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世间已无郑成功
公元1662年2月2日，台湾光复，三十八年殖民统治彻底结束。但在郑成功眼里，他的事业或许才刚刚开始。
作为一位在今天有极高历史知名度的人物，郑成功早就家喻户晓。但如果说到他的历史价值，假若仅仅给他冠以“爱国主义楷模”“民族英雄”之类的名号，那对于他的了解，或许可以说仅仅是皮毛。
单就史学研究本身的价值来说，郑成功本人的身世，就是一个连接中国，日本，乃至荷兰在世纪历史的重要人物，所以在最近一百年来，海外尤其是日本，他一直是个被人尊崇的偶像级人物。比如有“日本莎士比亚”之称的近松门左卫门，就写过一部《国姓爷合战》，当然以日本人爱给自己脸上贴金，称宗祔庙的的传统，里面的郑成功被塑造成了日本武士，很让世代日本观众“自我感觉良好”了一把。饶是搞笑，却终能体现出这位英雄常年在海外受到的尊崇。
其实更应该尊崇他的，是我们，原因不仅仅是他的爱国主义行为，收复台湾的战功，更因为：在世界航海时代已经进入十七世纪下半叶的特殊时期里，郑成功，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引领中国走向这个时代的人。他所收复的台湾，更原本可以成为中国走向这个世界的一个窗口。
在明末清初的各路抗清势力中，有愚忠的儒生，铁血的军人，拥兵自重的军阀，林林总总鱼目混杂，然而郑成功的身份，却是既兼而有之，更不可复制，他做过儒生，投笔从戎，他的军队更是属于他自己的私家性质，但是他同样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这个时代纵横海洋上的海商。正是这个特殊的身份，令他的为人行事，势力扩张，充满了之前中国人所罕见的海权思想，他以纵横东亚的强大舰队，驰骋于沧海之上，通商世界，以战养战，他的发迹路线，与他同为海商的父亲郑芝龙一脉相承，他也确实有许多缺点，然而他的另一点，却更远远超越了郑芝龙：比起郑芝龙纯粹海盗起家，毫无信仰原则的情景，他却是一个终生恪守儒家传统思想的斗士，这样一个承袭中国传统儒家理念，却不拘泥守旧，相反具有放眼世界眼光的人，才能够在那个时代，引领中国融入世界。这一点的意义，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和两个不同政权间的纷争。
正因这特殊的角色，所以对于郑成功来讲，收复台湾，只是他个人理想的第一步，他要做的事情，还远远没有做完。他不但要把这一片已经遭受荷兰人三十八年残暴统治的国土，变成欣欣向荣的家园，更要让它成为打开国门的中国，连接世界的窗口。而时局的变化，却也让他不能再等待了，就在郑成功囤兵台湾的同时，清王朝也过了“国丧”期，正大举进攻郑成功的厦门，金门根据地，外加“迁界禁海”的推行，郑成功不但难以获得大陆的补给，连原本欣欣向荣的对外贸易也难继续：毕竟郑成功的外贸生意，是贩运内地货物至外洋，现在一“禁”，啥都得不到，人家凭什么和你做生意？
所以郑成功的选择，也只剩下扎根台湾了，他在台湾设立政府，废除了荷兰人的殖民机构，在台湾“定府县”“任职官”，细化之前早已设立的政权框架。并沿袭明制，在台湾设立六部，在台湾颁布“屯田”“建政”“司法”三大法，作为台湾地区的司法总纲，之后在台湾兴建学校，传播儒家文化，大力迁移内地流民至台湾。台湾光复后的建设时代开始了。
这段时期，按照清朝时期某些文人的说法，常说是郑成功“自立为王”。事实上，按照当年郑成功受封南明永历政权延平王时的规定，郑成功有权以延平王的身份，自行组建政府。他在台湾所做的这些，其实都是符合南明永历政权法统的，而且，这个政权将光复后的赤坎城改名叫“东都”。意为大明朝东部陪都之意。而且终这个政权的兴衰，它都始终不渝的沿用南明永历王朝年号。所以，郑成功在台湾建立的政权，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大明朝郑氏台湾政权”。后面为表述方便，简称“明郑”政权。
郑成功的这些举措，看似平淡无奇，但其中的每一条，却都意义深远，就以“三大法” 之一的屯田法来说，这一条在台湾当地推行最早，早在郑成功包围热兰遮城后，就曾由郑军官兵在台湾广为推广。表面上看，它与历朝历代的屯垦政策一般无二，真实内容却其实不一样：比起历朝历代将土地收为国有的屯田办法，明郑政权的屯垦法，土地是私有的。在南明永历十六年五月郑成功颁布的屯田法令中，就曾明确确认“各镇大小官兵，开辟田地，尽其力量，永为世业，以佃以渔以经商。
