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指出，金昌公司在5月8日已持有郑百文发行在外普通股6.79%，可5月9日在并未公告的情况下，继续买入郑百文股票，违反了《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所规定的5%公告持股比例；而李石在5月9日持有郑百文发行在外普通股7.43%，远远超过了《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所规定的个人持股限额不得超过0.5%，也属违规行为。证监会还指出，金昌公司是北京建昊实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资金由建昊公司拨付，李石与建昊实业公司有资金和其他经济往来关系，建昊公司还为李石买卖股票融资提供信誉担保。事实认定金昌公司与李石具有共同的资金来源，两者在1996年4月24日至5月9日期间大量购入郑百文股票，已构成联手操纵股价行为。
为此证监会决定，对金昌公司处以5万元罚款，对李石处以3万元罚款；同时强制李石在上交所监督下，于30个交易日内售出其超比例持有的郑百文股票，卖出如有赢利，予以没收；并对金昌公司和李石操纵市场行为予以警告处分。如此看来，脑子好过了头，聪明反被聪明误。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乎与处罚决定发出的同时，郑百文公司发布公告称，除金昌公司和李石外，另有个人投资者袁敬民亦持有该公司股票768.5445万股，占总股??的7.43%，为此公司向上交所申请继续停牌。非常巧合的是，北京金昌公司在接受一家电视台采访时承认，袁敬民与他们公司都是北京某证券营业部的客户，袁敬民是否与金昌公司联手操纵股价，大家心知肚明，他也不需要站出来说我脑子不好。为此，上交所不得不锁定金昌公司与袁敬民持有的郑百文股票，以待证监会调查结果。
股民们感兴趣的是袁敬民哪来那么多钱，有钱人已用实力向上市公司挑战了；市场人士感兴趣的是违规和收购；法律界人士也纷纷对此事发表看法，他们感兴趣的却是《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规定的个人持股不得超过0.5%是否合理。很显然，当初规定个人持股不得超过0.5%是为了防止操纵股价，但如果个人购入是为了长期投资或想成为公司的大股东，那么这条规定就成为规模扩大后的股市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也有失市场公平原则。个人可以办公司，可以成为法人，可以拥有经济实体，为什么就不能拥有上市公司的股权，这和市场的“三公”原则是不相符合的。当金昌公司总经理袁宝璟宣称，公司看好郑百文业绩好、较稳定，为商业系统的绩优公司，准备长期投资郑百文时，个人投资者袁敬民同样可以如是说：个人投资者可以投资各个领域的建设，为什么不能投资股份制改革的建设？
说自己是为了“长期投资”，这种谎言，股民们肯定不会相信。后来事实也证明，郑百文的“绩优”只是个美丽的谎言。不过法律界提出个人持股不得超过0.5%，有违“三公”，是有法理的。当个人投资者通过分红、配股和再转配而跨越持股比例时，持股比例的规定就成为阻碍市场“三公”建设的一条规定。这也有违人人平等的原则。国外“私人”公司购入B股超0.5%，也没说不可以呀。
“金百事件”与“宝延风波”不同，并没有争夺公司头把交椅的意思，虽然金昌公司持有6.88%的郑百文股票，并实际成为郑百文第二大股东，可与第一大股东郑州市国资局持有的15.08%的股权相比，根本无力争“老大”。要是真如金昌公司所说，收购的目的是“将母公司（建昊实业公司）的经营领域向商业扩张”，那么这次收购可以看做是1997年、1998年到来的上市公司资产大重组的预演，而在这次预演中，个体投资者也试图在重组中成为上市公司的一部分。
个人到底有多少钱
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和80年代后期完全不同，股市发展了十年，有人的确在这个市场上赚了钱，甚至赚了很多钱。而个人持股不得超过0.5%的规定，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作用。上海有个以专门分析公司财务出名的证券记者叫贺宛男，她在解读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中，发现了股市十年里诞生的三个亿万富翁。
