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主观原因外，客观原因也是很重要的。说世界经济形势不好，那是自己吓自己，我们的金融体系还没有全面开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也没有崩盘，一夜之间与世界同步，那是“杞人忧天”，大门还关着哩，我们完全可以在自己家里暴涨暴跌地玩。说国内经济形势恶化，那也是盲人说瞎话，经济只不过偏热，通胀完全在可控范围。想本世纪的最初五年，经济增长良好，股市却走了四年半熊市，跟经济沾不上多少边，两年后就成了经济“晴雨表”，那也太快了点。说来说去，真正的客观原因就是：全流通时代真的来了。
中国股市为什么跌成这样？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专家们给出了许多理由，弄得股民们“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最终还是云里雾里，只好悲叹“天下无是非”。倒是有股民一语道破对全流通时代的恐惧：“3000点类似于998点的大底，我也感到惶恐。3000点底部能否经受得住2009年、2010年6600亿和1200亿大小非解禁的冲击呢？现在真不好说。”这就是真正的原因。
真理往往都很简单，专家们把理由搞一堆，最终忽悠了别人，也忽悠了自己。事情弄复杂，方显专业本色，只可惜，真理从来就不专业化。其实任何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两大要素，即价值和供求。而这两大因素中，供求决定着价格的波动，而价值又把这种波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简言之，供求是犯错误，使价格不是高就是低地偏离价值；价值是纠正错误，促使价格在偏离过大时回归其自身价值。股票作为特殊的商品，也不能例外。
在股权分置时代，产业资本与证券资本也是“分置”的，搞一个股份公司，产业资本由于不能上市流通，以很便宜的价钱就能拿到公司股份，尤其是那些国有股为主的“大非”，甚至是1元1股，近乎不计成本；而作为证券资本要拥有同样的股份，就得花数倍甚至数十倍上百倍的价钱。这叫“同股不同价”。“硕鼠”们挖个墙脚，掏出些廉价国有股，卖给法人，从中渔利，国有股流失严重。现在要“同股同权”，低价的非流通股也要流通，这就是股权分置改革。既要“同权”，必须“同价”，所以产业资本给证券资本一定的补偿后，才可以上市流通，即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转化为证券资本。道理很简单，可做起来出了问题。两种成本相差悬殊的资本在二级市场上的对接，这是股改的本质，也是全流通的本质。“同价”才能“同权”？“没那么多钱。”产业资本道。于是“同价”的概念成了“对价”：多少给点。管理层说：“产业资本和证券资本，你们谈吧，给多少，只要证券资本同意就行。”产业资本道：“我不给。”“不给‘S’你！”管理层怒曰。“S”就是把涨跌幅归到亏损公司行列，每天只能涨跌5%。[1]“他不给钱，你却打我屁股。”证券资本很冤，限制涨跌幅，那是给流通股的惩罚呀。很清楚，管理层包庇非流通股，因为那里有国有股。管理层的弦外之音是针对证券资本的：“你同不同意？不同意，我‘S’你！”证券资本大势已去，流通股东只能为“蝇头小利”争执一番后，实现“同股同权”，但这个“同股同权”不是建立在“同股同价”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同股对价”之上的。流通股的流通权，被似是而非的概念给彻底贬值了。
在两种资本对接之前，股票的供求主要由融资的多少和快慢决定，这完全由证监会控制，股票的价值则由“政策”决定。为什么由政策决定？因为涨得太高，产业资本不会冲进来抛股票，把产业资本转化为证券资本；跌得过惨，企业也不会拿钱买进公司的股票进行注销，使证券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说到底，企业的价值在证券市场上还停留在心理的虚拟价值上。我们的股市出现过把市盈率炒出1000倍的场面，炒手可以完全无视企业的自身价值。当价格过高或过低时，政府在“心理”上受不了，出政策打压股市或“政策救市”。在产业资本与证券资本不流通的情况下，政府的心理价值决定了股票的内在价值。股改前，说中国股市是政策市，是非常准确的。
股改后情况完全变了，股票的供求和价值完全不一样了。在5月17日召开的2008年光大金融论坛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独立董事刘纪鹏指出，面对汹涌而来的“大小非”解禁，首先要走出“没那么严重，没有想象中的可怕”这一认识上的误区。“如果认为‘大小非’解禁无所谓的话，那么我们还要更大的行政代价才能去弥补。”他说。
