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媒体报道或互联网等种种信息手段的普及，处理信息、情报所需要的能力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着。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对于每一位外交官来说，与迅速而简单的信息传播相比，更为需要的是正确判断每一种信息所具有的意义和影响，并及时、恰当地进行汇报，而不应该盲目追求信息的数量与速度。外交官应该优先考虑信息、情报的正确性。
第三，外交新模式除了传统的政府间外交之外，也应该重视与民间机构、民间人士密切合作，直接、主动地向外界发布消息的“公共外交”。
伴随着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发展，外交与内政、舆论的关系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复杂，对于一国政府来说，除了对本国公民之外，也有必要向外国公民发出本国的政策或立场，促进人际交流等。“公共外交”指的是，外交机构通过出版、影像、文化交流、广播、电视等手段，促进外国公民对本国外交政策的理解，培养他们对本国的价值观、文化魅力等的关心和爱好，最终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它不是传统意义上依靠军事、经济等强制性手段的“威胁性外交”，而是依靠文化、政策、价值观等要素，引导外国舆论，提高与外国公民亲密度的“软实力外交”。这种外交能够提高本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奉献于在海外展开活动的企业或者海外居留者的安全，也有利于国家的安全保障、贸易、投资、旅游业等的发展。总之，能够增进国家利益。当然，公共外交要想取得应有的效果，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例如，倘若表现得过于积极主动，反而容易给外国政府或公民带来不自然的印象，使得双边关系变得困难，有障碍，因此这是需要我们谨慎对待的。不过，公共外交通过获得正在发挥“软实力”的、多样化的国际社会成员的支持，很有可能成为有效的外交手段，也有可能成为21世纪新的外交风格。
日本外务省把负责文化交流的部门称为“Public Diplomacy Department”【公共外交司】，这个部门正在加强综合性的信息传播能力。外务省则声明：“文化交流将促进世界各国国民对日本的关心、理解，甚至好感，它也有利于日本国民的利益，因此它与政治、经济一样，是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其作用也一年比一年重大。”
在新的外交风格日益明显成形的过程中，外交官应该具备的素质与能力也正在相应地发生变化。我认为，有四种素质和能力是“必备”的：
首先，良好的语言能力，能够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立足于“宽容为本，和而不同”的多文化沟通能力。在美国，人们一直认为，作为对中东的政策，尤其是从开展公共外交的角度看，精通阿拉伯语等中东地区语言的人才严重不足。一个原因应该归结于与伊朗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断交状态，因此没有培养出熟悉波斯语的外交官。不过，在伊朗核问题日益深刻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可能成为潜在威胁的情况下，2006年2月，美国国务院专门创设了“伊朗部”，重新调整了应对机制。此外，有人还建议，政府应该培养600名精通阿拉伯语的人才。由此可见，对美国而言，培养具有良好语言能力、能够向中东国家的大众发出正确信息的专家非常急需。政府对使用当地语言进行传播的电视台或广播台提供援助，也是公共外交有效的途径。美国正在以“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广播充实波斯语的传播机制，作为中东地区信息传播的核心基地。
其次，对于“全球课题”，例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毒品等国际犯罪、传染病、能源、经济开发、国际金融、信息技术【IT】等问题的专业知识和见解。就21世纪的外交官而言，只是能流利使用外语和熟悉国际法或国际政治是不够的。每一个外交官都必须具备特定的专业领域知识，并且不断加强学习。
再次，选择并分析信息、情报的能力，而非简单收集信息的能力。如今，他国的国内动态或关于国际形势的信息已经不是外交官的“专利”了。互联网等通讯技术的飞跃性发展使外交官不得不更加重视信息的质量，而不是简单地追求速度，他们需要从大量的信息中选择正确而又必要的信息，并且对它的背景和内涵加以分析、说明。应付此过程是需要特殊的洞察力的。还有，通过准确掌握的信息的质量和正确性，提出必要的政策或对策的构想的能力也是必备的。
最后，今天的外交官必须排除“精英意识”，提高向海外侨民或企业等提供各种援助的服务精神，培养出取得本国国民理解以及海外人士好评的传播、公关能力。我们生存的时代已经不允许外交官只是跟对方国家的政府官员进行外交谈判，还需要更“草根化”的、全面的沟通意识和能力。“公共外交官”已经成为切实的人才需求了。
总而言之，左右国家的外交力量，甚至能否实现国家利益，取决于一个国家能否培养出具备上述四点素质与能力的外交官。只善于豪华社交、礼仪的外交官已经不能应对今天的情况。如今需要的是，像为伊拉克的复兴付出努力而牺牲的前日本驻伊拉克大使奥克彦那样，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主动采取行动的外交官。这种“行动派”的外交官才是符合21世纪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需求的人才。
我们应该认识到，新时代的外交不是谁赢谁输的“零和博弈”，而是共同创造利益的“双赢竞赛”。作为当今外交的主旨，任何国家都应该寻找能够对共同的威胁或利益进行协调的合作伙伴，追求双赢的关系。这种伙伴毋庸置疑是越多越好。当然，外交的对象不可能只有进行用“双赢游戏”的国家，但如果各国仅靠“压力”【军事力量】展开外交，便没法实现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各国需要依靠“对话”【外交力量】互相让步，避免武力冲突，构建新的国际规则或秩序，最终促进双方立足长远与大局的利益。公共外交虽然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与精力，但若国际社会间能够形成共识，必然就会产生某种正当性，在广泛的支持与合作下，各国便能共同实现国际利益。
2006年7月，朝鲜发射的7个弹道导弹威胁到日本的国家安全。日本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制裁决议案，中国则表示了行使否决权的意向。对中国来说，确实存在一种风险，即如果国际社会对朝鲜进行制裁，不仅中朝关系受到打击，甚至金正日政权有可能崩溃，难民的流入以及缓冲地带的消失等都有可能损害中国的国家安全。当时联合国安理会展开了一场交涉，是让中国行使否决权导致安理会内部的分裂，还是试图各国互相作出让步，达成共识，作为国际社会向朝鲜发出切实的劝告？最终，日本政府重视安理会的团结而采取各国间协调的措施，引导各国达成共识，结果安理会通过了全会一致的决议，这既符合日本的国家安全这一国家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这一国际利益。
我们从上述日本政府取得的外交成果能够吸取某种教训。对于各国政府来说，通过形成国际利益来促进国家利益是全球化时代新的外交任务，也是立足于长远的国家利益的正确的外交模式。这种“协调性外交”即使不直接促进短期外交目标的实现，往往也能为长远的国家利益以及国际社会的繁荣与稳定作出贡献，更有利于一个国家加强作为国际利益促成者的外交力量，提升国家形象。
最后，我再强调一次，在当今时代，“国家、国民的安全与繁荣”这一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这一国际利益是密不可分的。信息化与全球化使国际社会中的人、物、信息、资本等生产要素迅速而广泛地流动。“一国和平主义”或“一国繁荣主义”已经不可取，探索国际社会整体的和平与繁荣，即通过贡献于国际利益来实现本国的安全与繁荣这一国家利益，对各国政府来说已经是唯一的选择和必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