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汗北返后一直忙于和阿里不哥汗作战，并且遭到全蒙古的反对，于是主动向宋廷遣使求和。在汉族谋士的主持下，忽必烈一改盲目侵掠的风气，维持宋蒙疆界稳定，还开设了榷场贸易。而割据山东的汉族军阀李璮以山东之地向宋廷投降，被封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齐郡王。李璮是当年在宋、蒙、金之间反复的李全的养子，金末自立，后降宋，之后又降蒙，一直割据山东一带，现在又降宋，宋廷还追复了李全的官职。当然，李璮绝非真心归顺，而是企图利用宋蒙交恶保持自己独立的地位，所以宋廷也没有大力帮助他。忽必烈调兵讨伐李璮，初战不利，后调中书右丞相史天泽为帅，调集各路大军围困济南，终于将李璮擒杀。宋军趁机北伐，一度收复山东不少州郡，但无法防守，又很快放弃。现在总体局势对宋非常有利，然而贾似道也变了。贾似道是孟珙临终推荐的接班人，前期指挥作战确实立下大功，但入相后却开始玩弄权柄。景定五年（1264年），宋理宗驾崩，享年59岁，在位40年。理宗崩后其侄皇太子赵禥（qí）继位，即为宋度宗。
贾似道更加炙手可热，咸淳三年（1267年）进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成为继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之后的又一位权相。贾似道专权后做了两件坏事改变宋蒙之间的力量平衡，很大程度上导致宋朝的最后灭亡。一是无故扣押忽必烈汗派出的使者郝经。郝经到南宋通报忽必烈汗即位的情况，贾似道将其扣押达16年之久，后来这成为忽必烈汗侵宋的理由。虽说这不是实际上的主要理由，但郝经向宋廷上表乞求放归时一再声明他此来仅为通报忽必烈汗即位之事，绝无他意（《宋史·贾似道传》上所言的“且征岁币”应系捏造）。而且忽必烈汗多次放归抓获的宋方间谍，可见忽必烈汗确实是有心与南宋交好，正是贾似道的强硬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后来忽必烈汗调整对宋战略，扣押郝经只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二是实施“打算法”，促使刘整降蒙。贾似道对许多他不喜欢的将领进行经济审计，千方百计地挑出毛病加以迫害。名将向士璧、曹世雄乃至钓鱼城的英雄王坚都被迫害，资历相对较浅的潼川路安抚使兼知泸州军事刘整更加惶恐，最后向蒙古投降。本来蒙方不相信宋将会无故投降，但成都路军民经略使刘黑马却深信不疑，接受了刘整投降。
刘整智勇双全，精于水战，更重要的是他力劝忽必烈汗伐宋，指出：“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促使忽必烈汗确定要做中国正统，统一中国全境。刘整还制定了先攻襄阳，训练水军的战略，使宋蒙战略局势发生根本性逆转。现代宋史权威王曾瑜老师认为，元帝国之所以能灭宋，刘整是比元世祖、伯颜更关键的人物。如果不是刘整，元世祖未必会，更未必能灭宋。尤其是襄阳之战陷入胶着，元世祖已经准备放弃攻宋，吕文德却突然病卒，才被刘整攻克。不久刘整自己也病卒，有人认为如果刘整早死两年，或者吕文德晚死两年，元军铁定退兵，就永远失去灭宋的机会了。蒙哥汗崩后蒙古陷入最严重的一次内战，而且由于连年攻宋损失惨重，基本放弃了侵宋。这本是南宋自我调整的大好机会，但由于贾似道擅权用事，葬送了大好局面。
而且宋军的腐败问题也日益严重，将领侵吞军饷成为常态，士卒待遇极差。宋朝不施征兵制而施募兵制，靠高额工资吸引百姓参军，现在这种情况就没有人愿意参军了，很多部队不满员，宋军战斗力严重下降。相比之下，忽必烈汗坚定推行汉制，虽然汉化程度不大，但终归有一些进步。咸淳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1年），忽必烈汗即皇帝位，国号“元”，忽必烈即为元世祖。元世祖迁都大都（今北京），以汉制追赠成吉思汗等历代大汗“元太祖”等庙号，准备取得中华帝国的正统传承，为灭宋作了最后的舆论准备。关于元帝国和大蒙古国的关系，应该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皇帝、大汗都是一个人，对汉民是大元皇帝，对西方诸汗则是蒙古大汗。在确定汉化路线，尤其是建立元帝国后，蒙古（元）的实力有了质的飞跃。
元帝国初步解决了部族政体容易内斗的问题，西方诸汗国仍然是越分越多，越多越内斗，忽必烈一系内斗相对就要少得多。而且元世祖一改蒙古人以往只攻不守、只掠夺不经营的风格，初步培养起领土意识，在宋元边境上大量屯田，既恢复生产，也建立起常规战备。强大而且基本规范的金国尚且不能灭宋，反而被南宋所灭。如果蒙古还要坚持部族政体的话，既不会决心灭宋，也不会长期保持稳定。只有忽必烈--蒙古贵族中唯一一个决心汉化的人当了大汗，才会有后来的元帝国，才会决心灭宋，也才有能力灭宋。而他能当上大汗的前提也必须是蒙哥汗无遗嘱意外驾崩，所以说，宋军击毙蒙哥汗，拯救了西方文明，却未必是拯救了自己。当然，享过300年国祚的大宋王朝，已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虽然通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但该来的终究要来，那么，何不让它来得更加猛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