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根本不会理睬人们绝望的怒吼。12日周三，沪市继续狂泻至600点，随后才产生急速反弹，收于781点，又失80多点。8月10～12日，上证指数3天内暴跌400多点，16只A股平均下跌幅度为27%，电真空跌去1000多元，股价直逼700元。上市开盘120元的金杯，已跌至了61.50元。暴涨之后必有暴跌，这是股市内在的规律，对此上海证交所把风险释放干净的决心不可动摇，其所做的仅仅是：在暴跌那天，即1992年10月12日，宣布为提高透明度，决定对年内上市新股做出统一安排，并提前公告--仅此而已。
那些相信“眼泪”的股民纷纷猜测暴跌的原因。1992年8月19日，《新民晚报》第二版登载题为《“红马甲”透露上周股价暴跌内幕》一文，认为暴跌原因是机构联手做市。为此股民纷纷议论，证交所负责人出面澄清事实，认为暴跌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事实上，上海证交所对“红马甲”的管理还是比较严的，就在8月3日，上海证交所为严肃纪律，还撤销了严重违纪的某公司场内交易员邵某的交易员资格，并收回已颁发的交易员资格证书。有没有机构联手，那也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1992年11月10日，沪市跌势再次呈迅猛之态，直破400点，尾市在机构托市下，勉强收于400.53点。11月13日，在一片“悲风正酸”的情形下，氯碱化工在上海证交所上市交易，以低于发行价的53.53元开盘（发行价为54元），收盘勉强守住溢价，以54.4元报收。深市望风而挫，破200点后一路下行，最低探至187点。上市首日“破发”（破发行价），往往意味着跌势已到了尽头。
这一次，泪水流干的股民，无人敢“与狼共舞”。
猴年“猴市”
1992年，上海股市包括国家股、法人股在内的A、B股总股本只有46.94亿元，同年上海A、B股成交总额也不过247.19亿元，以总股本计算，年周转率为5.26次。不过总股本中有60%～70%为不能流通的国家股与法人股，如果以流通股计算，那么年周转率就高达十几次，而当时国际股市年平均周转率仅为0.5～1次。进入1993年以后，总股本扩大至206.61亿元，同年的股票交易额也激增至2380.36亿元，即使不以流通股本来算，年周转率也已高达11.5次，甚至有些新股上市第一天的换手率就超过100%。
我们不能说1992年中国股市步入了熊市。当时的股市规模太小，上涨下跌完全取决于市场信心。股票供不应求的局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难以得到解决，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只能一步步走，可又不能规定只让一部分老百姓入市当股民，从来不及发放股票磁卡就可见入市人数之多了。上海证交所不得不委托证券营业部门发放股东代码，以便让新入市者先进行买卖，直到1993年2月1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才对已进行股东登记的投资者恢复办理磁卡股票账户，但不料当日前去办理的股东把证交所青浦路营业厅挤得水泄不通，恢复办理磁卡遭到夭折。
另一方面，面对汹涌而来的入市者和排队领取委托单的场面，有些证券营业部强行加高门槛，要求开户资金多少万，这种不公平现象导致市民大为不满。1992年6月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不得不要求各会员单位敞开开设资金账户，并规定开户起点最高不得超过5000元人民币，以保证普通市民能够入市。同时证交所还尝试了股份权证交易，以缓解股票供应不足的窘境。
1992年6月8日，飞乐股份认股权证在沪市上市交易，交易期限为一个月，深市当年也上市了一种股票权证。也就是说，在1992年这个被称为股份年的年份里，中国股市已出现了“权证”交易。
从这些情形来看，当时根本不缺乏入市资金，连续的暴跌纯粹是股市不成熟的表现，也是人为炒高的风险释放，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熊市。这也意味着规模过小的中国股市随时都会如猴般上蹿下跳，这完全取决于股民的信心。
1992年10月12日，上海股市出现一轮强劲反弹，报收690点，比上个交易日升30点。随后继续一路下跌。1992年11月17日，当上海股市跌至历史低点393点时，在上海视察工作的江泽民总书记指示，要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各上市公司都觉得自己的发行溢价太高了（有的高达7倍多），纷纷准备用送红股和配股的方式来进行补偿，消息一出，股市“猴性”大发。
11月24日，星期二，下滑近6个月的上海股市，于后市出现大幅攀升，并呈现单挂买进和抢盘现象，报收440点，升30点。第二天，25日，沪市狂升130点，报571点。旋即急速上蹿，3个月后，即1993年2月16日升至1558点，又创了一次历史新高。6个月从1400多点狂泻至400点以下，跌幅高达70%以上，又用3个月飙至1500点以上，飙幅近80%。这种上蹿下跳的“蹦极”行情，焉能视为牛熊，当冠以“猴市”，这就是股市的“操纵阶段”。而在这种操纵的行情中，消息滞后、跑道不畅的散户总是处于劣势，理当属于被操纵一族。据调查，当时中国股市散户占80%，而资金还不到总量的15%。正可谓“忽儿天，忽儿地，跌势暴，飙升太急。到头谁祭股市血？总是散户泪。”