的确，问题要比想象的严重得多。虽然最近两年我们超常规发展证券资本，基金资产净值一度突破了3万亿元，占到A股流通市值的1/3，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小非的加入，随着产业资本转化为证券资本，基金的市值占比却越来越小，对市场的影响力正在???弱，而且后面还有巨大的供应量积压着。数据显示，2008年将有15.83%的大小非进入解禁流通，其中大、小非的比例各为50%左右；2009年将有38.62%的大小非进入解禁流通，其中大、小非的比例分别为80%和20%左右；2010年将有45.55%的大小非进入解禁流通，其中大、小非的比例分别为95%和5%左右。按照2008年4月17日的市值计算，这3年的解禁股市值分别为约2.23万亿元、5.45万亿元和6.42万亿元。也就是说，未来3年即使不发新股，老股也不以任何形式扩容，市场仅消化大小非解禁就需要14.1万亿元的资金。而在牛气冲天的2007年，融资额居全球第一的A股新股发行不过4470亿元。如此巨大的供应量，已不是供求失衡，而是供求畸形了。可在这种供求危难的当口，政府连IPO都没有停下来，继续发着新股。
在股票供求畸形的情况下，股票的价值也变了。股票的价值不再取决于政府的心理价值，也没有发展成取决于企业的内在价值，而完全取决于产业资本的心理价值，而且是低成本的产业资本的心理价值。其中“大非”和“小非”的价值观还有所不同，“大非”可能还会顾到控股权问题，“小非”则完全不可阻挡地要兑现利润。只有当这些利润低于在产业上投入与产出的利润时，才能真正达到证券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对接，“大小非”才会停止其抛售行为，股票市场的价值中枢才能建立起来。所以目前政府就算政策救市，也未必能像以往那样救得起来，因为在股改之后，股市的价值中枢已不是政策决定的了。在这种情形之下，3000点政策底，即“印花税防线”不攻自溃，是可以料见的。
更要命的是，我们的管理层对这点认识不足，以习惯性思维来理解当今的市场，以为出政策就能挽救市场于暴跌之中，而专家们还在为要不要“政策救市”争论不休，可市场的价值中枢已不再是“政策”了。股市对待一个个利好政策，如同武松斗杀西门庆--扔出去。上证指数不以管理层的意志为转移，无情地向下一个个破位。由于认识不足，管理层对市场的暴跌作出的反应有时候起到的效果也令人心寒。国资委面对市场的暴跌豪情万丈道：国有股不一定是减持，市场高了我们抛一点，市场低了我们买一点。这话原本的用意是，市场如此低迷，我们可能买进股票，国资委会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然而此语起到的效果，无异于给市场当头一棒。在国人眼里，国资委代表着国家，它也来个“高抛低吸”地做差价，谁是它的对手呢？而且从历史经验上说，股民已经领略到社保资金、保险资金等各路大资金都以短差为念，差价套利，与民争利，根本不是什么价值投资。
思想观念上不能与时俱进的管理层，很是想不通，叱咤风云的政策，咋就不灵了呢？而管理层把长期投资视为价值投资，甚而称之为“战略投资”，苦心培养起来的“战略者”机构们，此刻统统成了发了疯的羊，长期投资最后都沦为了“长期投机”。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的差别是：价值投资是把证券资本在这个市场里转化为产业资本，比如巴菲特买入可口可乐和吉列公司的股票，30年来从不抛出，持有期为“永远”，这种投资是以成为公司的股东为目的，以公司的成长的分红来赢利。放的时间再长，最终还是靠二级市场的差价来赢利，也只能称之为“长期投机”，却不是什么价值投资。我们很少看到国内的机构有价值投资的，连社保基金都在跑二级市场的差价。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看到在这个市场中把证券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其实从“宝延风波”开始的林林总总的二级市场收购案，最终大都是在市场里“作秀”，抬高股价，有差价可图。
国资委抛出“高抛低吸”的言论，无异于表明，它在这个市场里将不做价值投资，只做长期投机，以套取二级市场的差价为目的。这进一步表明，国资委在这个市场里，只把产业资本转化为证券资本，不会把证券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纵然低价买入，也是为了高价抛出。国资委做差价，这是何等可怕的事啊！那将是市场里最大的“庄”，这个庄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着国家，代表着裁判员。裁判员时不时下场踢你个“点球”，这市场如何玩？如今风雨“股灾”日，不看跌势也泪垂。股改的方向是对的，但方法错了。用“对价”取代“同价”，乐得国资委嘴都合不拢。国资委占了个大便宜，全国人民占了股民一个大便宜，这个“大便宜”可不便宜，为此付出代价的不仅是股民，最终还是全国人民。因为“同股对价”废弃了“同股同价”的公平性原则，市场的游戏规则被彻底破坏，股市环境极度恶化。
供求严重畸形、价值体系推倒重来、市场环境极度恶化，三者相加，中国股市演绎出人类证券史最惨烈的“股灾”。仅仅8个月，全球股市跌幅第一。这就是为迎接全流通时代的来到，中国的投资者付出的沉重代价，他们将经历前所未有的阵痛。一个市场的本质被否定，建立起新的本质，实现“否定之否定”的肯定，其阵痛远胜过孩子降生给母亲带来的阵痛。