”这个条令的创举颇多，首先就是土地的私有制，这在之前中国历代土地的屯田政策，尤其是军屯政策中绝无仅有。如此举措，自然是为了解决台湾劳动力不足，吸引大批劳力来台。另一条就是“以佃以渔以经商”，也就是说，屯田者不但土地私有，更可自由支配这块土地，虽然表面上说可以随便什么都做，但以台湾当时的外贸局面，经济作物比粮食作物利润高得多。自然是什么来钱做什么，其实是鼓励自由经济，但郑成功却并非放任自流，他甚至在诏令中反复告诫，要求部下屯田时，对当地的山林，树木切莫过度开发，不能竭泽而渔。但如上优惠政策，同为屯田，比起前代，确实创举颇多。以后明郑政权的发展证明，这项政策，恰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强心针”。
后来是强心针，在当时却并不太受欢迎，郑成功的部将，大多都是福建沿海居民，当年随郑成功征台湾时，本身内部反对声就颇多，眼见得扎根台湾木已成舟，反对声也就四起，中国人素来主张“安土重迁”，从不轻易离开故土。而且此时的台湾，虽然已经开发多年，但大多数土地依然处于蛮荒状态，瘴气，丛林乃至湿热的气候，皆折磨着这些新移民们，日久天长，反对定居台湾的声音又渐高涨起来。郑成功的态度也明确：必须“扎根”。为了断了某些人的念想，郑成功一不做二不休，采取强制手段，将麾下士兵的家眷尽数接到台湾定居，甚至严惩了多名抗命的亲兵。霹雳手段下，这支垦荒大军别无选择，只能披荆斩棘，跟着郑成功开辟新天地了。
而在“三大法”中，“建政”法意义也同样不俗，这是中华五千年来，中国政府在台湾岛上设立的第一个行政机构，包括有第一个省会，第一所州府，第一座县城，第一个知府，第一个县令。然而和诸多的“第一”相比，其“三大法”中的“司法”内容，却更是开天辟地，其主要法律条文，承袭自《大明律》的相关内容，但明文写入了保护商业贸易，尊重私有财产，税制清查等内容。可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带有商业保护思想的法律。外加屯田令中鼓励工商业发展的内容，中国自西汉开始延续两千年的“重农抑商”政策，却在小小的台湾岛上悄然转向。
从南明永历十六年二月开始，台湾的开发，在郑成功的领导下有条不紊的开始了：完备的政府机构陆续建立了起来，垦荒工作遍及台湾全岛，数万军队以“寓兵于农”的政策，在台湾岛上定居了下来，大片的良田以惊人的速度，在台湾全岛扩展，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更陆续传入高山族部落中，原本“土番”与“汉民”之间森严的壁垒被打破，各族民众逐渐往来密切。而郑成功煞费苦心制定的法律，事实证明更非“务虚”，他严厉推行各项政令，尤其是各类禁止士兵侵掠台湾百姓的条文，更是令行禁止，他的部将吴豪因为掠夺民财，被他愤然处死，首任台湾承天府尹杨朝栋，也因贪污罪被他论死，这两个人，是他起兵打天下以来的绝对亲信，有了这两个“榜样”，明郑政权上下焕然，其令行禁止，号令森严，震慑全岛上下。明郑政权早期的官风吏治，也因此一派清明。
为了能在短时间内刺激台湾的生产，除了颁令屯垦，招募流民外，郑成功也出台了各种奖励政策，比如对移居台湾的百姓，由政府提供耕牛和谷种，对于生产落后的高山族部落，派专人教习他们汉人的耕作之法。他的苦心也很快收到了回报，内地沿海百姓一时间“归之如流水”，许多高山族部落也渐摆脱了传统的渔猎生活，转而定居农耕。台湾的耕地，人口，粮食储备，经济，都是一派蒸蒸日上之势。然而郑成功本人的状况，却开始蒸蒸日下了。
就在郑成功建立收复台湾功勋的前后，他却又遭到了人生里另一个沉重打击：被软禁在北京多年的父亲郑芝龙及其一家十一口，被新登基的康熙帝以“图谋不轨”为名杀害。这位前半生啸傲沧海的英雄，后半生一念之差，落得客死他乡的悲惨结局。消息传到台湾时，正是郑成功降服荷兰人，正一心开发台湾的时候，听闻噩耗的郑成功悲痛万分，就像他少年时喜欢望海思母一样，之后很多个夜晚，他也时常独自一人漫步在海边，望着北方的茫茫大海痛哭嚎啕。只是，值得他思念的亲人们，此时皆已阴阳相隔了。
郑芝龙的死，虽是因清王朝背信弃义，却终还是与台湾有关，郑成功东渡征台的决定，对于中原的“南明遗臣”来说，属于“逃跑主义”，而对于此时虎视眈眈的清王朝来说，却也是“不识趣”。即使在郑芝龙被软禁北京后，出于劝降郑成功的考虑，满清王朝对郑芝龙一家很是优待，但随着郑成功态度越发坚决，郑芝龙的利用价值也就越来越小，待到郑成功起兵征台后，清王朝终于明白，这个耿耿铁骨的硬汉终难为自己所用。于是彻底没有了利用价值的郑芝龙，清王朝自然不想让他再浪费粮食，然后是罗织罪名，杀头。忠孝不能两全，对于封建时代的人来说，大多是挂在嘴边的信念，而对于郑成功来说，却是残酷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