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生活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他出身贫寒，在逆境中自学成才，经历了许多磨难，人过中年才踏上仕途，靠着自己的才干，登上了清朝政府中汉人所能担任的最高职位。他未曾接受职业军人的教育和早期训练，但他成为他那一代中国人中首屈一指的军人。他不仅在他的祖国打造的所有最伟大的斗士中赢得了显著的地位，而且还成就了一个大政治家的伟业。他在遭到战争破坏的广袤土地上致力于安抚和重建，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左宗棠跟外国人交往不多，他工作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观察家的视线。他在大清帝国的西征中创下的丰功伟业，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只是偶然被人提及。有人说他“排外”，这个字眼对于19世纪末叶侨居中国的外国人而言，具有某种特殊的涵义。这种评价没有成为促使人们对其生平产生兴趣的显著动力。
左宗棠去世后的大约二十五年间，社会的迅猛发展导致大清帝国的衰亡，这个趋势进一步掩盖了左宗棠为了挽救帝国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旧政权寿终正寝以后的社会进程，自然会聚焦于当代的事件，淡化了那些为明显已经失败的事业而贡献力量的名人们所做的努力。于是左宗棠很少受到关注，几近被人遗忘。
在当时的环境下，左宗棠的生活与奋斗被中国人搁置到一边。他于1885年去世之后的若干年内，整个帝国都在缅怀他，歌颂他的功绩，但是随着旧政权的消亡，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高涨的革命热情形成一股大潮，把矛头指向上一代的伟人，因为他们服务于异族人的王朝。推翻了清朝统治的那场起义，在某种程度上被汉人视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延续。成功推翻了清朝统治的这一代人，很难指望他们赞赏那些把源流运动打败的人们所做的勋业。然而，尽管本世纪的这场革命无疑在某些方面植根于太平天国运动，但两者的理念相去甚远。太平天国的目标是推翻一个朝代，而不是推翻一种体制。
由于时间的冷却效应，近来可以看出一种趋势，中国人在用比较冷静的眼光考察上个世纪的领袖人物。对于左宗棠、曾国藩及其同代人的生平和奋斗的兴趣正在逐步升温。
左宗棠是一位儒家学者，毕生致力于增进对儒学的理解并贴近儒家的生活方式。他无私奉献的对象是忠君爱国的理念，而不是清朝。中国的儒学体系可以追溯到孔子，它渗入中国的灵魂，比任何对应的体系在任何其他国土上的影响，为时更长并且更为透彻。未来的情况不好断言，但可以大胆断言的是，在过去，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他的生平奋斗受到儒家学说的鼓舞和指导，他就不会被后人长久地钉在耻辱柱上。
在偶然查阅有关中国的西北和新疆南部与中部的文献时，我对左宗棠产生了兴趣。此人在收获季节之间指挥一系列征战，为大清帝国收复了大西北的省份。在下一次进军之前，他按兵不动，留下足够的时间为部队播种和收获粮食。然而，关于左宗棠这种新奇的战法，能够找到的英语文献实在太少，只能在汉语文献中寻找有关西征的较为完备的资料。本书的部分初稿是提交给北平中文学院的论文，作为学位申请的部分成果，标题为《左宗棠与平回》。
论文涉及左宗棠在西北的征战，用较小的篇幅介绍了他早期对太平天国的征战和当时的大致背景。本书在该论文的基础上，对其早期的征战和生平中的一些阶段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补充原来的不足。我又增添了一章作为引言，概述19世纪的中国政府、科举制度、财政体系和军队。又增补了其他章节，介绍初期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国的回民，以及阿古柏政权。此外，有关平回的部分做了改写。谨以此书纪念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左宗棠。
本书无论如何不是作为一份彻底的研究材料而提交出版的。有关左宗棠的生平、他参与过的事件以及当时的大致背景，存在大量有效的中文史料，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通读。本书的记述类似于对《左文襄公全集》所收年谱所做的文摘。该文集是由杨书霖花费大约4年的时间，采用为撰写《年谱》而搜集的资料编辑而成。《年谱》共10卷，逐年逐月地记述了左宗棠的生平，从他在1812年出生，直至于1885年逝世。本书的编年史部分根据大清典史馆编纂的官方左宗棠传记做了增补，随处节录参考文献中的其他中文资料，以及外国人著作中的参考资料。
