交的使命。大国的主导能力，同盟国家之间的团结，多国间外交、国际舆论等因素尤其重要。另外，虽然支撑一个国家外交能力的是其综合国力，但在世界民主化、信息化等取得进展的过程中，国家的形象或企业的品牌等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以“软实力”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正在变得日益引人注目。
例如，拥有动漫、漫画、游戏、服装时尚、音乐等表现手段，在弘扬传统和宣传现代两方面都毫不含糊的“Cool Japan”就是日本可贵的软实力。还有，日本的ODA有着“先接到外国政府申请，再审批”的原则，同时尽量重视对方“自主努力”的方式，这两点体现着ODA的基本哲学。作为日本经济力量的产物，ODA归根结底不是作为“报酬”的“硬实力”，而是一种“输出”文化的“软实力”。要根除恐怖主义或纷争，实现自由而民主的世界，就必须帮助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从贫困中走出来，享受应有的教育和医疗待遇。这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
象征着和平生存方式的日本ODA已经广泛渗透到亚洲、非洲等地区，在民众层面上取得了好评，大幅度地提升了日本的国家形象。这些努力也促使着许多国家热情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会。对于没有资源，却拥有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称赞的“集团的团结意识、讲究规律的意识、智慧、勤奋、为国家不惜牺牲一切的心态”的日本人来说，“这些优点都是生产力非凡发展的力量源泉”。正是这种“文化坚韧性”，帮助日本成为自由、繁荣的国家，并取得了奇迹般的发展成就。为此，我们还是应该珍惜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优点。
过度依赖军事力量的国家很难发挥“软实力”。一味行使军事力量往往会引起憎恶或反感。在美国，有些人提出，带来梦想的好莱坞电影和自由开放的大学教育等令人入迷的“软实力”，因重视军事力量的单边主义而被削弱。战前的日本因依靠推广军事力量的政策而导致在全世界的孤立，最终陷于崩溃。与此相比，战后走和平国家道路的日本，酝酿着雄厚的“软实力”。
现在有个讨论：日本是否应成为“正常国家”？战后，日本在和平宪法的指导下，贯彻专守防卫，作为唯一的原子弹爆炸受害国，呼吁废弃核武器，坚持武器出口三原则，走“和平国家”道路。至于自卫队，从成立到现在，这么多年连一个敌人也没有杀过，自卫队中也没有一个人被杀，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日本的这种“非普通”的生存方式，是在军国主义崩溃与国家战败这一悲惨的历史教训中产生的，体现了日本把道义、法律、舆论的理想主义投入到自己生存道路上的良好愿望。我认为，日本人在今天严峻的世界形势下，不应该失去理想主义。日本的理想主义，不应该是无论世界的纷争或贫困如何，一味固执于本国和平与繁荣的“一国主义”，更不应该是只主张本国利益、排除他国利益的主义。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坚持不懈地努力，这才是与各国相互依存甚深、离开国际贸易和国际合作就无法生存的日本，所应当具有的姿态。
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重视“人的安全保障”、东亚共同体构想等国际协调或相互依存设想的自由主义；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现实主义。以这三条要素巧妙结合的日本外交，在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下，试图持续、逐渐确保并促进国家利益的外交--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外交。
最近，有些日本学者和言论发布者盲目、自私地主张本国利益，通过把一种“畅快感”提供给国民，以获得“人气”。然而，他们根本意识不到，国家利益既受外部环境制约，又涉及他国具体情况这一事实。国民要想为了真正的国家利益而奋斗，就必须在国际关系中把自己相对化，从与他国的关系中认识和定位本国的利益。外交官更是应当为寻找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结合点而奋斗。我们有利益，他们也有利益；我们有理由，他们也有理由。双方相互倾听对方的利益和理由，尊重对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建立更加稳定的关系，共同追求安全与繁荣--这才是为实现“开放的国家利益”而存在的外交之根本。为此而奋斗的外交官，不仅要精通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各方面的知识，同时也要关心他国的文化、历史等，扩大知识面，热爱对方。各国都需要培养具有广泛视野和丰富见识的资质，以“双赢”的心态处理国际问题的、具有使命感的优秀外交官。而拥有这些素质的外交官和国民的国家才是真正具有“外交力”的国家，才是真正具有“品格”的国家。
日本应该继承战后外交所体现的“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精神，坚持展开面向21世纪的、新的国际秩序的外交。
最后，我希望，本着“开放”与“创造”原则的“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地区主义”这三种理念与战略，能够在这样的精神中被理解、被共享。同时，我深信，它将有助于实现日本长期性的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