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士完整与以经济建设实现繁荣一样，是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而且人们强调前者优先性的时候更多。中国军事问题专家李际均，曾经在《战略思考下的国家利益原则》一文中解释说，“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绝对不能放弃。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主权、领土完整是中国的历史责任”。从这一视角看，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不过，除非台湾宣布独立，或为防止此事态而采取相关的行动，否则作为当前的国家利益，中国应该优先重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这点上，也需要冷静探讨“经济发展”与“祖国统一”的关系。对中国来说，“安全”和“经济”，哪个更需要强调？这一话题也不得不通过“国家利益”这一现实政治加以探讨。
台湾问题
1996年台湾领导人选举前夕，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坚持绝对不能让步立场的中国政府，派遣人民解放军集结在跨越台湾海峡的福建省，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向台湾海峡附近海域发射导弹，以达到威慑作用。根据中国政府2000年发表的《台湾事务白皮书》及《国防白皮书》，如果两岸关系遇到：第一，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重大事件发生；第二，外国对台湾的侵略；第三，台湾当局在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上，采取无限期拒绝的情况，中国政府将采取包括行使武力在内的坚决措施。
中国政府在2004年12月发表的《国防白皮书》，把阻止“台独”定位为人民解放军“神圣的使命”。在2005年3月的“两会”上，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这意味着中国政府高举“和平统一”大旗的同时，绝不允许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该法还把分裂变成现实时，出于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目的，必须采取“非和平的方式”这一原则加以“法制化”。
占有台湾人口大部分的台湾出生的本省人意识逐步升温，但与此同时，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却不断增多。因此，台湾经济界也担忧政治关系的“冷默”给两岸的商业活动带来负面影响。2008年1月在台湾“立法院”的选举中，台湾经济的不景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选举结果。中国大陆则因改革开放的进展，已经成为世界的工厂兼市场，并在国际社会不断提升其存在感和影响力。
在这样的趋势下，2008年的台湾大选中，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主张实现与大陆对话的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当选，人们对改善两岸关系的信心明显增强。接着，两岸之间时隔10年的领袖会谈再次举行。
对于两岸关系，日本表示强烈希望两岸当局能够通过直接对话和平解决，期待两岸对话尽早重新召开。从日本的立场看，最近对话的恢复是值得欢迎的。
通过对话的方式，两岸之间的贸易、投资关系和政府、民间相互的人际往来不断扩大，这有助于缓和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再加上大陆方面采取撤出导弹等措施，也有利于两岸建立信任关系。这样，两岸关系将趋于稳定。这也将有助于中国实现经济建设、安全保障等国家利益。
周边环境
纵观历史，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一直不怎么太平。中国拥有很长的边境线，有俄罗斯、朝鲜、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印度、不丹、缅甸、老挝、越南14个邻国，与同样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但“东西有两洋，南北无列强”的美国相比，中国为国防安全所付出的成本必然是更高的。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往往被其他民族的入侵所动摇，甚至崩溃，鸦片战争后则开始被列强的侵略所伤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的安全形势也始终呈现出复杂而紧张的态势，比如，来自苏联的威胁，在朝鲜半岛、中南半岛与美国的对立、战争，与越南的战争，在西南部与印度的边界冲突，在西北部与中亚伊斯兰国家的紧张关系等。同时，中国领导人始终优先重视关系到“祖国统一大业”的台湾问题的早日解决。再加上近现代以来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历史已经形成一种“创伤”。为了阻止类似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外来威胁和侵略，强大的国防力量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正是由于这一历史的、地缘政治的原因，中国才对国防下了非同一般的决心。
问题在于，中国“国防”的意图与周边国家对中国实际军事力量的认识经常产生差异。这一差异是在中国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海峡进行导弹演习等过程中产生的。
