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之魂》：通往鲁迅的重要驿站——兼论青年鲁迅的思想起点
杜光霞
一
鲁迅是怎样成为如此独特的“这一个”的？他是完全异质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一块突然空降的、神秘不可解的“飞地”吗？正如早有学者提出的那样，他是“全面抨击中国的过去”，“号召完全摒弃中国传统”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吗？是根除了故国传统，又无法从西方“发现”可供信仰、坚守之意义，最后“走向虚无主义”了吗？笔者认为，对于鲁迅这样一个毋庸置疑产生并献身于中国的复杂精神存在，如果脱离中国特定时代场域和他特殊的生命历程，轻易将其复杂深刻的思想归因于天然的获得、遽然的植入或突然的改变，无疑是极具危险性的。事实上，鲁迅是从中国本土，从其社会时代环境土壤中一步一步生发出来的一个虽极具异质性，同时也极具“根性”，且完全合乎逻辑理路的特殊“现象”。
很长时间以来，绝大多数研究者对青年鲁迅的关注和分析都聚焦于1907至1908年所写的五篇论文，而对1903至1906年创作、改作或翻译的作品一笔带过甚至直接忽略；即便是为数不多的一些专门研究鲁迅“弃医从文”之前思想的文章，也大都主要围绕《中国地质略论》来强调鲁迅对自然科学的重视，侧重于突出其“结合大群起而兴业”、把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实业的发展当成是拯救国家民族的基本途径的主张，而几乎没有涉及鲁迅在这一时期关于社会思想、精神文明等人文方面的思考。如此一来，终生投入于文艺事业和精神抗争的鲁迅在此就似乎出现了某种中断或空白。笔者认为，这是由于长期以来学界对鲁迅在《斯巴达之魂》中所体现的思想痕迹不够重视，即使有所研究也大都停留在译作与创作之争、创作背景、写作缘起等较为粗糙的外部研究上，以至于淡化了其思想发展阶段中“弘文学院”这一并非空白的重要环节，模糊了青年鲁迅由怀抱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正统思想到因大量涉猎各种西方思想文化资源而逐渐“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文化偏至论》)的过程。事实上，即使敏感、早熟如鲁迅，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具备了1907至1908年那样较为成熟、复杂、深刻，以至于直到“五四”时期仍无重大或根本变化的思想。要想考察他如何从地道的“中国鲁迅”成为“世界鲁迅”的过程，探究其文学及思想的起点，《斯巴达之魂》中所遗留下来的珍贵证据实在不应当被忽略。
二
南京求学之前的周樟寿是由当时广泛施行的普通私塾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一个深受正统思想文化浸染的少年，这种特质一直贯穿了南京求学时期，并留下了一系列的显著表征。那时的周树人有三个刻着别号的图章，分别是“戎马书生”、“文章误我”和“戛剑生”，又曾与周作人合称“汉真将军后裔”，其思想志趣表现无遗：国家社稷危难之际，热血男儿往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想要闻鸡起舞，精忠报国。他这段时期署名“戛剑生”的诗文也进一步凸显了其传统气质。《戛剑生杂记》中的“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依然未脱千百年来乡愁文学的思路和格调，且“柔肠欲断，涕不可仰”等语句也颇有几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俗套和夸张；时时牵挂“老亲弱弟”，慨叹“有弟偏叫各别离”(《别诸弟》)、“执手销魂，兄弟竟居异地”(《和仲弟送别原韵并跋》)的深情，则体现出传统“孝悌”文化中最温暖美好的伦理建构成果；而《祭书神文》一面批判“钱神醉兮钱奴忙”，一面“绝交阿堵”，“把酒大呼”，邀请书神光临的举动，正如鲁迅晚年时期的自嘲——“……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这正是中国文人安贫乐道的清高传统的集中体现。如果我们对《斯巴达之魂》进行一番详细的考察，就不难发现少年鲁迅身上所承载的这种中国传统甚至有些正统的思想文化质素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了留日初期，然后“转入地下”，成为鲁迅生命中一种因隐藏得极深而极难发现的精神底色和思想起点。
1902年，二十出头的鲁迅被公派赴日留学，于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及科普知识的两年期间，在矿路学堂的知识基础上广泛接触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及文史哲学。那时的鲁迅虽早已有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及“绝望于孔夫子及他的之徒”(《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的端倪，骨子里实际上却依然是一个深深浸染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热血青年。正如他晚年的自省：“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集外集?序言》)这种种的“急”正显示了青年鲁迅“血荐轩辕”的爱国忧国热情，同时也促成了他最早的一次较大的“喷发”：创作、改作或翻译了《斯巴达之魂》、《说鈤》、《中国地质略论》、《月界旅行》等大量文章。在这批文章里，除了《斯巴达之魂》以外，其余文章都显示出浓郁的科技救国和科学启蒙倾向。其具体途径，一如他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所说的，既有“胪陈科学”的直接介绍，更多的则是“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可见，即使是在一生之中自然科学色彩最为浓烈的这段时期，在一边大量扩充各类相关专业知识，一边积极准备主攻医学的显性行状之下，鲁迅其实一直保持着根深蒂固、难以掩藏的思想文化经络和文艺志趣。而在1903年应刚刚接编《浙江潮》的许寿裳之邀而改写的《斯巴达之魂》里，鲁迅这方面的思考就得到了更多、更集中的展露。
