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金融大鳄们把目标锁定韩国，一阵乱棍打来，韩国的金融体系仅在4天时间里就被世界投机资本所摧毁。随后是日本，日本是经济大国，战事激烈，直打得“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莾”。最后大和民族败退，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而再再而三地降到历史最低点，一大批金融机构宣布破产和倒闭。此时差不多整个亚洲的资本市场已是“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亚洲的金融形势极度恶化。
国际炒家当然不会放过香港这个亚洲最大的自由港，如果拿下香港，亚洲的金融之战将完胜。于是他们从股市到汇市对香港资本市场进行了大规模的狂轰滥炸，恒生指数被腰斩，逼近7000点关口。刚刚回归中国的香港，在这场风暴中，一些有钱人的财富也被蒸发掉70%。
这时，整个亚洲的目光都盯在了刚刚开放不久的东方巨人--中国身上了。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代表中国政府，在1998年3月“两会”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向世界庄严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新一届政府表示，确保1998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胀率不超过3%，为此人民币不会贬值，也不需要贬值。
1998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在北京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再次强调，人民币不会贬值也不需要贬值，同时警告境外投机分子不要打人民币的主意。8月20日，国家外汇局负责人在北京举行的“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内地、香港金融市场发展高级研讨会”上再次指出，人民币贬值的传言没有根据，一两年内人民币汇率可以保持基本稳定。9月初，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会见外宾时也强调，人民币不贬值，而且保证1998年经济增长8%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中国内地的金融市场是个尚未开放的市场，人民币没有实现自由兑换，贬不贬值由政府说了算；股市也是封闭的，投机资金无法直接攻击。也就是说，我们有“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
可“金钟罩铁布衫”也有可以被攻击的穴位，那就是刚刚回归的香港。如果香港像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金融体系被击垮，那么亚洲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可以说将无一幸免。
曾荫权发动港股保卫战
香港是个自由港，信奉的是政府不干预的市场行为，正如当时香港金管司司长任志刚所表述的：我和财政司司长曾荫权、财政事务局局长许仕仁先生都是信奉自由市场的人，当时真的不好过，一方面是自由市场的信奉者，另一方面却不愿看到香港的自由市场被外来资金任意操控，心情是百般矛盾。
“自由市场”对香港来说是一块金字招牌。1976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弗里德曼曾经说过：“要看自由市场如何操作，就该到香港去。”政府干预股市，会使香港“自由市场”这块金字招牌蒙上“污点”，就如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说：“这一举动会损害香港金管局在过去多年来赢取的极佳公信力。”
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香港时，不作为显然是不明智的。香港特首董建华派出两位领军人物。一位是曾荫权，1944年出生的他是香港第一位华人财长；另一位是45岁的香港金融管理局局长任志刚，他在1997年被《欧洲货币》杂志评为最佳央行行长，年薪高达800万港币，成为香港公务员首富。
1998年8月，港府“部队”一字排开，正式迎战世界金融大鳄。冲锋的时机定在8月14日星期五，因为接下来的三天是香港的公假，在三天休市前进行突击，让投机家们来不及还击。上午9点30分，曾荫权正式通知香港证监会主席，港府要入市了。这时任志刚已亲赴前线督战。港府的救市行为是明的来，曾荫权公开发表声明说，他已行使外汇基金管理条例所赋予的权力，指示香港金融管理局运用外汇基金，在股市和期市采取应急行动，与投机炒家进行对抗，以此来维护香港的金融秩序。