历史上，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会使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紧张起来，影响既有的地区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威胁论”对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是先天注定的。中国之所以一贯奉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这有助于造就中国需要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本着这样的认识，中国提倡不威胁世界、不谋求霸权，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的“负责任的大国”论。事实上，最近中国已经从原来对欧美主导的国际秩序持批判态度的防御性外交姿态，逐步转变为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主动性外交姿态。
类似的变化，从近几年来中国外交，特别是从中国对东亚的外交中也看得出来。
在六方会谈中，中国显示的建设性作用可以改善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两岸对话的进展使东亚各国产生安全感，这都有助于追求经济成长中的中国的国家利益。
以“和平发展”为代表，中国对近邻外交的重视以及积极姿态是崛起中国家采取的必要战术，也是日益精炼的中国外交的成果。但更为本质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协调国家的安全与统一这一“国家利益的原则”与“负责任的大国”的和平发展这一“灵活的原则”。
另外，即使和平崛起对中国来说是必要的，那么崛起以后，即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接近美国的时候，中国将追求怎样的国际秩序，又将如何行使其权力呢？中国将开展和平、协调的外交吗？经济上相互依存的进一步深化会使中国成为重视双赢关系，更为热爱国际合作的国家吗？日本的基本战略应该是，促使中国成为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负责任的大国，并且以能够让中国建设性地参与进来的形式，坚持构建透明、开放的地区合作框架。
日本应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超越历史
比较日本与德国
在历史问题上，日本经常被拿来与德国进行比较。最典型的一种论调是：??国已经实现与周边国家的历史性和解，但日本却没有，所以未能超越与中国、韩国之间的纠纷。不过，由于德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东西分裂的特殊状态，所以没有像日本那样与周边国家缔结和平条约。既然日本与德国各自的战后处理方式不同，那么单纯地比较并评价两者的应对方式就是不妥当的。不过，德国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可以说，如果德国与法国没有达成和解，欧盟就不可能诞生；如果德国与波兰没有达成和解，欧盟的扩大也不可能。当今，欧洲能够以欧盟的形式，不仅在经济领域，还在政治、外交领域展现出超越国家层次的共同谋求发展的态势，其中一个很大原因确实是各国“超越了历史”，并在“再也不重复悲惨的过去”这一强烈追求上达成了共识。
不过，我还是认为，拿这些欧洲的案例，批判东亚国家在这方面的迟缓和日本政府的态度，言之尚早。作为日本的外交官，我深知日本是踏踏实实地处理战后问题，认认真真地追求超越历史的。例如，处理与东亚各国的赔偿请求权问题、通过ODA支援东亚各国的复兴与开发【欧洲则是通过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取得复兴的】、明确表示“谢罪”之意的村山首相的讲话等，无疑反映出日本对历史的负责任的态度。
日本却没能找到相当于德国纳粹那样的承担历史清算责任的特殊对象。周恩来总理曾表示，中国把日本军国主义者与一般的老百姓区别开来，把战争责任归咎于前者的方式，放弃政府赔偿，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可是，在从战前至战后有一定连续性的政治状况下，日本没能像德国一样以“加害者限定论”总结历史，只好采取了“大家都有责任”的形式。再加上，由于日本在战争中经历了原子弹惨祸、冲绳血战及其后的悲剧，在中国东北【满洲】的日本人在战败后也遭受了磨难【有的被苏联送到西伯利亚劳改，有的留在中国】，日本人的意识中同样遗留着“受害者”的创伤。值得一提的是，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战争记忆是不一样的，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意识差异或记忆的浓淡程度也是不同的。除了作为加害者的日本与作为受害者的中国之间感情上的差异之外，给日本人留下的作为“受害者”的战争体验也加剧了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认知鸿沟。
如何正确认识历史？
正确认识历史必须由加害国与受害国双方共同作出努力，否则无法实现，这一道理除了欧洲以外，同样是适用的。而作为共同的事业，加害国要先表现出诚实的态度，才能使受害国拥有宽容的态度，反过来则是不可能的。对日本来说，在与政治有关的人士如1995年“村山讲话”拥有正确的历史认识的同时，在国民层次上也有必要坚持学习正确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超越历史应当首先由作为加害者的日本主动建立正确的历史认识，回避引起近邻国家担忧或不信任感的言行，这是前提条件。只要日本能够对过去历史拥有正确的认识，中国也不会一味纠缠于历史问题不放。