本书在创意、构思和取材方面，大大受益于威廉·詹姆斯·黑尔的杰作《曾国藩与太平天国》。黑尔博士在他的著作中当然只能附带地记述左宗棠的生平，希望本书通过扩展对左宗棠一生的记述，能对这项研究略有增益。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内容，我只是把这场伟大的运动简略地记述到1860年。从1860年到运动结束，我强调了左宗棠扮演的角色。如此处理自然难免忽略这场运动的各个方面，只能把重点放在局部而非整体。对于传记作品而言，这似乎是一个先天的缺陷。大多数记述太平天国运动的英文著作，都是讨论某些特定的阶段和其中的某些特定人物。早期的研究几乎全部聚焦于某些外国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们从1860年以后融入了一系列事件。这些研究倾向于夸大外国人在结束这场战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较近的研究者开始觉醒，对汉人参与者产生了兴趣，但要就他们在镇压太平军时所发挥的作用给出恰当的评价，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左宗棠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这场运动的研究越是深入，这个角色就会越显重要。在这场运动的前期，湖南省政府给予曾国藩湘军的援助，哪怕少了一点点，对帝国的事业而言无疑都是致命的。而在那几年中，左宗棠处在该省政府中准官员的位置上，成为湖南省政府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的影响力对于支持湘军是不可缺少的。
本书摘译了左宗棠的一些奏稿和书信，借以反映他的性格和脾气，以及他如何把握中国当时的各种情势。据我所知，这是翻译左宗棠奏稿和书信的首次尝试。译文是比较随意的，但我相信非常接近原文作者的意思。本书中所有的汉译英都是我本人完成的，其中存在的错讹都由我自己负责。李秀成关于太平天国的记述于1865年由雷先生翻译为《忠王自传》。这个译本现在非常罕见，我无法得到一本。本书中有关太平天国初期的文摘都是我根据汉文本摘译的。
中国人名和地名的罗马拼音化，在本书中存在大量的前后不一。就人名而言，我试图采用如今用于北京方言的拼音，或称国语发音。就地名而言，我一般采用丁格尔编撰的《中国新地图和地名辞典》中所提供的拼法。大多数地名都标注在正文所附的各种地图上。
借此机会我要感谢中文学院的院长W. B.佩图斯博士，他曾给予我慷慨而不懈的鼓励。我还要感谢该院图书室和中文教研室给我的宝贵帮助。中文学院的图书室主任F. D.舒尔西斯博士为我审读手稿，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意见；美军的约瑟夫.W.史迪威上校对这部作品兴趣盎然，以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深刻理解，多次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对他们的帮助，我要特别致谢。
惟有那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到我对中文学院的中国老师王楚明先生的感激之情。他有巨大的个人魅力，坚忍的耐力，对祖国的历史持有深刻的见解，以稀有的热情引导人们理解伟大的中国历史。为了让我通晓为本书打下基础的汉语文献，他付出了不可或缺的耐力、兴趣和鼓励。本书获得的任何赞赏，都要归功于王先生。不过，由于他对英语完全陌生，所以他不对本书存在的大量缺陷负责。
本书只是初步的寻踪，探索一位伟大军人和政治家的足迹，他的生命历程，处于中国迅速发生新旧交替的时期。左宗棠的重要性，随着人们对他生平奋斗的认识加深，将会与时俱增。他的个性扎根于旧中国，但他的人生观是新鲜的。他以顽强的搏斗存活于盛极必衰、否极泰来的法则中。他的成功虽然从现在看来在地域和时间上都有局限性，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许从另一个周期的有利角度来看，情况会有所不同。左宗棠穷尽一生努力效法的诸葛亮，他所取得的成就，同样受到地域和时间的限制，然而他已经成为许多代中国同胞的一个象征。用儒家的标准衡量，只有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取得成就，才是最高的成功。希望这本入门读物能够抛砖引玉，有助于素质更高的读者更深入地研究丰富的史料，更清晰地阐释这个杰出男人的一生。
W. L.贝尔斯
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
1937年2月