第一位是爱建股份公司董事长刘靖。1993年4月26日，爱建上市时，90岁的刘靖老先生出任董事长，持股314.7万股，占总股本的2.098%。爱建首日开盘在42元，刘靖的身价达到了13217.4万元，成为股市里第一个亿万富翁。后来刘老先生放弃配股，持股比例有所下降，不过在老人1997年2月去世前，仍持有爱建415万股，占总股本的1.73%，按当时的股价算，市值也要达到9500万元。刘老先生之所以有那么多股份，是因为爱建的前身是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这家公司是一批老工商业者发起的，刘老先生就是其中的发起人之一。后来爱建改制上市，原来的股份当然得沿袭下来。刘靖老先生属于老牌富翁。
第二位是申华实业（现更名为华晨集团）的董事长瞿建国。到1999年末，瞿建国个人加上其出资成立的建国基金会共持有申华股票496万股，占总股本的1.35%。2000年后，申华股价大涨并实施10送6的分红，瞿建国的持股达到793.6万股，按当时的市值算，其资产已达到1.01亿元。申华原来叫申华电工，总股本才100万元，未上市前，瞿建国出资1万元，拥有1万股。1992年买认购证时，银行向瞿建国推荐，瞿建国拿了1000张到自己的公司里推销，结果推销不掉，到银行去退，银行不要，他只好自己吃下700多张，结果发了笔大财。瞿建国属于证券市场建立时产生的暴发户，股市新贵。
第三位亿万富翁是浙江阳光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森洁。2000年7月20日，浙江阳光上市，开盘为21元，而陈森洁持有743.46万股，市值达到1.56亿元。陈森洁是民营企业家，持股比例达到6.03%，大大超过了《公司法》规定的自然人持股不得超过0.5%的上限。浙江阳光原来是做灯泡的乡镇企业，1997年改制成股份公司时，在8316万的总股本中，陈森洁等35位自然人持股高达3706万股，占总股本的44.75%，其内部职工持股也达到了2615万股，占27.52%。这属于民营企业上市后财产“爆炸”产生的富翁，这类富翁在以后的股市里会越来越多。而前面的两类，是历史形成的，不可能再出现了。
后来人们在年报中发现了更多的亿万富翁，像通化金马的第一大股东闫永明，持有公司法人股高达3954.24万股，占总股本的13.2%，以通化金马2000年7月31日收盘价16.74元计算，闫永明的市值达到6.35亿元，仅29岁的他，成为当时股市里的第一“富小伙”。
十年股市制造财富神话已经显现，其中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
另一个股市制造的致富神话，是上市公司管理者的年薪。从1998年公布的上市公司年报来看，上市公司老总的年薪差距很大，年薪前三名是福耀玻璃、海欣股份和赛格三星。福耀玻璃总经理年薪206万元，其他8位高管年薪共300余万。但这家公司当年亏损1790万元。而亏损9700万元的赛格三星，老总年薪达43万元。这样看来，拿多少年薪与赚不赚钱没关系。股改之后，随着银行股、金融股、保险股的上市，人们发现百万年薪已算低的了。比如平安保险董事长税前年薪高达6600多万，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人说这是和“国际接轨”，不知道这个“国际”其标准来自何方。巴菲特年薪只有10万美元，而其创造的财富是没有一家中国上市公司能比的，他掌管的也是一家保险公司，这能不能成为标准？在1998年的年报中，人们还发现，公司高管中监事的年薪是最低的，最低的监事年薪才5000多元，月均才400多元。这就难怪监事监管不力了。制度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项号称与“国际接轨”的高年薪制度，恐怕比贪污几百万更让人不安。
既然上市公司的高管越来越有钱，总不能老是把人家持股比例限制在0.5%以下，所以1999年7月1日起生效的《证券法》明确取消自然人的持股限制，强调所有市场主体一律平等，自然人和法人一样，可以成为上市公司的发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