战后，大部分日本人吸取历史教训，支持和平宪法与无核三原则，贯彻和平。战后半个世纪以来，日本没有使用过武力，也没有用武力威胁过他国。自卫队自从组建以来，连一个人都没有杀过。此外，为了支援发展中国家的开发，日本长期以来提供巨大的援助。战后日本的这些所作所为，是令国民感到自豪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8年5月的访日中，对于日本战后作为和平国家的路线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表示“中国积极评价日本战后60余年坚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以和平手段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这一点也体现在两国共同发表的《为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中日共同声明》之中。中国把眼光放在日本积极的方面，并给予合理的评价，促使日本作出进一步努力，将有助于中日两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日本政府从2007年开始，每年邀请3000名中国青少年访问日本，访问日本的中国高中生消除了对日本和日本人的偏见与误会，并带着良好的印象回到中国。我直接接触的很多中国高中生表示，对日本的印象为礼貌、亲切、干净、自然风光美丽、重视环保、科技水平高、传统文化丰富等。通过类似的交流促进相互理解，对日本的历史认识和看法重新进行思考，努力克服历史隔阂，将符合两国的利益。
中国有句古语叫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承受巨大伤害的人们，对过去悲惨的记忆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同时，正如日本著名精神医学家、曾对中国四川大地震做过心理治疗支援的中井久夫所说，“记忆的总量是受到生物限制的，总量中的各个部分逐渐改变，现在的生活本身就会改变过去的分量”。过去的记忆有时会通过现在或将来良好的体验逐渐缓和，有时也会通过现在或将来不好的体验进一步恶化。在中日关系的天平上，把正面的砝码放到和解的一边，改变目前负面遗产过多的态势，天平的平衡就会逐渐恢复。日本政府相信，只要日本国民通过与中国国民的交流、合作，通过长期而持久的努力一定能够超越历史。
另外，在信息化时代，日本的连续剧和大众文化的作用也不小。连续剧《阿信》曾经打动了许多中国人的心。近几年来，在中国，尤其是上海和广州，热衷于日本文化的“哈日族”正在增加。日本的当代文化也许正在改变着日本的海外形象。我本人也正在为了创造新的连续剧而在与广播界有关人士共同努力。
为了亚洲的和平与繁荣，中日两国携手合作，这不仅符合两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而为了使这一利益在具体的合作领域中成为现实，两国在正视历史的同时，也有必要构建“面向未来”的关系。从今天中日两国关系的大局来看，如果人们在由过去的憎恨产生的反日情绪，以及与之对应的反华情绪的恶性循环中停滞不前，对双方的国家利益都非常不利。在中日经济相互依存和人员交流空前的今天，扩大信任与合作的空间，构建面向未来的关系的机遇已经到来。而现在，两国正在努力把这一机遇落到实处。
《为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中日共同声明》宣布，中日两国将“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共同创造亚太以及世界美好的未来”，明确表示推动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的政治意志。
抑制民族主义
近几年来，作为东亚地区令人担忧的动态，各国相互对立的民族主义高涨，加剧了国家间的不和谐，这是值得关注的。
关于中国的情况，人们讨论因爱国主义运动是否引发并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在历史教育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口号鼓舞下产生的爱国主义，强化了国家内部的认同感和团结，已经代替意识形态，承担起重要的国家、国民综合宣传教育功能。其中，以抗日战争为支柱的历史教育，当然与日本部分评论家批判的“反日教育”并不是一回事，但爱国主义运动客观上也可能会促进着排他性民族主义和反日情绪的发展。
在2004年亚洲足球杯中，观众激烈喊出的反日口号以及赛后治安不稳的状况，确实令人感到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和从众性的民族主义情绪。2005年4月，在中日关系因历史和领土等问题而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中国各地发生了多起反日游行，日本大使馆、总领事馆遭到冲击，日本企业和侨民等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反日游行对正在对华展开生意的外国企业来说也成为不安的因素。据2005年5月12日《朝日新闻》报道，在游行后紧接着举行的调查中，大约1/3的日本企业回答将延期在华商业计划。包含破坏活动在内的偏激行为和抵制日货等狭隘的民族主义行为的爆发，损害了尊重国际社会规则或秩序的中国的国家形象。
中国作为东亚的重要国家，是能为新的地区秩序发挥决定性力量的“负责任的大国”，有必要避免这种纠缠于过去、不利于面向未来的态势。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倡“展望未来，掌握大局”，抑制国内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无论对发展良好的对外关系，还是对维持稳定的国内秩序都极为重要。不过，信息化与市场经济促进了社会更加开放和流动化，管制和引导国内舆论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