要改变这种局面，股市扩容刻不容缓。好在这个猴年即将结束时，在一次高层证券业研讨会上传出佳音：1993年每个省都有公开发行股票的机会。
第三、给“猴”上紧箍
“银证脱钩”：信用交易的末日
1992年12月1日，真空、爱使、申华三股拆细为1元；10日，上海证交所对所有股票（除冰箱压缩外--冰箱压缩于1993年4月7日拆细为1元人民币）均由每股10元面值拆细为1元。当时股市正炙手可热，上海的股民或许会认为这一措施有利于把股价炒高，实际上管理层已开始下决心根治股市的“猴性”。
1993年1月9日，《上海证券报》报道：据证券业权威人士透露，我国证券管理部门将允许各省挑选一至两家业绩好的股份公司，于1993年内在上交所和深交所挂牌上市。1993年全国股票发行总额初步定在50亿元。另据证券业有关人士透露，除上海、深圳两地之外，政府目前不打算再设立新的证券交易所。
时值股市狂升，股民对新股发行毫无惧色，大有上一个炒一个，上两个吃一双的劲头。1993年2月9日，沪市上证综合指数突破1429点的历史最高点，达1474.92点，引来股民一片欢声。他们已完全不害怕暴跌，因为事实证明，6个月的暴跌只需3个月就能创新高，反正“猴”着哩。
市场“猴性”动荡的问题一方面来自一些机构大户的操纵，另一方面来源于这些机构大户利用其和证券公司的关系，大规模透支买卖股票，进行信用交易。银证不分的局面，使信用交易的资金大量来自银行，庞大的资金炒作袖珍式的股市，无疑如巨人戏杯水，搅得天翻地覆。
1992年7月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通知，凡新上市股票（包括人民币特种股票）的开盘价采用集合竞价方式产生。1993年1月8日，上海证交所调整场内申报竞价方法，以防止个别超高或超低申报竞价，造成虚假“水盘”。新方法为：场内无论申报买入或卖出，每次出价的价位，不超过电脑即时揭示可以成交价位的上下各10%幅度。显然这些只是无奈之计，要抑制股市猴跳不止，根本在于银证脱钩，彻底禁绝信用交易。
1993年4月30日，《经济信息》载文认为，当时的股市有四种力量：证券公司、机构投资者、大户和散户，文章把这四股力量称为“四大天王”。而这四种力量中，散户自然没有资格通过透支来进行信用交易，实力最强的当属证券公司。
1986年时，成立证券公司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牵头的，人民银行的各省分行都站出来要办个证券公司，总行允许各省办一个。当时大家都不懂股票，也没炒起来，可上海人有眼光，向北京提出上海情况特殊，要办好几个，北京也没在意，同意了，但要求有一个是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当时人民银行副行长龚浩成，??尉文渊的导师，更有眼光，他说：“中央银行是金融行政管理机构，不好用手中的权力去办公司，这就像在足球场上，我们只能当裁判，不能下场去踢球。”龚浩成力排众议，可胳膊扭不过大腿，在总行的授意下，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还是下了个崽：申银证券公司。所以在全国性的证券公司组建之前，支撑上海股市的就有四大证券公司，当时人们把它们称为“四大名旦”。
“老旦”申银证券公司为上海第一家专业证券公司，这家公司还专门组织了全国第一家证券信息网络，“主持人”为阚治东。申银最后算工商银行的“崽”，是在成立两年之后，即1990年9月，龚浩成再次力排众议，要把人民银行这个“崽”赶出家门。这次场上的球踢起来了，作为裁判的人民银行看到自己的“崽”在场上踢球，不好拒绝这个合理要求，所以龚浩成一刀把申银斩给了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成了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过继的儿子”。申银斩给工商银行前，在股市上踢过球：以102元的价买进了4.5万股电真空。工商银行以每股105元接受下来，不过卖掉申银没几天，电真空涨到150元，工商银行净赚了1800万元。这一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人对龚浩成很有看法：把儿子送人，还带过去一大笔家产。
“花旦”万国证券公司是一家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相结合的股份制金融机构，由上海十大企业集团参股组合而成，以上海信托公司为主体，以企业为依托，实力雄厚。成立4年累计成交有价证券15亿元。
“武旦”海通证券公司，坐落在繁华的四川中路，是交通银行的崽。
“文旦”为上海财政局下属的证券公司。既然财政部弄出个孩子叫“中经开”，那么上海的财政局也弄出个“私娃”：财政证券。这也是运动员兼裁判的角色。不过财政证券影响不大，主要从事债券业务。