开盘后，国际投机资金沽盘汹涌，港府外汇储备资金横刀招架。在港府资金的后面，中银汇丰恒生狂扫银行股，和升证券猛攻香港电讯，并在四大地产股买单上排列着和升证券的30多列单子，犹如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一字排开，对空方构成巨大的威慑力。但投机资金并不示弱，一轮轮抛盘不断涌出，多空交战到下午3时，曾荫权、任志刚和香港财经事务局局长许仕仁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过媒体大力号召华商奋勇入市，和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家进行殊死决战，大有招募义勇军、敢死队的意思。
三天公假后更加激烈的战斗打响了。第一个星期，香港金管局承接20亿美元的抛盘，第二个星期再接42亿美元……8月28日是香港恒生指数期货8月合约的结算日，国际投机家们手持大量期货合约，企图打压股市，从而在期货上套利，这一天势必成为大决战的日子。果然，这天一开市，仅半小时，成交金额就突破100亿港元，国际炒家疯狂做空股市，而曾荫权的港府部队死死守住恒生指数7800点大关。到下午4时，恒生指数虽然下跌了93点，但报在7829点，守住了7800点。在股市与期市上与国际投机炒家进行了一天的浴血奋战，股市放出790亿港元的天量，而港府投入资金达710亿港元，在7800点关口构筑了坚固防线。
9月5日，香港金融管理局推出7项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和遵循货币发行局制度的措施。9月6日，香港财政司又推出严肃香港证券期货市场纪律的30条措施。到10月30日，香港恒生指数重返万点大关。至此港股保卫战宣告结束，港府共投进去1637亿港元，占香港外汇储备的13%。对于买入的股票，港府在交战之前就已作了安排，在外汇基金之下成立一个专门的公司来管理这些股票，然后选择适当的时机，逐步有序地抛出。
战役是打赢了，可也有后遗症，随后到来的连续6年的通缩，与这次政府干预股市不无关系。一些人对政府介入市场的做法也颇有异议，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和《信报》专栏作家林行止就坚决不赞同，美国《时代》杂志把港府入市称为1998年对投资者最坏的消息。不过也有赞同的，美国《洛杉矶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都表示了赞同。在2000年7月，格林斯潘也表示了赞同，他说：“政府的安全网及干预措施不能完全被取代，最少就短期而言，私营部门若缺乏官方援助，其应付外来冲击的能力及范围始终有限。”
不管赞同还是反对，香港特区政府毕竟成功遏制住了金融危机在香港金融市场的爆发，使得世界投机炒家损失惨重，著名金融炒家索罗斯在10月27日承认，他所管辖的4只基金分别亏损一至三成，将被迫倒闭一家，合并两家。
1997年恒生指数最高达到16000点，在金融危机中，一度跌到6000多点，港股保卫战后，一路走高，到2007年已冲高到22000点，市值从1997年的3.2万亿港元升至2007年的15万亿港元，10年间增幅高达3.75倍。
调整市道盼“救星”
中国内地尚未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境外投机资金无法直接攻击内地的货币市场和A股市场，然而B股却遭到国外资金的大量抛售，尤其一些投资B股的亚洲投资商，由于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纷纷从B股市场撤资，B股遭到开设以来最为严重的巨挫，跌势难止。有20%的B股跌破面值，50%跌破净资产，70%跌破发行价，B股的平均市盈率仅存10倍左右，这不仅给B股的发行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而且紧紧拖住了刚刚走出熊市的A股的“牛蹄子”。
中国股市真正开始挤泡沫是在1997年5月，沪深A股到9月底跌幅已达30%，加上B股巨挫的心理影响，股市显出熊市特征。1997年9月12～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对此重大利好，股市的泛红也只是昙花一现，阴跌时间过长，股民仿佛已经麻木，视利好若无睹。
9月22日和23日两天，股市一改缓缓盘跌态势，出现两根形态难看的长阴，似乎又到了牛熊分界点的关键时刻。9月24日，股民们猛然眼睛一亮，他们同时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金融时报》和《证券时报》的头版头条位置看到评论员文章，文章口径统一地强调要认清大势，坚定信心，发展股市。对已经仰惯政策鼻息的中国股民来说，这次再清楚不过地意识到政策要做多。不少心明眼亮的股民返身抄底，当日股市止跌企稳，向上反弹。
果不出股民所料，国庆节后利好频传。10月7日，国务院第62次常务会议原则上通过《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10月15日，证监会主席周正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积极稳妥发展证券市场，进一步做好股票发行上市工作》，16日，各大传媒纷纷转载此文，立刻刹住了股市的连跌，当天沪市指数1025点也成了世纪之底；10月23日实质性利好出台，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再次降低，年利率平均下调1.5个百分点。各项存款年利率平均下调1.1个百分点，其中活期存款年利率由1.98%下调为1.71%，整存整取定期存款，3月期的年利率由5.4%下调为4.14%，1年期年利率由7.47%下调为5.67%，3年期年利率由8.28%下调为6.21%。