[1]“S”股指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股票。“ST”股对财务状况或其他状况出现异常的上市公司股票进行特别处理，股票日涨跌幅限制在5%。--编者注
人道安慰“再承诺”
自2008年4月底证监会公布施行《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后，并不能阻止“大小非”们抛售股票，兑现利润。有些公司甚至无视新的规定，超过总股本1%的股票照样在市场里抛出。
5月7日上交所在日常监控中发现，开开实业一个持有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股东账户，在2008年4月21日至5月7日期间，通过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了377.69万股，减持数量占开开实业总股本的1.55%，公然叫板“指导意见”。上交所马上对该“大小非”股东，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零售分公司进行调查核实，随即对此进行了公开谴责，并对该“大小非”股东账户进行限制交易，限制该账户在三个月内不得买卖在上交所挂牌交易的所有证券，并记入诚信档案。另外，对于该“大小非”股东的交易行为，上交所提请中国证监会继续查处。
面对二级市场的高额利润，让持股1%以上的“大小非”很不甘心哪。对新规叫板者继续跳出来。5月13日上交所又发现，万好万家一个持有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股东--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2008年4月21日至5月12日期间，通过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了2255644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1.03%。上交所立即与该账户指定交易的国联证券及下属无锡县前东街营业部取得联系，要求其对该客户采取必要的提醒和限制措施。经过上交所督促，无锡国联于5月13日购回了超额减持的股份。
新规在法律上叫不响，就有人不怕“以身试规”。此后在市场里抛出超过1%的违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有人说那是因交易所对违规的“大小非”股东“酌轻处罚”的结果；也有人说，“大小非”股东不服，故意违规，以抗议新规对股改的“背叛”。不过不管什么理由，1%以上被指令在大宗交易平台上抛，可这个平台得有人接呀。
大宗交易系统专场业务有点像店头交易，“媒人”撮合一下，男女双方见面相亲谈一谈。“中不中？”“中。”那就去领结婚证。没有市场反复波动、形成一个价格趋势的“恋爱过程”。
新规出来后，上交所首场大宗交易系统专场业务在2008年6月20日举行，“媒人”包括国泰君安、建银投资和红塔证券三家券商，他们作为发起人，分别推介了中国石化500万股、交通银行150万股和新华医疗213万股。结果交通银行由三家报价方以7.62元每股成交了150万股，当天其股价在市场上的收盘价为7.7元，成交价略低于市场价。中石化以12.88元成交200万股，新华医疗卖家以涨停价11.59元报价，结果没有成交。
任何买卖都是双方的，给卖方一个抛的地方，可买方在哪儿。“据我了解，这次成交都没有基金公司参与。”在第一次大宗交易后，一位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道。基金们习惯了二级市场的“自由恋爱”，对这种封建式的包办婚姻没兴趣。况且介绍过来的“女方”要价可不低。“我们内部达成一致：以后不太会参与大宗交易。”另一位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道。原本就逃之唯恐不及的机构们，对大宗交易的抛盘根本就没啥兴趣。当然为了给管理层留点面子，给出的理由是：实际操作上有困难。
大宗交易的规则，也的确使买方不太愿意参与这种交易。在参加专场之前，购买机构并不知道有哪些公司有大宗交易，也不清楚价格是多少，交易员到了现场才知道情况。交易员没办法决策并报价，能遇到想买的股票，价格又正好在公司给交易员下单的区间内，这样的概率非常低。这就如同，哪家要嫁闺女，不知道；闺女长什么样，不知道；聘礼多少，也不知道。完全是“拉郞配”呀，所以许多机构对大宗交易不感兴趣，不愿去“相亲”。
在这样的情形下，还有公司想大笔抛出的“大小非”，宁可违规受罚，也要兑现利润。当“大小非”们在这个市场里狂捞现金时，另一种声音却给市场带来了些许安慰，那就是“再承诺”。所谓“再承诺”，就是解禁的“大小非”承诺再度锁仓，在一定期限内不抛股票。首先提出“再承诺”的，是三一重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