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根本不了解权证为何物的股民，一听权证不收印花税，盲目杀入，结果逃出虎口，又进狼窝，最终血本无归。有位杨先生用76904元买入177200份认沽权证，结果到期未抛，这种深度价外的认沽证自然不可能行权。杨先生知道自己的权证成了废纸，找到上市公司想拿回他的血汗钱。钱当然不可能拿回，还被人耻笑了一通无知。还有一位投资者用50万元一次性购买了第二天就要停止交易的权证，以为买到了什么便宜货。营业部发现后想马上与他联系，可发现他留下的电话号码与家庭住址都是假的，结果50万元第二天就打了水漂。股票代表的是资产，而权证代表的是“权利”，当权证处于价外时，你拥有的只是给人家钱的权利。你会去行使这种权利吗？只有在慈善捐款的时候会。
虽然权证市场沦为了赌场，可不公平的赌博规则仍然遭受来自各方面的非议。最大的非议就是一些认沽权证的创设规则，就是《权证管理暂行办法》里规定的：券商只要在登记结算公司存放足额的履约担保金，就可以实施认沽权证的创设。2005年11月25日，10家创新类券商对武钢认沽权证进行创设，拉开了券商无风险创设的序幕。
管理层或许希望券商及时创设，使权证不会陷于价外。一方面随着大牛市的到来，股价走高，认沽权证被迫陷入深度价外；另一方面，券商可不想“及时”，只等着深度价外的到来，甚至根本不想等，而是把权证疯狂炒高，这样创设可以获利更多。两方面一合，券商毫无风险地在权证创设上大肆捞钱。
2006年3月，招行认沽权证上市，券商即可实施创设，实际上那时招行认沽已在价外，但券商就是不积极创设。要是券商真有什么“道德”，他们会马上增加流通量，使其迅速向价值（零价值）靠拢，这样招行认沽权证很快就会成为“仙轮”。可从招行认沽权证上市到“5·30”之前，这只权证只创设了3.6亿份。2007年5月30日之后，等权证市场价格一路狂飙，国泰君安与长江证券等券商才大规模创设，一个月之内创设了38亿份。中信证券在半个月里创设了5.12亿份招行认沽权证，无风险获利7.65亿元。人们有理由认为“5·30”之后权证的狂飙，是大券商为套利而进行的炒作。
《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中规定：持有一种非债券类证券的成本不得超过净资本的30%。这意味着规模越大的券商，捞钱的份额也就越大。在招行认沽权证创设到达30%的“天花板”之后，许多券商就转向南航认沽权证，当6月25日南航认沽权证连续三个涨停板之后，有12家券商扑向南航认沽，一下子创设了13.72亿份。南航认沽的这三个涨停，与这12家券商没有关系吗？
“上交所鼓励券商创设，从普通投资者手上套利，这到底是一种什么逻辑？”一位金融衍生品研究员义愤填膺地质问。“权证数量少了价格上涨需要抑制，权证数量多了价格下跌，投资者血本无归，管理层却默然，仅仅只是因为这些认沽权证的内在价值为零，就应该打击一直持有的投资者吗？”一名在招行认沽权证上一天损失40%的投资者踏地唤天地叫冤。
一群赌场的旁观者，赌徒输钱时他不管，如果赢钱就必须分一半给他们，这个赌场规则就是：谁叫你来赌，活该！权证创设使上涨降温，那么权证下跌就应该买入对冲掉创设的部分，以阻止其下跌，这是最起码的公平原则。我们的市场居然创设可以不用对冲，直接拿了钱走人，理由是：跌是应该的，因为没有价值。那股民要质疑：就算券商把价格打到零，还是没价值，那为什么不摘牌，而任凭券商无风险捞钱？这是抑制投机，让价值回归吗？让他们白捞钱，就因为这些券商看上去像理性投资的“好人”吗？就因为管理层信任他们吗？
权证爆炒展现的是这轮大牛市中最疯狂的一面，而权证创设展现的是中国股市最畸形的一面。无须对冲的权证创设，可以说是在交易规则保护下的“暴力犯罪”，暴露出中国证券市场最黑暗的一面。
第四、牛蹄声声溅沉渣
郎咸平剑指顾雏军
犯罪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手法却各有各的不同。掏心掏肺，掏自己的，那叫真诚；掏别人的，那叫啥？大股东把上市公司五脏六腑掏个干净，只剩下一个空壳，这种谋财害命的事年年有，这轮牛市中掏得最起劲的，当属顾雏军。
2004年8月3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此前郎咸平对德隆、海尔、TCL等上市公司进行过猛烈的抨击，令股民们称快。大家都想看看“一剑曾当百万师”的郞教授接下来将砍杀谁。这一次，“郎家剑”落在了“格林柯尔系”的顾雏军头上。郎咸平作为香港的经济学教授站出来揭露问题，有人认为这是作秀，但我们的市场正需要这样作秀的学者。
郎咸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格林柯尔在中国资本市场收购了科龙、美菱、亚星客车、ST襄轴4家上市公司，格林柯尔系的掌门人顾雏军号称动用了41亿元收购资金，可实际投入只不过3亿元。郎咸平教授可不是空穴来风，他带领7名学生，对格林柯尔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他和学生共同署名发表的研究报告，把顾雏军的收购行为总结为利用“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这样七种技巧，对国有资产进行大肆豪夺。