到1993年，组建后的全国性证券公司也相继入市，国泰、华夏、南方三大全国性证券公司是1992年9月28日开始组建的。国泰证券公司总部设在上海，由中国建设银行牵头；华夏证券公司总部设在北京，由中国工商银行牵头；南方证券公司总部设在深圳，由中国农业银行牵头。说起来也都算是银行的“私娃”。三家公司注册资金均为人民币10亿元，其中南方证券公司当即宣布正式营业。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证券公司大都是银行出资或牵头组建的，它们与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当时银行资金流入这些公司根本没有有力的监管。随着证券公司越开越多，竞争日趋激烈，一些证券公司为了拉住机构大户，做大交易量，透支之风盛行。有人做过一个大致估计，1993年3月底，上证指数不到一个月从1500点跌到900点，当时的透支比例有的高达1:5，一些透支大户因此输得倾家荡产。
实际上“银证分离”早在1993年1月20日就有信号出现，那天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王喜义公开表示，该行1993年将正式不参与深圳证券管理，深圳市证券管理工作将由深圳市证券管理委员会正式取代。但对这一信号连先知先觉的机构大户们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银证脱钩”的背后将意味着打击信用交易。
1993年2月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通知，重申交易制度，禁止信用交易的发生。一些敏感的机构大户预感到情况不妙，开始出货。1993年2月22日，上证指数达到最高点1527.13点后开始回落，深圳指数达最高点368点后亦开始回落，均形成了1993年的最高指数。
1993年3月份，关于证管部门和人民银行要清查信用交易、严格禁止用信贷资金炒股票的消息传出，市场开始恐慌，上证指数从1500点暴跌至925点。
1993年4月14日，《中国证券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决定，1993年上半年选择部分金融机构作为重点，采取总行和省级分行两级负责的办法，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深入地展开一次金融宏观调控改革，措施执行情况专项稽核，深入查处被稽核的金融机构违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和其他深层次的隐性问题，督促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防止信用风险，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保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的顺利实施。这种查处，是银证脱钩的前奏。
风声开始吃紧，银行自觉地夹紧尾巴，不再给客户透支，一些胆大的券商仍然我行我素。1993年5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发出《关于理顺本市银行与证券经营机构关系的通知》。通知指出，证券营业部是隶属于证券经营机构的非独立核算的证券业务网点，其500万元的营运资金，银行各级机构不得为其出资；银行正式职员现在证券机构工作的，1993年10月底前必须划转关系或调离，银行不得设置证券营业部或以提供各种条件为由，联办合办证券经营机构，各银行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经营证券业务。看来“银证脱钩”大势已定，通知发出的当天，沪市高位盘整后，失守1300点，急速下泻110多点，以1241点报收。
1993年5月19日，在通知发出两星期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发出通报，处罚12家给投资者融资买卖股票的证券商。处罚信用交易的战斗正式打响了。
1993年8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分行对本地越权审批的金融机构进行清理。1993年8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制定《关于严格本市各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股票发行工作中若干纪律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金融业四种人员不准买卖股票。上海证交所根据央行精神，向各券商发出通知，不允许信用交易死灰复燃，对违规会员将作严肃处理。在如此“严厉监管”之下，大多数券商不敢顶风作案了。
1993年11月26日，深圳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查实在回转交易第一天，20多笔“买空卖空”涉及10余家证券商，对这些券商作出处罚，最重一家处罚1.5万元。如此轻微的罚款犹如挠痒痒，让一些违规券商笑个不已。所谓“溺爱出孽子”，监管严厉只流于声色，这为后来一些券商的破产埋下了伏笔。
治理“猴性”
治理“猴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市场建设。信息滞后和发布不规范、跑道不畅、交易行情传输速度不够快、市场的透明度不够等等问题，都是股市摆脱猴性，步出操纵阶段的必要条件，也是股市尽快完善所必须要做的。所以从1993年开始，沪深交易所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