从创作的时代背景来看，《斯巴达之魂》是应运而生，完全符合当时中国局势所需的。1840年以来，封闭、腐朽的中国在一系列反侵略战争中节节败退，尽管经历了艰难的努力和挣扎，仍一步步陷入了危亡的境地。尤其是1894至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自古以来一直远比中国弱小的日本竟大败中国，全歼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北洋水师，获取了巨额赔款及远东地区的一系列权益。中日两个民族对彼此的看法及心理也由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奉行的军国主义政策与其“义勇奉公”的武士道传统结合起来，显然对其国民精神、民族凝聚力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而且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无用之用”。到19世纪末鲁迅等人东渡留学时，日本在这方面所呈现出的“软件设施”已经蔚为壮观，对晚清那一代忧国伤时、五内俱焚的流亡者、留学生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刺激，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第一印象。实际上，在鲁迅之前，日本这种“武士道民族主义”所带来的民族凝聚力和团结、崇高的国民精神早就引起了梁启超的狂热推崇。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第十七节《论尚武》中鼓吹“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的观点，并列举了斯巴达、德意志、俄罗斯等国因为尚武而霸强的榜样，满怀艳羡地突出了当时日本“入队之旗，乞其战死，从军之什，祝勿生还，好武雄风，举国一致”的现状，最后辛酸回顾了中国屡屡挫败于异族武力的窘屈历史。如此彻底的梳理之后，梁氏仍不满足，又在《新民丛报》“历史”栏目连载了《斯巴达小志》，对斯巴达城邦这一世界上最早的军国主义典型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正面介绍，分析了其立国起源、立法、政体、民族之阶级、国民教育等情况，特别突出了其“纳一国国民于法之中……秩然不可乱，凛然不可犯”的“有法之专制”特征及斯巴达妇女爱国教育的成功。
《斯巴达之魂》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受到了梁文的直接影响，但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梁文是完全忠于历史的说明和议论，认为斯巴达的“尚武”精神来源并取决于“法治”的基本国策，所以他开篇并不直接从“尚武”的问题入手，而是从东西方性质大异的专制制度谈起，完全忽视斯巴达城邦等级森严、专制苛暴，对内法令残酷、毫无人性，对外则极富侵略性、攻击性的一面而对其推崇备至；而鲁迅所侧重的既不是“史”，更不是“法”，他是在“读史”之余“掇其逸事”而进行历史小说创作，目的是凸显并褒扬斯巴达人舍生取义、为国捐躯的“武德”和“国魂”，专取其民族精神而极力回避了其等级性、专制性、侵略性等致命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二者意识形态及表达方式的不同：梁启超的观点是鲜明、直露的，鲁迅的思想则是复杂的、隐藏的。而隐藏在《斯巴达之魂》文字背后的“鲁迅”，表面上看是非常“日本化”的，深受日本当时“军国主义+武士道”结合而形成的“武士道民族主义”熏染；但实际上，与此时热切主张移植西方及日本军国主义经验，极口赞颂侵略扩张的“天演物竞之公例”的梁启超不同，鲁迅在文中对斯巴达立国起源、立法、政体、民族之阶级、军国主义教育机制等内容的刻意模糊或回避，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一种与狂热情绪格格不入的保留、质疑状态。正是在最容易冲动、狂热的人生阶段难能可贵地埋下了这一点“存疑”的种子，短短的三四年之后，鲁迅才有可能萌发出那样完备的一套极富个人独特色彩的救国立国思想。而无论是《科学史教篇》中必须防止只强调“至显之实利”、“至肤之方术”而“精神渐失”的警示，《文化偏至论》中对唯西方论、“竞言武事”鼓吹侵略、“制造商估立宪国会”等“偏至”新学的批判和修正，还是《破恶声论》中批驳“灭裂个性”的“破迷信”、“崇侵略”等时髦主张，呼吁“苏古掇新”，既要广泛采掇西方文化中的新思潮、新精神，更要保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本根”和“神气”的理念，我们都可以在《斯巴达之魂》中所回避和保留的地方寻找到其生发的可能。由此可见，从时代环境到个人遭际都处于中西文化剧烈碰撞、新旧思想纠缠格斗状态的青年鲁迅其实并非如我们想象中那样前后分裂；在“弃医从文”这样一个重大而显著的转变现象背后，他其实一直都在尝试进行特殊的“取今复古”，只不过对西方自然科学及文史哲学等外来资源的“取今”过程较为清晰明显，而对其童年及少年时期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复古”过程则较为复杂、隐性。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