此前郎咸平剑劈德隆、海尔和TCL时，海尔的张瑞敏没有反应，而TCL的李东生惊诧地问：“郎咸平是谁？”这次郎教授剑指格林柯尔，顾雏军马上进行了回击，他于2004年8月17日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了起诉书，以诽谤罪起诉郎咸平。同时，顾雏军通过律师向郎咸平发函，要求郎咸平在《东方早报》、《香港商报》和有关的网站发表更正声明并道歉。郎咸平并不示弱，马上召开记者会，表示绝对不道歉，绝对不接受律师函所表达的那种财大气粗、盛气凌人、践踏学术尊严与自由的口气。
双方剑拔弩张，开始过招。而经济学家们沉默着作壁上观。几天之后，他们沉默不下去了，马上分为两派。支持郎咸平的经济学家有左大培、杨帆、韩德强等，他们自称为“非主流派”；反对郎咸平的经济学家有赵晓、张文魁、张维迎、张军等，他们被认为是“主流派”。8月28日，在北京举行两派PK的研讨会，结果“主流派”经济学家大都居住在南方，没来参加这次对阵大会，使得“主流派”阵营只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一人，“非主流派”把郎咸平也请来了。战况可想而知，成了对“主流派”的声讨大会。张文魁根本没有舌战群儒的能耐，一口难敌众嘴，只得落荒而逃。此后“主流派”很不甘心，在各种场合发表言论，对郎咸平频频发难，甚至有人声称郎咸平不是香港人，是台湾人，是台湾派来的特务。但人间自有是非在，形势明显倒向郎咸平一边，新浪网的调查显示，近20万参与投票者中有90%的人支持郎咸平。
不过说来说去，问题的核心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国资委对此并不表态，而是采取了行动。2004年10月中旬，国资委与财政部、监察部、工商总局组成国企产权转让联合调查组抵达江苏、浙江等省，对一些重大企业国有股权转让进行抽查。市场人士认为郎咸平的作用开始显现，为此国资委研究中心的官员宣称：“国资委最近的检查工作，与郎咸平掀起的讨论无关。”这话真有点儿此地无银三百两。
不过“主流派”学者很快就不入流了，甚至被人指责为“下三流”。2005年7月29日，“格林柯尔系”实际控制人、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以及公司其他8名高管被警方控制，随后被正式逮捕。顾雏军一手缔造的格林柯尔“帝国”逐渐坍塌。有消息说，顾雏军案正由佛山市公安局延长侦查，尚未移送检察院。半年之后，2006年1月11日，一位权威人士向《上海证券报》记者透露：“顾雏军目前关押在广东看守所，不是佛山看守所。”
此案拖了很长时间没有开庭，证监会没了耐心，等不下去了，于2006年7月对科龙电器原董事长顾雏军给予警告、30万元罚款，并实施永久性市场禁入的行政处罚。
该案于2006年11月和12月两度开庭审理，尤其是第一次庭审，历时两周，庭审时间超过70小时，被外界称为“马拉松式审判”，可审判结果让人等的时间更长，又等了一年多才宣判。判决书总共长达193页，犹如一部长篇小说。
2008年1月30日上午，总算迎来了审判，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顾雏军涉嫌虚假出资、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大信息、挪用资金等三项罪名成立，判有期徒刑12年，扣除羁押期，实际获刑10年，并处罚金680万元。此前公诉机关还有第四项指控，即职务侵占罪。由于部分事实不清和证据不足，没有获得法院支持。当听到法官宣判他10年有期徒刑时，顾雏军嘴角露出一丝奸笑。随后他就保持着这个奸笑，一言不发，直到法警把这个“笑面人”带走。在“顾雏军案”一起被起诉的8人中，除科龙电器原采购中心总监曾俊洪被判无罪外，其他的人分别被判1年至4年不等徒刑。
简单点说，事情是这样的。2001年5月，为收购科龙电器的法人股，顾雏军设立了注册资本为12亿元的广东省顺德市格林柯尔企业发展公司。因为该公司注册资本中的无形资产比例远高于当时《公司法》规定的20%，工商部门不予年检，为此顾雏军通过来回转账、伪造供货协议等手段，凭虚假的验资报告，欺骗顺德市工商部门，完成公司登记手续，其中注册资本中有6.6亿元为虚假资金。
由于科龙电器在2000年和2001年连续两年亏损，为了保牌，2002～2004年，顾雏军用加大2001年亏损额、压货销售、本年费用延后入账等手段，虚增利润。不过顾雏军对此不服，他认为自己的做法只是行业内通用的“潜规则”。此外公诉人指控顾雏军挪用金额高达7.46亿元人民币，但法院认为部分事实不清，最终只认定挪用3.13亿元。