然而这次降息，对散户来说并没捞到多少好处，消息灵通先知先觉的市场主力，在消息公布之前已完成建仓，股价步步抬升。10月23日消息出来后，沪深金融概念股全线飙升，爱建股份、鞍山信托、陕国投等升幅均接近10%。由于主力猛攻金融股，股市出现巨幅震荡，成交量成倍放大，深发展放出巨量，几近涨停，而沪市领头羊四川长虹虽非金融股，也有大笔买单入货。正当犹豫不决的散户开始跟进时，大盘上档抛单突然汹涌而出，先行建仓的一些主力机构借机出货，多空双方围绕深发展和四川长虹进行了激烈搏杀，最后以散户为主的多头军团不敌空头，深市一度飙升198点，再度反跌32点，盘中几度拉起，收市硕果仅存20点，相对而言，领头羊不是金融股的沪市振幅没有深市大。
1997年沪深证券成交总额突破30000亿元，尤其是1997年12月31日，沪深股票市场总成交额一举突破30000亿元大关，达30721.85亿元，创出历史最高纪录，为1997年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股指却并未创出新高。我们可以看到，在1997年下半年开始的调整中，中国股市的供求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固然1997年的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总数迅速突破3200万人，可沪深证券市场的市价总值已高达17529.23亿元，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5%以上。同时1997年的扩容速度是超常规的，当年上市新股多达200多家，几乎平均每个交易日上一家。到199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规模已超过800家，赶上了香港证券市场（由于证券品种太少，总数仍为香港的63%）。在后来的十年回顾中，人们发现1997年是上市公司增加最多的一年，沪深两市发行的A股和B股上市公司达745家，比1996年底增加215家，增幅为40.56%。这样的扩容，使得中国股市在短期内扭转了供求关系，第一次出现供求平衡，甚至供略大于求的局面。
无论是机构大户还是券商，都热衷于一级市场，那么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至少对于二级市场而言，是供大于求的。在一级市场上明显处于弱势群体的散户，不得不接受供大于求的局面。可管理层并没有要把扩容速度减缓下来的意思，于是市场要求双向扩容的呼声日益高涨起来，这种呼声是合理的。当大盘股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二级市场上时，要弱势群体去一个个地承接，显然有违市场“三公”原则。
第四、股权的诱惑
“君安教父”翻船
1998年7月23日，国泰证券有限公司董事会与君安证券有限公司董事会发布联合公告：两公司董事会经研究提议，依法进行合并。消息传来，连续大幅下挫8天的沪深股市企稳止跌，这叫“见光活”。显然先知先觉的主力们知道君安证券出事了，才导致连续8天的下挫。对于散户们来说，遭了难之后才知道自己经受了晴天霹雳。正规部队躲在黑暗里偷袭民兵，民兵哪有还手之力，这个市场已不是战场，而是屠场。
不过被屠杀的民兵不怪屠杀者，而怪制造“黑暗”的人。人们非议，对于合并这种重大的事件，也不见召开两公司的股东大会，根据《公司法》，合并、分立、解散和变更公司形式等重大事件，有限责任公司均须召开股东大会，行使最终表决权，岂能由董事会一则公告擅自为之？想来情况不仅“特殊”，而且有些危急。表面上联合公告上的理由说得一点没错，“为适应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促进证券业稳健经营。”可对股民来说，这算不上什么理由。君安证券公司的发言人透露的才是真正理由，发言人表示，君安公司个别领导人涉嫌违法，目前公司董事长张国庆与总裁杨骏正在接受司法机关的调查。很明显，君安成了“万国第二”，君安的最高领导层栽了。
说起君安证券公司，??民们不会忘记，1997年在深圳证券机构经营业务调查中，君安当属龙头老大，无论是交易总额、利税总额、总资产、净资产，还是新股发行数量、净利润等指标都占据深圳第一位，甚至那年承销国债12.99亿元，也列各券商之首，承销企业债券近10亿，位居全国老三，同时还策划承销了国内首种可转换债券。1997年君安在香港参与股票承销达39种之多，并担任32家上市公司的联席保荐人，取得联交所上市主保荐人资格。如此骄人的业绩，深圳券商首席地位，舍其而谁？
令股民心寒甚或恐惧的是，上海和深圳证券业的龙头老大都出了问题，要人们如何信任以“信用为本”的中国证券业呢？实际上出事的都是公司的掌门人。君安能够成为证券业的骄子，与张国庆是分不开的。
君安证券有限公司1992年10月成立时，注册资本仅1.08亿人民币，当时由广州军区的企业合能公司、中创公司和有色金属公司等多家企业联合发起，故取名“君（军队）安（粤语全部的谐音）”，由原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证管处处长的张国庆来执掌帅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