在顾雏军败走科龙之后，海信花了9亿元买下科龙控股权。2005年10月12日，科龙电器公告了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格林柯尔向海信出售其持有的科龙电器26221万多股法人股，占科龙总股本的26.43%，转让价初步拟定为每股3.432元。虽然估计2005年科龙将巨亏，但2005年中期，科龙每股的净资产为2.23元。对于顺德市政府来说，最关心的是让科龙尽快恢复造血功能；银行关心的是，只要科龙赢利，顺德当地银行的钱就能保住。各方都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唯独对事件没有发言权的科龙小散户们，没人关心，只好自认倒霉。
到2006年3月31日，海信将代理销售科龙总计不超过14亿元的产品，海信独家代理科龙的国内销售，以预付款形式为科龙注入现金流。通过这种方式，海信电器迅速控制了科龙，并使科龙恢复生产。但科龙这条半死不活的“龙”还能腾飞吗？
德勤“诚信”被撕裂
然而顾雏军掠夺科龙电器案并没有这么简单了结。在“马拉松式的审判”尚未开始前，一份出自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毕马威公司的调查报告，于2006年1月23日，被科龙公司公之于众。揭去面纱见真容，让世人彻底看清顾雏军的操作手法。
“调查报告”揭露出这样一个事实：15家“格林柯尔系”公司向科龙“输血”2.93亿元，却用“暗度陈仓”的办法，偷偷从科龙掏走8.85亿元，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顾雏军实际挪用科龙资金高达5.92亿元。从“调查报告”中我们看到，科龙集团的资金，在无任何业务支持的情况下，被从账内或账外银行账户直接划至“格林柯尔系”公司高达21.14亿元。同时从“格林柯尔系”公司购入与科龙集团业务需求完全不匹配的原材料而造成流向格林柯尔的资金有0.13亿元；代表某些授权维修商向“格林柯尔系”公司支付若干费用，流出的资金是0.42亿元。这样，实际“格林柯尔系”公司从科龙弄走了21.69亿元。
在挪走科龙资金的同时，顾雏军扮演起科龙集团救世主的角色。同样是在无任何业务支持的情况下，“格林柯尔系”公司的24.62亿元被划拨到科龙集团。流出与流入相比，格林柯尔似乎给科龙“输血”2.93亿元。这就是让顾雏军夸口的所谓“拯救科龙”。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资金划来划去的同时，出现了一批“疑似格林柯尔系的公司”。也是在无任何业务支持的情况下，科龙集团的11.42亿资金被划至“疑似格林柯尔系公司”的账上，同样在无任何业务支持的情况下，这些“疑似公司”又划给科龙7.37亿元。一进一出，科龙损失4.05亿元。没有业务，把钱划来划去玩什么？玩“飞牌”，让外行人看不出花样呗。
同时科龙又从这些“疑似格林柯尔系公司”那里购买了完全不需要的原材料，而且付款后，这些不需要的原材料大部分还没到货。这一笔，科龙又付掉了4.55亿元。随后科龙又以高于资产值的价格去购买这些“疑似公司”的资产，花掉了0.58亿元；还让科龙与“疑似公司”发生不正常的咨询及顾问费用，科龙付掉0.07亿元。最后为了让这些“疑似公司”的可疑性降低，再让它们与科龙发生不正常的销售退款和收款的关系，从科龙流出2.4亿元，而流入科龙2.8亿元。瞧见没有？科龙“赚”了0.4亿元。顾雏军的意思很清楚，这样的流进流出完全是“业务”往来，有赚有亏的。
不过顾雏军的这种划账游戏过分低估了市场人士的智力。毕马威的调查报告把账算得清清楚楚，划来划去的最后，有8.85亿元划到了顾雏军的口袋里。谁也不会相信，那些与科龙没业务关系却与科龙进行划账游戏的公司，会和格林柯尔没关系。
毕马威的调查报告重击的不仅仅是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系”，更主要的是，重击了为科龙审计年报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同样作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德勤，其诚信度再次遭到人们的普遍质疑。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在2006年初，德勤就???到日本公司的起诉。德勤曾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再保险公司Fortress提供审计服务。2001年“9·11”事件后，Fortress公司宣告破产。曾在Fortress办理再保险业务的两家日本保险公司起诉德勤为Fortress掩盖负债情况，结果德勤在应诉中败诉，赔偿2亿美元。这成为全球审计公司有史以来为不实审计付出的最昂贵的代价，由此人们开始怀疑德勤的诚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